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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文物保护事业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文物保护修复理念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本文阐述了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结合文物保护实践，以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石头城、破碎陶器修复、石家庄市毗卢寺释迦殿和毗卢殿修缮工程为例，分别论述了“不改变文物原状”、“可识别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三个基本原则在文物保护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最后，阐述了对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几点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文物保护与修复;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可识别原则;最小干预原则;理念
引言
“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为全民所共有”的观念，日益成为党和政府文物工作的落脚点，在我国，文物保护经历了这么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从1982年通过至2017年的最新版，经历五次修正，从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可以看出，我国对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理念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传承和发扬本国自身的传统保护修复理念和借鉴西方的完整科学体系和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我国建立了适合自身文物保护情况的保护理念。新时代，我国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定会更上一个台阶，本文将我国文物保护理念的发展和基本内容进行了文献梳理，并就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浅谈我对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理解与思考。
1.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发展和内容
1.1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和方法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有效保护了一大批濒于毁坏的古迹的同时，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理论和指导原则，并由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相关的法规。在我国早期的文物保护法规中，提到了文物保护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保存现状，二是恢复原状。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的论述就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他在1932年的文章中提到，保护可以分为“修”和“复原”两类。破坏的部分需要修补，这毋庸置疑;“有失原状”的应该恢复。他认为，复原是个复杂的问题，“必须主事者对于原物形制有绝对根据，方可施行”“否则仍非原形，不如保存现有部分”。这对中国文物保护产生了长远影响。5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重要保护项目开始实施，修复原则变得更为清晰。这个时期认为恢复原状是我国文物保护的最高追求。我国文物保护界的前辈学者余鸣谦先生在1957年的文章中就提到：能够复原成统一的时代形式当然是最希望的，恰如其分的复原将使文物价值大为提高。60年代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提到，文物修缮都以恢复原状或保存现状为原则。在此基础上，参照以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原则，制定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它是在中国文物保护法的体系框架下，提出了十条基本原则，其中就第十九条和二十一条即“最小干预原则”和“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单独列出。这些原则，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指导的行业规则和评价工作成果的主要标准，也是对保护法规相关条款的专业性阐释。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了十六字工作方针，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如今，这十六字方针写入2017修正版文物保护法总则第四条，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参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了法律約束和制度的保障，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将在此基础上巩固与发展。
1.2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内容
“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当中这样解释：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修复应当以现存的有价值的实物为主要依据，并必须保存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遗留的痕迹。一切技术措施应当不妨碍再次对原物进行保护处理;经过处理的部分要和原物或前一次处理的部分既相协调，又可识别。所有修复的部分都应有详细的记录档案和永久的年代标志。
“可识别原则”。《威尼斯宪章》对“可识别”思想仅仅进行了简要地表述，并末进行透彻的阐述。通过对可识别原则的初步思考和探讨发现“可识别原则在文物的使用人群、识别环境条件、识别技术手段、识别时效性等四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相对性。这些是“可识别”原则自身的特性，也是《威尼斯宪章》未曾阐释的内容，而这恰恰是在文物保护修复实际工作中用好“可识别”原则的关键。
