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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春秋战国；中山国；白狄；饮食；服饰
【摘 要】考古资料表明，春秋中晚期的鲜虞白狄已经开始自行种植农作物，能够与华夏民族一样用陶质或铜质的甗、鬲和鼎蒸、煮谷物；战国中期以降，白狄食用的谷物包括粟米和稻米，食用的肉食包括野生的飞禽走兽，也包括牛、羊、猪、狗、鸡等多种畜养的动物，且已掌握较为复杂的加工谷物和肉食的方法。中山王墓中到处可见麻或丝的遗迹，灵寿故城出土遗物中则有数十件陶制纺轮，表明当时的白狄已经学会用麻或丝制作衣服。深衣作为华夏诸国流行的服式，已为战国中晚期的白狄所接受和采用。中山王一号墓中出土的铜俑所穿服装并非“胡服”，而是中原服式的改良。
《礼记·礼运》曰：“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1]说明先民在未掌握农耕技术和用火之前，在饮食上只能仰仗自然的馈赠，以草木的果实和动物的血肉为食材，对其生吞活剥而已，所谓“茹毛饮血”，正是对当时饮食情况的概括；在尚未掌握纺织技术之前，服饰只能因陋就简、因利取便，从而经历一段以走兽之皮为衣、以飞禽之羽为饰的过程。相对华夏民族而言，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发展相对滞后，茹毛饮血、衣皮饰羽的历史更为漫长。时至春秋，当华夏诸邦已然“钟鸣鼎食”“冠带缙绅”时，戎狄仍然处于“不粒食”“衣羽毛” [2]的阶段，在饮食和服饰上呈现出与华夏族不同的特征，故春秋中期的戎子驹支有“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言语不达” [3]的言论。白狄作为诸戎的一部分，其饮食习惯与服饰特征应当在较长时期内与华夏民族有着诸多的不同。然而，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国都城遗址和系列墓葬的考古发掘表明，一度建立中山国的白狄族群，至迟在战国中晚期的时候，在饮食习惯和服饰特征上已基本趋同于华夏。
一、白狄中山的饮食
大约春秋中期前后，定居在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白狄由于受到周边农耕国家和当地土著居民的影响，在饮食结构和食物加工的方法上均有接近华夏民族的趋向。首先，农作物已成为白狄的主食之一。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晋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而灭之” [4] 。 “糴者”即市谷者[5]，晋国军队伪装卖谷者而袭鼓成功，说明当时前往中山卖谷者很多，也很频繁，也说明谷子是当时白狄中山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之一。位于平山访驾庄村西北高地上的M8004是一座小型土圹竖穴积石墓，墓中出土有金丝圈耳环、鸟骨磨制的长形骨管和绿松石扁形珠相间串联成的项饰、圆形泡饰等富有异族特色的随葬物品，发掘者判断其为春秋中期的鲜虞白狄墓[6]。值得注意的是，该墓还随葬着铜制的斤、锛、凿、削等，这些物品具有析石、掘土、切割等功用，应该是用于农垦或收割的农具，说明当时的鲜虞白狄已自行种植农作物。其次，华夏族惯用的蒸、煮等加工食物的方法此时已为中山白狄所采用。灵寿故城一号遗址位于城址内的西城区北，其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根据遗址内文化层中出土的陶片，器形有乳头足低平裆粗绳纹灰陶鬲和细绳纹窄沿陶盆等”[7]。此外，春秋中晚期鲜虞白狄墓M8004、M8006分别出土器底有较厚烟炱的铜鼎和铜甗各一件[8]。说明这一时期的鲜虞白狄已经告别“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的时代，而与华夏民族一样用陶质或铜质的甗、鬲和鼎蒸、煮食物。
