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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01年启动以来，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就像一艘庞大的帆船在狂风巨浪与急流险滩中艰难而曲折地前进着。虽说解决了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但先后确定的多个谈判“最终期限”也相继被错过，刚刚过去的2006年4月30日是最近的一个。
按照WTO成员部长在香港的约定，2006年4月30口应达成多哈谈判的“完整模式”，但因为农业和非农两个主要谈判领域缺乏足够的进展，计划再次落空。但这次挫折并没有像2003年的坎昆会议一样给多哈谈判带来重大的打击，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在5 7月的90天内达成完整模式，各成员尚有近半年的时间提交减让表井进行核查，谈判仍可能在2006年年底前结束。出于现实的考虑，谈判官员们不再为谈判设置最终期限，唯求务实谈判并尽快取得进展，因为大家“宁愿在没有最终期限的情况下取得进展，也不愿意要一个没有进展的最终期限”。
那么，当前多哈谈判面临的主要困难究竟是什么?7月底前达成完整模式的前景怎样?解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对谈判两个主要领域的三个关键议题进行分析：农业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当农业与非农这两个曾经相对独立的议题被联系在一起时，三个本身就敏感而复杂的核心谈判议题又形成了一个难解的“三角”，考验着谈判人员的智慧，也向谈判的命运提出了新的挑战。
农业国内支持
农业国内支持谈判大致可分为“削减”和“纪律”两个方面。削减是要降低“黄箱”措施、“蓝箱”措施和“微量允许”的支持水平，而纪律则主要是限制“蓝箱”和“绿箱”措施对贸易和生产的扭曲作用。相对而言，削减方面更为敏感也更受关注。
在150个WTO成员中，国内支持承诺水平最高的成员是欧盟、日本和美国。2003年，欧盟对其“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改革，大幅度减少了与生产挂钩的“黄箱”措施和“蓝箱”措施支持水平，并开始大量使用不挂钩的“绿箱”措施，这使欧盟可以在谈判中承受较高水平的减让承诺。而日本在1998年进行了“大米自由化”后，“黄箱”支持水平降低了近80％，在本轮谈判中，日本在国内支持削减方面没有任何压力。与欧盟、日本相反，美国在2002年修改农业法时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业的补贴，不仅提高了补贴的金额，也扩大了可以接受补贴的产品范围。这也把提供国内支持不是最多的美国推到了谈判的风口浪尖上。
在谈判中，美国提出可对其黄箱进行60％的削减，对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量进行53％的削减。这将使美国国内支持的约束水平由191亿美元降至76亿美元，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量由482亿美元降至227亿美元。但由于在谈判中美国成功地“改革”了“蓝箱”的定义，可以将48亿美元的黄箱措施中的“反周期支付”作为“新蓝箱”措施通报，这极大地减轻厂美国在国内支持削减方面承受的压力。事实上，自从2002年美国开始提供反周期支付以来，4年的平均水平为29．5亿美元，支持水平最高的2005年为52亿美元，转入“新蓝箱”几乎没有太大的困难。相对而言，G20要求美国对黄箱进行70％的削减，对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星进行75％的削减可能更具有实质性意义。但美国已经多次声称，现在的出价已经是其谈判底线，没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近期，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纷纷提交法案，要求将修改农业法的时间推迟到多哈谈判结束以后。这种作法的意图就是给其他成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市场准人方面做出实质性贡献，否则美国将降低在国内支持削减方面付出的代价。
农产品市场准人
农产品市场准入是农业谈判的核心，在本轮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收益中，市场准人的贡献率超过90％。关税的削减和关税配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世界农产晶贸易量，对于农产品出口国而言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对于维持了较高的农产品关税的成员来说，削减关税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为了保护其高成本、低竞争力的农业，欧盟维持了平均为22．8％的农产品关税，日本为41．8％，挪威为70．7％。在具体产品方面，欧盟牛肉杂碎的关税高达407．2％，挪威肉骨粉的关税高达1067．7％，而日本魔芋[作者注tuber ofkonnyaku(amorphophalus)]的关税更是高达1705．9％。尽管欧盟的农产品关税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作为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市场，欧盟仍然是淡判中最受关注的成员，紧随其后的足闩本．挪威等GlO成员。