最小干预原则。在文物保护十六字工作方针当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可以理解为对于文物面临危害濒临消失的、对本体危害较大的、需要立即实施抢救的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文物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干预，但对于保存较好的文物，在研究其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同时，为其营造良好的保存环境，采取较为科学的适合文物本身的管理方式，就可以了，不要对文物本体进行过多的干预和干扰。其实就文物本体而言，不管我们处于任何角度出发，只要是对本体的所做的任何干预措施，哪怕是极其微小的都会对文物造成或多或少的危害，而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文物保护的过程中注意不到的，与其说是保护，倒不如说是对文物的“修复性”破坏。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最小干预原则”，一旦需要干预，就应该采取最为可靠、最为有效的方法，有利于文物的长久保存，并尽量减少对文物价值造成的伤害，保证文物“原真”地保存下来。随着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对文物本身认识的深化，随着整个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后人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2.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2.1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文物的“原状”，不仅指文物的外观形貌，而应是包括文物一切原始信息的状态，即包括文物所内含的一切历史、艺术、科学、材料及工艺技术等无形的信息。“不改变文物原状”，除了不能改变人们所能感觉到的一切原貌外，也不能改变文物固有的、反映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社会发展的一切历史信息。通常所说的“修旧如旧”的“旧”，也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新旧”的“旧”，而应该指旧有的状态，即“原状”。 2.2可识别原则
所谓“可识别"原则，无非是为了防止以假乱真，影响正常的学术研究。对于保护材料而言，保护、修复使用的一切添加材料都并非用来替代文物的原材料，而是要更有效地保护原工艺、原材料所固有的一切历史信息、工艺技术信息。因此，没有必要过多地强调原工艺、原材料。保护材料既无须追求特别强固也不要追求特别耐损，重要的是，添加的材料不能对文物本体及文物的原材料造成伤害，不影响对文物原始材料、原始工艺等价值信息的研究;也不要简单地要求耐老化，而应该要求即使材料老化以后，也不会对文物产生无法挽回的后遗症。因此，关于“可识别性”原则，也不能机械地理解，对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陶器的修复，要把陶器碎片粘合起来.残缺部分用石膏补上，就能体现出它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2.3最小干预原则
尽可能减少干预。凡是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日常保养以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必须干预时，附加的手段只用在最必要部分，并减少到最低限度。采用的保护措施，应以延续现状，缓解损伤为主要目标。但当文物出现残损需要干预时，必须充分考虑最少干预的原则以最小程度影响其真实完整的历史信息，从而更好进行文物完整性评估和保护文物的价值。
以毗卢寺释迦殿和毗卢殿修缮工程为例。毗卢寺位于石家庄市西郊上京村，创建于唐朝天宝年间，宋、元、明各朝均曾重修，现仅存释迦殿（前殿）和毗卢殿（后殿）。毗卢寺临近石津总干渠，地下水源丰富，现存两座建筑的墙体、柱子吸水，砖墙下端酥碱;加之屋顶多处漏雨，木构件呈现不同程度的糟朽，殿内壁画受潮。此外，由于年代历久，结构稳定性下降，释迦殿内西山墙梁架向东倾斜，东山墙内中柱断裂，建筑失去整体性，壁画也被拱破。毗卢寺的残损状况达到了必须修缮的程度，经评估分析，认为残损主要问题是水侵蚀和结构强度退化导致的释迦殿梁架失稳、两殿下碱砖砌体酥碱，而且如不阻断水的侵蚀，结构、壁画残损还会继续发展。维修逐一解决出现的各个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
（1）对于释迦殿梁架失稳：释迦殿两山中柱强度已无法承载屋顶结构，但原状墙体中有碎砖垒筑夹层，以现有方法局部更换墙体内柱工程干涉范围大，故采用了“柱外加柱、墙外包墙”的办法，保留现存东西山两缝梁架不动的情况下，在其外重新立柱增设梁架承托屋顶重量，并砌墙维护新柱。这既解决了承载力弱的问题，又不影响山墙整体（尤其内侧壁画），外观改变微小。
（2）对于砖墙下端砌体酥碱：毗卢殿的修缮中对下碱墙酥碱砖块采用挖补的方法，更换过程中逐块检验，只选择酥碎、强度不足的砖块，保留所有状况尚好的原物，将替换量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中，强调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正是最少干预这一原则的体现。毗卢寺前后两殿的修缮体现了有针对性地解决保护中出现问题的思路，结果既解决了问题、防止其进一步发展，又避免了对文物的无谓或过度干预。
3.对经典保护修复理念的理解与思考
作为一名文博人员，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以保护并体现文物完整的价值为最高准则，遵循基本的文物保护理念，认真研究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方法，对待每一件需要保护的文物要本着负责任的心态，在实践中应具有强烈的代入感，感受文物的历史厚重信息，让其去“诉说”，我们去做倾听者，在研究文物时决不能加入任何自己的思想，深入理解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坚持核心思想不能变，即“不改变文物原状”、“可识别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三个最基本原则。
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是经过几代文保人的共同努力而形成的，是我们今天开展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准则，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要求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经典理念，以“可识别原则”为例，过于强调可识别，会给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造成很大的困惑，过去要求文物修复部分与原件之间平面有错落，色泽、色调有差别，但对于真正的文物专家和文物修复专家而言，不可识别本身就是是不可能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即使在感觉器官很难辨别的情况下，多种简单的技术设备都能帮助我们来识别，例如常用的紫外荧光技术、X射线探伤技术、红外技术等各种可视性的检测方法都能做到。
另外，我认为今后的文物保护应该加强预防性保护。以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为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历了抢救性保护阶段、科学化保护阶段，目前已建成莫高窟预警监测体系，向预防性保护阶段过渡。完善的文物预防性保护体系，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将文物的各类病害扼杀在萌芽阶段。
4.结论
文物保护与修复，应该以保护并体现文物完整的价值为最高准则，在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可识别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三个最基本原则下，去挖掘文物价值，让文物“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以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发展力量。对于一个城市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以找回老城记忆，体现城市精神，提升城市魅力。对于一个乡村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以感受地域风情，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文物活起来，完善自身，坚持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基本理念，深入挖掘文物的文化内涵，尊重文物承载的精神意义，让文物在受到保护与修复的同时，以最为“完整”、“真实”和“科学”的姿态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詹长法.新形势下文保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创新[J].世界遗产，2017：21.