战国中期以降，白狄中山的农业已经具有较高水平，这一点可从灵寿故城五号、六号遗址出土的大量锛范、长镢范、铲范、臿范、镰范、铚范、削范以及各种铁制农具中得到证明，因而“粒食”在其饮食结构中的比重相应得到了提高。中山王一号墓出土的簠中残留的食物或呈深褐色，颗粒较细密，有谷壳，当是粟米饭；或呈褐色，颗粒较粗，空隙较大而长，有稻壳，当是稻米饭[9]。说明当时中山的“粒食”中不仅包括出自北方的小米，而且包括原产于南方的水稻。肉食作为白狄中山的传统主食，这一时期品种更加多样。1955年，在石家庄市市庄村发现的战国中晚期遗址中出土有牛、羊、猪、狗、鸡等动物的骨骼[10]，中山王一号墓和六号墓出土的升鼎中分别残留有马、猪、牛、羊的骨骼[11]，均为白狄中山肉食品种多样之证。作为补充，飞禽、走兽也是当时白狄中山饮食结构中的一部分，平山县三汲乡穆家庄村西战国早期墓M8101出土的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盖豆上绘有射禽、捕兽以及用大鼎煮猎物的情景（图一）[12]，中山王一号墓出土的圆壶铭文有“苗蒐田猎，于彼新土”的文字[13]，均为飞禽、走兽进入白狄中山饮食结构之证。就加工食物而言，这一时期的方法更加先进。《战国策·中山策》载有中山君宴飨都士时“因羊羹不遍”而致“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的事件[14]，其中所云“羹”当是一种将肉类反复熬煎成汁并调以五味的珍馐。《诗·商颂·烈祖》：“亦有和羹”，孔颖达疏：“羹者，五味调和。”[15] 《仪礼·士昏礼》：“大羹湆在爨”，陆德明《释文》：“羹，《字林》作（月+羹），云：肉有汁也。”[16]中山王一号墓随葬的附细孔流铜鼎（图二），出土时内底部尚有干成结晶状的肉羹汁[17]，当是用于熬煎“羊羹”一类的特制器具。中山王圆壶有铭文“以取鲜薧，飨祀先王”，《周礼·天官·庖人》：“凡其死生鲜薧之物”，郑玄注引郑司农云：“薧，谓干肉。”[18]这种干肉的制作有较为复杂的程序，《礼记·内则》称之曰“为熬”，并介绍道：“捶之，去其皽，编萑，布牛肉焉；屑桂与姜，以洒诸上而盐之，干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则释而煎之以醢；欲干肉，则捶而食之。”[19]说明白狄中山当时已掌握较为复杂的加工肉食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中山王一号墓与六号墓均随葬有大量陶质和铜质酒器，而且一号墓出土的两个酒壶中还分别存有浅翠色和墨绿色的酒，开壶时尚芳香四溢，经鉴定，系粮食或乳汁所酿[20]。可见，当时的白狄中山既能烹制佳肴，又擅长酿造美酒。
二、白狄中山的服饰
两周时期，麻、葛、丝是中原民族衣料的大宗[21]，《墨子·辞过》“圣人……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衣” [22]，《诗·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23]，乃其明证。在战国中晚期的中山王墓中，随葬船只的底板上、铜鼎的盖口之间、器物底座的銎内、铜镞箭铤的头部，均发现麻或丝的遗迹[24]，足见当时麻或丝在中山也是平常之物。而灵寿故城出土遗物中有45件陶质纺轮[25]，中山王六号墓出土的银首人俑[26]和中山王三号墓出土的人形玉俑[27]均明显穿麻著丝，则足见当时的中山已能用麻、葛或丝制作衣服。 深衣是一种将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服式，出现于春秋战国之交，广泛流行于战国时期的华夏诸国[28]。《礼记·深衣篇》谓其特点为：“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肋，当无骨者。”[29]中山王六号墓出土的银首人俑所穿之衣上下相连，左襟右掩并向后缠绕，衣领相交成直角，衣袖宽大，衣带紧束腰间，衣服下摆褒博，后裾好似燕尾[30]（图三），其样式与《礼记·深衣篇》所述完全吻合。穆家庄M8101出土的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盖豆，图案中也有不少穿着类似服装的人物形象，其中包括采桑者、射猎者、准备祭祀者、奏乐者、观景者等等。《礼记·深衣篇》谓深衣“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适用面相当广泛，在白狄中山国的出土遗物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中山王三号墓出土的13件人形玉俑，包括男童、年轻女性和中年女性三种形象，所穿服装属于同一种类型，皆圆领、对襟、窄袖[31]（图四），与上述银首人俑交领、右衽、宽袖的服式略有不同。有学者指出，人俑所梳牛角形上卷的发型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邢姬墓出土的铜俑发型一致，而《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吕相《绝秦书》有“白狄与君同州”之语[32]，指白狄与秦同处雍州（包括今宝鸡一带），故邢姬墓铜俑代表的应是白狄人民形象，因此中山王三号墓玉俑代表的也应是白狄人民形象[33]。