在谈判中，美国、G20和凯恩斯集团要求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成员对农产品关税进行50％以上的削减，同时大幅度扩大关税配额。而欧盟同意接受的关税削减幅度仅为39％。同时，为了对敏感产品进行保护，欧盟和G10还在谈判中提出了“敏感产品”的概念，要求这部分在关税削减巾以享受较低的削减幅度。为了确保多哈宣言确定的“实质性改善市场准入水平”的目标，敏感产品需要通过扩大关税配额对少减的关税进行补偿。美国、G20、欧盟和G10都提山了补偿方案，但各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目前，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澳大利业、日本、和小国等12个成员正在就关税削减等相关问题进行模拟，关税削减幅度等具体参数都将在模拟基础上由部长们通过政治决策确定。
但是对于在工业制成品贸易方面占据优势的成员来说(欧盟、日本、挪威等)，他们削减农产品关税的努力必须在工业品贸易中得到回报，为此，他们要求发展中成员在非农谈判中开放市场。
非农产品市场准入
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的目标足削减非农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其中关税谈判足重点。发达成员平均关税水平在6％左右，但是其水产品、纺织品、皮革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关税平均关税水平较高(9％-20％左右)，存在较多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发展中成员平均约束税率水平接近30％，大大高于发达成员。非农谈判巾，总体而言美欧等发达成员处于攻势，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成员处于守势，两方形成对峙、僵持不下。
一方面，发达成员要求发展中成员将约束税率削减至实施税率以下，要求进行没有水分的减让，创造实实在在的市场准人机会。对于这种要求，发展中成员通过强调特殊和差别待遇、借助不同形式的小集团来保护自己的防守利益。另一方面，发展中成员将非农谈判与农业谈判紧密挂钩，相互比较，指责美欧在农业谈判中的削减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存在水分，要求农业市场准人和非农市场准人谈判具有相同的抱负水平，比如关税封顶、将非从价税全部转化為从价税开进行约束等等。对此，美欧则强调农业帐谈判与非农谈判的区别，反对机械对比两个谈判领域的主要问题。
“多哈”谈判驶进了“百慕大三 角”?
农业与非农谈判二个关键议题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联，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三角关系”。只有三个角之间达到了平衡，多哈回合谈判的“完整模式”才能最终确定。
但是实现全面的平衡实在是一笔难算的帐。在农业国内支持和市场准人方面，补贴和關税需要分别进行多少削减才是平衡的?毕竟关税降低一个百分点和国内支持降低一个百分点在减少贸易扭曲方面的效果是不同的。另外，农业和非农市场准入方面的关税应当进行怎样的削减才是平衡的?在世界农产品贸易远远低于非农产品贸易的大背景下，发展中成员的非农产品关税显然不应与发达成员的农产品关税进行相同幅度的削减。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农业国内支持和非农市场准人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问是否可以建立直接的联系?
对于不同的成员，需要算的帐也是不同的。发展中成员在农业谈判，似乎是埋所当然的“赢家”，因为无论削减农业补贴还是关税，更加公平的农产品贸易环境将使其从扩大的农产品出口中获益，但他们也需要在非农谈判中付出代价。另外，发展中成员总体获利并不代表每个发展中成员同等获益，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人国的收益最多，其他成员的收益要小得多，甚至是负的。对于他们来说．发达成员在农业谈判中多削减、发展中成员在非农谈判中少削减可能是唯一合理的结果。对于欧盟和G10中的发达成员来说，他们在农产品自由化中只是付出，很难得到收益。但在非农谈判中，他们是潜在的受益者。也许他们在谈判中得到的收益可以小于发展中成员，但不会是“净输家”。真正的“赢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成员。这些成员的关税水平比较低，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入，同时由于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生产中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是在农业和非农谈判中都能获益的发达国家。