[2] 吕舟.再谈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實性问题[J].《世界遗产》，2015（4期）：20-21.
[3] 温燕，吴更生.詹长法：文物保护路上的孜孜行者[J].《世界遗产》，2016（3期）：76-85.
[4] 何流，詹长法.《威尼斯宪章》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意义[J].中国文化遗产，2015：84-91.
[5] 詹长法，徐琪歆.《威尼斯宪章》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02）：10-15+18. [6] 吕舟.《威尼斯宪章》的真实性精神[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02）：22-24.
[7] 国际古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Z].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63，67.
[8] 路智勇.试论“可识别”原则的相对性——兼论文物保护修复中可识别程度的把握[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04）：34-38+49.
[9][10] 陆寿麟.我国文物保护理念的探索[J].东南文化，2012（02）：8-11.
[11] Leslie Rainer.Deterioration and Pathology of Earthen Architecture [C]. Terra Literature Review.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in Earthen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 . 2008，45-61.
[12] Hughes，R.E.Survey technique and 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soil buildings [C]. In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Earth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ppropriat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Brussels，December，10-12，1984，ed.Andre iebaert，191-224.Belgian：Adminstration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13]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nservation of Earthen Architecture，Las Cruces，New Mexico，U.S.A.October，1416，p269，280.
[14] 水碧纹，张韵，殷志媛.辽上京遗址城墙夯土成分及性能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2）：40-46.
[15] 孙满利.土遗址病害的评估体系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03）：29-34.
[16] 周双林.土遗址防风化保护概况[J].中原文物，2003（06）：79-84.
[17] 孙满利，李最雄，王旭东，谌文武.干旱区土遗址病害的分类研究[J].工程地质学报，2007（06）：47+54-60.
[18] 孫满利.土遗址病害的评估体系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03）：29-34.
[19] 孙满利.土遗址保护研究现状与进展[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7（04）：66-72.
【关键词】文物保护与修复;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可识别原则;最小干预原则;理念
引言
“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为全民所共有”的观念，日益成为党和政府文物工作的落脚点，在我国，文物保护经历了这么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从1982年通过至2017年的最新版，经历五次修正，从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可以看出，我国对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理念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在传承和发扬本国自身的传统保护修复理念和借鉴西方的完整科学体系和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我国建立了适合自身文物保护情况的保护理念。新时代，我国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定会更上一个台阶，本文将我国文物保护理念的发展和基本内容进行了文献梳理，并就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浅谈我对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理解与思考。
1.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发展和内容
1.1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发展
中国近代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和方法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有效保护了一大批濒于毁坏的古迹的同时，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理论和指导原则，并由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相关的法规。在我国早期的文物保护法规中，提到了文物保护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保存现状，二是恢复原状。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先生的论述就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他在1932年的文章中提到，保护可以分为“修”和“复原”两类。破坏的部分需要修补，这毋庸置疑;“有失原状”的应该恢复。他认为，复原是个复杂的问题，“必须主事者对于原物形制有绝对根据，方可施行”“否则仍非原形，不如保存现有部分”。这对中国文物保护产生了长远影响。5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重要保护项目开始实施，修复原则变得更为清晰。这个时期认为恢复原状是我国文物保护的最高追求。我国文物保护界的前辈学者余鸣谦先生在1957年的文章中就提到：能够复原成统一的时代形式当然是最希望的，恰如其分的复原将使文物价值大为提高。60年代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提到，文物修缮都以恢复原状或保存现状为原则。