按，《礼记·王制》[34]《淮南子·齐俗训》[35]《逸周书·王会解》[36]等在阐述古代少数民族之奇异风俗时，特意指出戎族、夷族、越族的“披发”（或称“断发”“鬋发”“劗发”）与华夏民族有异，并没有提及狄族的发式与华夏民族有什么不同，可见狄与华夏民族应同是蓄发的。至于将结成牛角状的发式认定为白狄的特有发型，既得不到典籍的相应支持，也没有足够的考古实物佐证。《汉书·地理志》曰：“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 [37] 西虢乃周文王之弟虢叔最早的封邑[38]，雍州自周初就是周人的势力范围，西周邢姬墓出土铜俑所反映的很难说一定就是白狄形象。而中山玉俑所穿圆领、对襟、窄袖之服装当是深衣的改良形式，因为其上下相连、腰部紧束以及下摆褒博的特点仍与深衣相同。
此外，中山王一号墓出土的“胡服人俑器足”（图五），有学者认为：“此器为我们提供了戎狄的胡服形象，不仅左衽且为窄袖紧口，便于行动作战。所以赵武灵王为夺取‘胡地中山’而提倡‘胡服骑射’，反映了中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融互补。”[39]
笔者认为，此俑非胡人形象。东汉以前的“胡”主要指匈奴[40]，匈奴人种的面目特征为“深目、高鼻、多须” [41]，发型为“椎髻”，即“一种单个的、像一把锤子一样拖于脑后的小髻” [42]。此俑“面部突起，眉骨和颧骨较高”“头散披结小辫”的形象与匈奴人不类，应不能称之曰“胡”。赵武灵王所说“胡地中山”乃并列式结构，“胡地”当指东胡、林胡与楼烦所居之地，并非指中山，此其一。其二，胡服的特点是上下衣各自独立，其中上衣短小，直襟，不带曲裾[43]，下衣为长裤，宽裆，裤脚收束。王国维称之为“袴褶服”，并指出：“以袴为外服，自袴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于骑马之俗，盖古之裳衣本乘车之服，至易车而骑，则端衣之联诸幅为裳者，与深衣之连衣裳而长且被土者，皆不便于事。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则其服为上褶下袴之服可知。”[44] 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而此铜俑所着之 “左衽”衣服上下连属在一起，下部也没有宽大的裤裆与各自独立的裤脚管，显然不能称之为“胡服”。河南汲县山彪镇一号墓所葬者为战国初年的魏襄子 ，其中所出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绘有荷戈而立的华夏武士[45]，这些武士所着衣服之款式好似今日女士之短连衣裙，与此铜俑所着正属一种类型，这时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尚有百余年，因此，铜俑所着服装的源头同样在中原华夏国家，谓之为“胡服”显然不妥。
“服以旌礼” [46]，通过服饰来反映社会等级的差别是先秦华夏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周礼·司服》有更具体的记载：“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齐服有玄端素端。”[47]白狄中山的服饰制度是否有如此严格，目前尚没有材料证明。但穆家庄M8101出土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盖豆纹饰图案显示，驾车、侍射、挑猎物、与野兽近距离搏斗者皆短衣光腿，而乘车、射箭、奏乐、观景者皆长袖宽裳，一定程度上说明战国早期的中山已经在服饰上体现出等级差别。
[1][2][19][29][34]西汉·戴德，戴胜：《礼记》，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
[3][4][32][46]战国·左丘明撰，西晋·杜预注：《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5]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
[6][7][8][12 ][25][26][27][30][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
[9][11][1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10]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庄村战国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