农业与非农谈判中这个三角区域就像地球上的“百慕大三角”——一个可能使多哈回合谈判迷航的区域。只有尽快驶出这片危险的海域，才可能按时抵达目的地。但现实的情况是，多数成员都在为降低潜在损失 “挖窟窿”、“升后门”，虽然照顾了自身利益却损害了其他成员利益和谈判的整体利益，多哈回合谈判也就像是一艘缺乏动力的大船，正在彷徨中面临着沉没的危险。但WTO已经经历了太多挫折，如果多哈谈判再失败，它给WTO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也许出于现实的考虑，降低对谈判的期望并加快谈判的速度才是在最终日期前结束谈判唯一的选择。
(作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
按照WTO成员部长在香港的约定，2006年4月30口应达成多哈谈判的“完整模式”，但因为农业和非农两个主要谈判领域缺乏足够的进展，计划再次落空。但这次挫折并没有像2003年的坎昆会议一样给多哈谈判带来重大的打击，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在5 7月的90天内达成完整模式，各成员尚有近半年的时间提交减让表井进行核查，谈判仍可能在2006年年底前结束。出于现实的考虑，谈判官员们不再为谈判设置最终期限，唯求务实谈判并尽快取得进展，因为大家“宁愿在没有最终期限的情况下取得进展，也不愿意要一个没有进展的最终期限”。
那么，当前多哈谈判面临的主要困难究竟是什么?7月底前达成完整模式的前景怎样?解答这两个问题，需要对谈判两个主要领域的三个关键议题进行分析：农业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当农业与非农这两个曾经相对独立的议题被联系在一起时，三个本身就敏感而复杂的核心谈判议题又形成了一个难解的“三角”，考验着谈判人员的智慧，也向谈判的命运提出了新的挑战。
农业国内支持
农业国内支持谈判大致可分为“削减”和“纪律”两个方面。削减是要降低“黄箱”措施、“蓝箱”措施和“微量允许”的支持水平，而纪律则主要是限制“蓝箱”和“绿箱”措施对贸易和生产的扭曲作用。相对而言，削减方面更为敏感也更受关注。
在150个WTO成员中，国内支持承诺水平最高的成员是欧盟、日本和美国。2003年，欧盟对其“共同农业政策”进行了改革，大幅度减少了与生产挂钩的“黄箱”措施和“蓝箱”措施支持水平，并开始大量使用不挂钩的“绿箱”措施，这使欧盟可以在谈判中承受较高水平的减让承诺。而日本在1998年进行了“大米自由化”后，“黄箱”支持水平降低了近80％，在本轮谈判中，日本在国内支持削减方面没有任何压力。与欧盟、日本相反，美国在2002年修改农业法时大幅度增加了对农业的补贴，不仅提高了补贴的金额，也扩大了可以接受补贴的产品范围。这也把提供国内支持不是最多的美国推到了谈判的风口浪尖上。
在谈判中，美国提出可对其黄箱进行60％的削减，对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量进行53％的削减。这将使美国国内支持的约束水平由191亿美元降至76亿美元，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量由482亿美元降至227亿美元。但由于在谈判中美国成功地“改革”了“蓝箱”的定义，可以将48亿美元的黄箱措施中的“反周期支付”作为“新蓝箱”措施通报，这极大地减轻厂美国在国内支持削减方面承受的压力。事实上，自从2002年美国开始提供反周期支付以来，4年的平均水平为29．5亿美元，支持水平最高的2005年为52亿美元，转入“新蓝箱”几乎没有太大的困难。相对而言，G20要求美国对黄箱进行70％的削减，对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总星进行75％的削减可能更具有实质性意义。但美国已经多次声称，现在的出价已经是其谈判底线，没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近期，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纷纷提交法案，要求将修改农业法的时间推迟到多哈谈判结束以后。这种作法的意图就是给其他成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市场准人方面做出实质性贡献，否则美国将降低在国内支持削减方面付出的代价。
农产品市场准人
农产品市场准入是农业谈判的核心，在本轮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收益中，市场准人的贡献率超过90％。关税的削减和关税配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世界农产晶贸易量，对于农产品出口国而言意味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对于维持了较高的农产品关税的成员来说，削减关税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为了保护其高成本、低竞争力的农业，欧盟维持了平均为22．8％的农产品关税，日本为41．8％，挪威为70．7％。在具体产品方面，欧盟牛肉杂碎的关税高达407．2％，挪威肉骨粉的关税高达1067．7％，而日本魔芋[作者注tuber ofkonnyaku(amorphophalus)]的关税更是高达1705．9％。尽管欧盟的农产品关税并不是最高的，但是作为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市场，欧盟仍然是淡判中最受关注的成员，紧随其后的足闩本．挪威等GlO成员。