在此基础上，参照以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威尼斯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原则，制定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它是在中国文物保护法的体系框架下，提出了十条基本原则，其中就第十九条和二十一条即“最小干预原则”和“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单独列出。这些原则，对文物保护工作进行指导的行业规则和评价工作成果的主要标准，也是对保护法规相关条款的专业性阐释。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了十六字工作方针，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如今，这十六字方针写入2017修正版文物保护法总则第四条，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参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了法律約束和制度的保障，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将在此基础上巩固与发展。
1.2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的内容
“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在《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当中这样解释：保护现存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修复应当以现存的有价值的实物为主要依据，并必须保存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遗留的痕迹。一切技术措施应当不妨碍再次对原物进行保护处理;经过处理的部分要和原物或前一次处理的部分既相协调，又可识别。所有修复的部分都应有详细的记录档案和永久的年代标志。
“可识别原则”。《威尼斯宪章》对“可识别”思想仅仅进行了简要地表述，并末进行透彻的阐述。通过对可识别原则的初步思考和探讨发现“可识别原则在文物的使用人群、识别环境条件、识别技术手段、识别时效性等四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相对性。这些是“可识别”原则自身的特性，也是《威尼斯宪章》未曾阐释的内容，而这恰恰是在文物保护修复实际工作中用好“可识别”原则的关键。
最小干预原则。在文物保护十六字工作方针当中，“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可以理解为对于文物面临危害濒临消失的、对本体危害较大的、需要立即实施抢救的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文物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干预，但对于保存较好的文物，在研究其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同时，为其营造良好的保存环境，采取较为科学的适合文物本身的管理方式，就可以了，不要对文物本体进行过多的干预和干扰。其实就文物本体而言，不管我们处于任何角度出发，只要是对本体的所做的任何干预措施，哪怕是极其微小的都会对文物造成或多或少的危害，而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文物保护的过程中注意不到的，与其说是保护，倒不如说是对文物的“修复性”破坏。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地理解“最小干预原则”，一旦需要干预，就应该采取最为可靠、最为有效的方法，有利于文物的长久保存，并尽量减少对文物价值造成的伤害，保证文物“原真”地保存下来。随着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对文物本身认识的深化，随着整个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后人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2.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2.1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文物的“原状”，不仅指文物的外观形貌，而应是包括文物一切原始信息的状态，即包括文物所内含的一切历史、艺术、科学、材料及工艺技术等无形的信息。“不改变文物原状”，除了不能改变人们所能感觉到的一切原貌外，也不能改变文物固有的、反映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社会发展的一切历史信息。通常所说的“修旧如旧”的“旧”，也不能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新旧”的“旧”，而应该指旧有的状态，即“原状”。 2.2可识别原则
所谓“可识别"原则，无非是为了防止以假乱真，影响正常的学术研究。对于保护材料而言，保护、修复使用的一切添加材料都并非用来替代文物的原材料，而是要更有效地保护原工艺、原材料所固有的一切历史信息、工艺技术信息。因此，没有必要过多地强调原工艺、原材料。保护材料既无须追求特别强固也不要追求特别耐损，重要的是，添加的材料不能对文物本体及文物的原材料造成伤害，不影响对文物原始材料、原始工艺等价值信息的研究;也不要简单地要求耐老化，而应该要求即使材料老化以后，也不会对文物产生无法挽回的后遗症。因此，关于“可识别性”原则，也不能机械地理解，对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要求。如陶器的修复，要把陶器碎片粘合起来.残缺部分用石膏补上，就能体现出它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2.3最小干预原则
尽可能减少干预。凡是没有重大危险的部分，除日常保养以外不应进行更多的干预。必须干预时，附加的手段只用在最必要部分，并减少到最低限度。采用的保护措施，应以延续现状，缓解损伤为主要目标。但当文物出现残损需要干预时，必须充分考虑最少干预的原则以最小程度影响其真实完整的历史信息，从而更好进行文物完整性评估和保护文物的价值。
以毗卢寺释迦殿和毗卢殿修缮工程为例。毗卢寺位于石家庄市西郊上京村，创建于唐朝天宝年间，宋、元、明各朝均曾重修，现仅存释迦殿（前殿）和毗卢殿（后殿）。毗卢寺临近石津总干渠，地下水源丰富，现存两座建筑的墙体、柱子吸水，砖墙下端酥碱;加之屋顶多处漏雨，木构件呈现不同程度的糟朽，殿内壁画受潮。此外，由于年代历久，结构稳定性下降，释迦殿内西山墙梁架向东倾斜，东山墙内中柱断裂，建筑失去整体性，壁画也被拱破。毗卢寺的残损状况达到了必须修缮的程度，经评估分析，认为残损主要问题是水侵蚀和结构强度退化导致的释迦殿梁架失稳、两殿下碱砖砌体酥碱，而且如不阻断水的侵蚀，结构、壁画残损还会继续发展。维修逐一解决出现的各个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
（1）对于释迦殿梁架失稳：释迦殿两山中柱强度已无法承载屋顶结构，但原状墙体中有碎砖垒筑夹层，以现有方法局部更换墙体内柱工程干涉范围大，故采用了“柱外加柱、墙外包墙”的办法，保留现存东西山两缝梁架不动的情况下，在其外重新立柱增设梁架承托屋顶重量，并砌墙维护新柱。这既解决了承载力弱的问题，又不影响山墙整体（尤其内侧壁画），外观改变微小。
（2）对于砖墙下端砌体酥碱：毗卢殿的修缮中对下碱墙酥碱砖块采用挖补的方法，更换过程中逐块检验，只选择酥碎、强度不足的砖块，保留所有状况尚好的原物，将替换量减少到最低限度。