[14]西汉·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5][23]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2011年。
[16][18]宗福邦：《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7年。
[17][39]王素芳，石永士：《中山国探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20]北京市发酵工业研究所：《中山王墓出土铜壶中的液体的初步鉴定》，《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4期。
[21]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22]战国·墨翟撰，清·毕沅校注：《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4]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1期。
[28]孙机：《深衣与楚服》，载《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
[33]黄盛璋：《再论平山中山国墓若干问题》，《考古》1980年5期。
[35]西汉·刘安撰，陈广忠译：《淮安子》，中华书局，2014年。
[3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7]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2013年。
[38]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0][42][43]孙机：《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相族属考辩》，载同[28]。
[41][44]王国维：《西胡续考》，载《观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45]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载《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47]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责任编辑：谷丽珍〕
【摘 要】考古资料表明，春秋中晚期的鲜虞白狄已经开始自行种植农作物，能够与华夏民族一样用陶质或铜质的甗、鬲和鼎蒸、煮谷物；战国中期以降，白狄食用的谷物包括粟米和稻米，食用的肉食包括野生的飞禽走兽，也包括牛、羊、猪、狗、鸡等多种畜养的动物，且已掌握较为复杂的加工谷物和肉食的方法。中山王墓中到处可见麻或丝的遗迹，灵寿故城出土遗物中则有数十件陶制纺轮，表明当时的白狄已经学会用麻或丝制作衣服。深衣作为华夏诸国流行的服式，已为战国中晚期的白狄所接受和采用。中山王一号墓中出土的铜俑所穿服装并非“胡服”，而是中原服式的改良。
《礼记·礼运》曰：“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1]说明先民在未掌握农耕技术和用火之前，在饮食上只能仰仗自然的馈赠，以草木的果实和动物的血肉为食材，对其生吞活剥而已，所谓“茹毛饮血”，正是对当时饮食情况的概括；在尚未掌握纺织技术之前，服饰只能因陋就简、因利取便，从而经历一段以走兽之皮为衣、以飞禽之羽为饰的过程。相对华夏民族而言，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发展相对滞后，茹毛饮血、衣皮饰羽的历史更为漫长。时至春秋，当华夏诸邦已然“钟鸣鼎食”“冠带缙绅”时，戎狄仍然处于“不粒食”“衣羽毛” [2]的阶段，在饮食和服饰上呈现出与华夏族不同的特征，故春秋中期的戎子驹支有“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言语不达” [3]的言论。白狄作为诸戎的一部分，其饮食习惯与服饰特征应当在较长时期内与华夏民族有着诸多的不同。然而，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国都城遗址和系列墓葬的考古发掘表明，一度建立中山国的白狄族群，至迟在战国中晚期的时候，在饮食习惯和服饰特征上已基本趋同于华夏。
一、白狄中山的饮食