在谈判中，美国、G20和凯恩斯集团要求包括欧盟在内的发达成员对农产品关税进行50％以上的削减，同时大幅度扩大关税配额。而欧盟同意接受的关税削减幅度仅为39％。同时，为了对敏感产品进行保护，欧盟和G10还在谈判中提出了“敏感产品”的概念，要求这部分在关税削减巾以享受较低的削减幅度。为了确保多哈宣言确定的“实质性改善市场准入水平”的目标，敏感产品需要通过扩大关税配额对少减的关税进行补偿。美国、G20、欧盟和G10都提山了补偿方案，但各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目前，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澳大利业、日本、和小国等12个成员正在就关税削减等相关问题进行模拟，关税削减幅度等具体参数都将在模拟基础上由部长们通过政治决策确定。
但是对于在工业制成品贸易方面占据优势的成员来说(欧盟、日本、挪威等)，他们削减农产品关税的努力必须在工业品贸易中得到回报，为此，他们要求发展中成员在非农谈判中开放市场。
非农产品市场准入
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的目标足削减非农产品的关税和非关税措施，其中关税谈判足重点。发达成员平均关税水平在6％左右，但是其水产品、纺织品、皮革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关税平均关税水平较高(9％-20％左右)，存在较多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发展中成员平均约束税率水平接近30％，大大高于发达成员。非农谈判巾，总体而言美欧等发达成员处于攻势，印度、巴西等发展中成员处于守势，两方形成对峙、僵持不下。
一方面，发达成员要求发展中成员将约束税率削减至实施税率以下，要求进行没有水分的减让，创造实实在在的市场准人机会。对于这种要求，发展中成员通过强调特殊和差别待遇、借助不同形式的小集团来保护自己的防守利益。另一方面，发展中成员将非农谈判与农业谈判紧密挂钩，相互比较，指责美欧在农业谈判中的削减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存在水分，要求农业市场准人和非农市场准人谈判具有相同的抱负水平，比如关税封顶、将非从价税全部转化為从价税开进行约束等等。对此，美欧则强调农业帐谈判与非农谈判的区别，反对机械对比两个谈判领域的主要问题。
“多哈”谈判驶进了“百慕大三 角”?
农业与非农谈判二个关键议题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联，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三角关系”。只有三个角之间达到了平衡，多哈回合谈判的“完整模式”才能最终确定。
但是实现全面的平衡实在是一笔难算的帐。在农业国内支持和市场准人方面，补贴和關税需要分别进行多少削减才是平衡的?毕竟关税降低一个百分点和国内支持降低一个百分点在减少贸易扭曲方面的效果是不同的。另外，农业和非农市场准入方面的关税应当进行怎样的削减才是平衡的?在世界农产品贸易远远低于非农产品贸易的大背景下，发展中成员的非农产品关税显然不应与发达成员的农产品关税进行相同幅度的削减。另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在农业国内支持和非农市场准人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问是否可以建立直接的联系?
对于不同的成员，需要算的帐也是不同的。发展中成员在农业谈判，似乎是埋所当然的“赢家”，因为无论削减农业补贴还是关税，更加公平的农产品贸易环境将使其从扩大的农产品出口中获益，但他们也需要在非农谈判中付出代价。另外，发展中成员总体获利并不代表每个发展中成员同等获益，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人国的收益最多，其他成员的收益要小得多，甚至是负的。对于他们来说．发达成员在农业谈判中多削减、发展中成员在非农谈判中少削减可能是唯一合理的结果。对于欧盟和G10中的发达成员来说，他们在农产品自由化中只是付出，很难得到收益。但在非农谈判中，他们是潜在的受益者。也许他们在谈判中得到的收益可以小于发展中成员，但不会是“净输家”。真正的“赢家”是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成员。这些成员的关税水平比较低，需要付出的代价并不入，同时由于在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生产中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是在农业和非农谈判中都能获益的发达国家。
农业与非农谈判中这个三角区域就像地球上的“百慕大三角”——一个可能使多哈回合谈判迷航的区域。只有尽快驶出这片危险的海域，才可能按时抵达目的地。但现实的情况是，多数成员都在为降低潜在损失 “挖窟窿”、“升后门”，虽然照顾了自身利益却损害了其他成员利益和谈判的整体利益，多哈回合谈判也就像是一艘缺乏动力的大船，正在彷徨中面临着沉没的危险。但WTO已经经历了太多挫折，如果多哈谈判再失败，它给WTO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也许出于现实的考虑，降低对谈判的期望并加快谈判的速度才是在最终日期前结束谈判唯一的选择。
(作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