在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中，强调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正是最少干预这一原则的体现。毗卢寺前后两殿的修缮体现了有针对性地解决保护中出现问题的思路，结果既解决了问题、防止其进一步发展，又避免了对文物的无谓或过度干预。
3.对经典保护修复理念的理解与思考
作为一名文博人员，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以保护并体现文物完整的价值为最高准则，遵循基本的文物保护理念，认真研究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方法，对待每一件需要保护的文物要本着负责任的心态，在实践中应具有强烈的代入感，感受文物的历史厚重信息，让其去“诉说”，我们去做倾听者，在研究文物时决不能加入任何自己的思想，深入理解文物保护修复的理念，坚持核心思想不能变，即“不改变文物原状”、“可识别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三个最基本原则。
经典文物保护修复理念是经过几代文保人的共同努力而形成的，是我们今天开展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准则，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要求我们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待经典理念，以“可识别原则”为例，过于强调可识别，会给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造成很大的困惑，过去要求文物修复部分与原件之间平面有错落，色泽、色调有差别，但对于真正的文物专家和文物修复专家而言，不可识别本身就是是不可能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即使在感觉器官很难辨别的情况下，多种简单的技术设备都能帮助我们来识别，例如常用的紫外荧光技术、X射线探伤技术、红外技术等各种可视性的检测方法都能做到。
另外，我认为今后的文物保护应该加强预防性保护。以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为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历了抢救性保护阶段、科学化保护阶段，目前已建成莫高窟预警监测体系，向预防性保护阶段过渡。完善的文物预防性保护体系，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将文物的各类病害扼杀在萌芽阶段。
4.结论
文物保护与修复，应该以保护并体现文物完整的价值为最高准则，在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可识别原则”和“最小干预原则”三个最基本原则下，去挖掘文物价值，让文物“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以增进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发展力量。对于一个城市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以找回老城记忆，体现城市精神，提升城市魅力。对于一个乡村来讲，让文物活起来可以感受地域风情，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文物活起来，完善自身，坚持文物保护与修复的基本理念，深入挖掘文物的文化内涵，尊重文物承载的精神意义，让文物在受到保护与修复的同时，以最为“完整”、“真实”和“科学”的姿态面向未来。
参考文献
[1] 詹长法.新形势下文保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创新[J].世界遗产，2017：21.
[2] 吕舟.再谈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實性问题[J].《世界遗产》，2015（4期）：20-21.
[3] 温燕，吴更生.詹长法：文物保护路上的孜孜行者[J].《世界遗产》，2016（3期）：76-85.
[4] 何流，詹长法.《威尼斯宪章》的指导思想和现实意义[J].中国文化遗产，2015：84-91.
[5] 詹长法，徐琪歆.《威尼斯宪章》和中国文物古迹保护[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02）：10-15+18. [6] 吕舟.《威尼斯宪章》的真实性精神[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4（02）：22-24.
[7] 国际古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案例阐释》[Z].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63，67.
[8] 路智勇.试论“可识别”原则的相对性——兼论文物保护修复中可识别程度的把握[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04）：34-38+49.
[9][10] 陆寿麟.我国文物保护理念的探索[J].东南文化，2012（02）：8-11.
[11] Leslie Rainer.Deterioration and Pathology of Earthen Architecture [C]. Terra Literature Review.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in Earthen Architecture Conservation . 2008，45-61.
[12] Hughes，R.E.Survey technique and 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soil buildings [C]. In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Earth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ppropriat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Brussels，December，10-12，1984，ed.Andre iebaert，191-224.Belgian：Adminstration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13]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onservation of Earthen Architecture，Las Cruces，New Mexico，U.S.A.October，1416，p269，280.
[14] 水碧纹，张韵，殷志媛.辽上京遗址城墙夯土成分及性能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2）：40-46.
[15] 孙满利.土遗址病害的评估体系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03）：29-34.
[16] 周双林.土遗址防风化保护概况[J].中原文物，2003（06）：79-84.
[17] 孙满利，李最雄，王旭东，谌文武.干旱区土遗址病害的分类研究[J].工程地质学报，2007（06）：47+54-60.
[18] 孫满利.土遗址病害的评估体系研究[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2（03）：29-34.
[19] 孙满利.土遗址保护研究现状与进展[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7（04）：6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