大约春秋中期前后，定居在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白狄由于受到周边农耕国家和当地土著居民的影响，在饮食结构和食物加工的方法上均有接近华夏民族的趋向。首先，农作物已成为白狄的主食之一。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二十二年（前520），晋荀吴“略东阳，使师伪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而灭之” [4] 。 “糴者”即市谷者[5]，晋国军队伪装卖谷者而袭鼓成功，说明当时前往中山卖谷者很多，也很频繁，也说明谷子是当时白狄中山赖以生存的重要食物之一。位于平山访驾庄村西北高地上的M8004是一座小型土圹竖穴积石墓，墓中出土有金丝圈耳环、鸟骨磨制的长形骨管和绿松石扁形珠相间串联成的项饰、圆形泡饰等富有异族特色的随葬物品，发掘者判断其为春秋中期的鲜虞白狄墓[6]。值得注意的是，该墓还随葬着铜制的斤、锛、凿、削等，这些物品具有析石、掘土、切割等功用，应该是用于农垦或收割的农具，说明当时的鲜虞白狄已自行种植农作物。其次，华夏族惯用的蒸、煮等加工食物的方法此时已为中山白狄所采用。灵寿故城一号遗址位于城址内的西城区北，其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根据遗址内文化层中出土的陶片，器形有乳头足低平裆粗绳纹灰陶鬲和细绳纹窄沿陶盆等”[7]。此外，春秋中晚期鲜虞白狄墓M8004、M8006分别出土器底有较厚烟炱的铜鼎和铜甗各一件[8]。说明这一时期的鲜虞白狄已经告别“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的时代，而与华夏民族一样用陶质或铜质的甗、鬲和鼎蒸、煮食物。
战国中期以降，白狄中山的农业已经具有较高水平，这一点可从灵寿故城五号、六号遗址出土的大量锛范、长镢范、铲范、臿范、镰范、铚范、削范以及各种铁制农具中得到证明，因而“粒食”在其饮食结构中的比重相应得到了提高。中山王一号墓出土的簠中残留的食物或呈深褐色，颗粒较细密，有谷壳，当是粟米饭；或呈褐色，颗粒较粗，空隙较大而长，有稻壳，当是稻米饭[9]。说明当时中山的“粒食”中不仅包括出自北方的小米，而且包括原产于南方的水稻。肉食作为白狄中山的传统主食，这一时期品种更加多样。1955年，在石家庄市市庄村发现的战国中晚期遗址中出土有牛、羊、猪、狗、鸡等动物的骨骼[10]，中山王一号墓和六号墓出土的升鼎中分别残留有马、猪、牛、羊的骨骼[11]，均为白狄中山肉食品种多样之证。作为补充，飞禽、走兽也是当时白狄中山饮食结构中的一部分，平山县三汲乡穆家庄村西战国早期墓M8101出土的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盖豆上绘有射禽、捕兽以及用大鼎煮猎物的情景（图一）[12]，中山王一号墓出土的圆壶铭文有“苗蒐田猎，于彼新土”的文字[13]，均为飞禽、走兽进入白狄中山饮食结构之证。就加工食物而言，这一时期的方法更加先进。《战国策·中山策》载有中山君宴飨都士时“因羊羹不遍”而致“司马子期怒而走于楚”的事件[14]，其中所云“羹”当是一种将肉类反复熬煎成汁并调以五味的珍馐。《诗·商颂·烈祖》：“亦有和羹”，孔颖达疏：“羹者，五味调和。”[15] 《仪礼·士昏礼》：“大羹湆在爨”，陆德明《释文》：“羹，《字林》作（月+羹），云：肉有汁也。”[16]中山王一号墓随葬的附细孔流铜鼎（图二），出土时内底部尚有干成结晶状的肉羹汁[17]，当是用于熬煎“羊羹”一类的特制器具。中山王圆壶有铭文“以取鲜薧，飨祀先王”，《周礼·天官·庖人》：“凡其死生鲜薧之物”，郑玄注引郑司农云：“薧，谓干肉。”[18]这种干肉的制作有较为复杂的程序，《礼记·内则》称之曰“为熬”，并介绍道：“捶之，去其皽，编萑，布牛肉焉；屑桂与姜，以洒诸上而盐之，干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则释而煎之以醢；欲干肉，则捶而食之。”[19]说明白狄中山当时已掌握较为复杂的加工肉食的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中山王一号墓与六号墓均随葬有大量陶质和铜质酒器，而且一号墓出土的两个酒壶中还分别存有浅翠色和墨绿色的酒，开壶时尚芳香四溢，经鉴定，系粮食或乳汁所酿[20]。可见，当时的白狄中山既能烹制佳肴，又擅长酿造美酒。
二、白狄中山的服饰
两周时期，麻、葛、丝是中原民族衣料的大宗[21]，《墨子·辞过》“圣人……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棞布绢以为民衣” [22]，《诗·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23]，乃其明证。在战国中晚期的中山王墓中，随葬船只的底板上、铜鼎的盖口之间、器物底座的銎内、铜镞箭铤的头部，均发现麻或丝的遗迹[24]，足见当时麻或丝在中山也是平常之物。而灵寿故城出土遗物中有45件陶质纺轮[25]，中山王六号墓出土的银首人俑[26]和中山王三号墓出土的人形玉俑[27]均明显穿麻著丝，则足见当时的中山已能用麻、葛或丝制作衣服。 深衣是一种将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服式，出现于春秋战国之交，广泛流行于战国时期的华夏诸国[28]。《礼记·深衣篇》谓其特点为：“短毋见肤，长毋被土。续衽，钩边，要缝半下。袼之高下，可以运肘；袂之长短，反诎之及肘。带，下毋厌髀，上毋厌肋，当无骨者。”[29]中山王六号墓出土的银首人俑所穿之衣上下相连，左襟右掩并向后缠绕，衣领相交成直角，衣袖宽大，衣带紧束腰间，衣服下摆褒博，后裾好似燕尾[30]（图三），其样式与《礼记·深衣篇》所述完全吻合。穆家庄M8101出土的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盖豆，图案中也有不少穿着类似服装的人物形象，其中包括采桑者、射猎者、准备祭祀者、奏乐者、观景者等等。《礼记·深衣篇》谓深衣“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适用面相当广泛，在白狄中山国的出土遗物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中山王三号墓出土的13件人形玉俑，包括男童、年轻女性和中年女性三种形象，所穿服装属于同一种类型，皆圆领、对襟、窄袖[31]（图四），与上述银首人俑交领、右衽、宽袖的服式略有不同。有学者指出，人俑所梳牛角形上卷的发型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邢姬墓出土的铜俑发型一致，而《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吕相《绝秦书》有“白狄与君同州”之语[32]，指白狄与秦同处雍州（包括今宝鸡一带），故邢姬墓铜俑代表的应是白狄人民形象，因此中山王三号墓玉俑代表的也应是白狄人民形象[33]。按，《礼记·王制》[34]《淮南子·齐俗训》[35]《逸周书·王会解》[36]等在阐述古代少数民族之奇异风俗时，特意指出戎族、夷族、越族的“披发”（或称“断发”“鬋发”“劗发”）与华夏民族有异，并没有提及狄族的发式与华夏民族有什么不同，可见狄与华夏民族应同是蓄发的。至于将结成牛角状的发式认定为白狄的特有发型，既得不到典籍的相应支持，也没有足够的考古实物佐证。《汉书·地理志》曰：“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 [37] 西虢乃周文王之弟虢叔最早的封邑[38]，雍州自周初就是周人的势力范围，西周邢姬墓出土铜俑所反映的很难说一定就是白狄形象。而中山玉俑所穿圆领、对襟、窄袖之服装当是深衣的改良形式，因为其上下相连、腰部紧束以及下摆褒博的特点仍与深衣相同。
此外，中山王一号墓出土的“胡服人俑器足”（图五），有学者认为：“此器为我们提供了戎狄的胡服形象，不仅左衽且为窄袖紧口，便于行动作战。所以赵武灵王为夺取‘胡地中山’而提倡‘胡服骑射’，反映了中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融互补。”[39]
笔者认为，此俑非胡人形象。东汉以前的“胡”主要指匈奴[40]，匈奴人种的面目特征为“深目、高鼻、多须” [41]，发型为“椎髻”，即“一种单个的、像一把锤子一样拖于脑后的小髻” [42]。此俑“面部突起，眉骨和颧骨较高”“头散披结小辫”的形象与匈奴人不类，应不能称之曰“胡”。赵武灵王所说“胡地中山”乃并列式结构，“胡地”当指东胡、林胡与楼烦所居之地，并非指中山，此其一。其二，胡服的特点是上下衣各自独立，其中上衣短小，直襟，不带曲裾[43]，下衣为长裤，宽裆，裤脚收束。王国维称之为“袴褶服”，并指出：“以袴为外服，自袴褶服始。然此服之起，本于骑马之俗，盖古之裳衣本乘车之服，至易车而骑，则端衣之联诸幅为裳者，与深衣之连衣裳而长且被土者，皆不便于事。赵武灵王之易胡服，本为习骑射计，则其服为上褶下袴之服可知。”[44] 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而此铜俑所着之 “左衽”衣服上下连属在一起，下部也没有宽大的裤裆与各自独立的裤脚管，显然不能称之为“胡服”。河南汲县山彪镇一号墓所葬者为战国初年的魏襄子 ，其中所出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绘有荷戈而立的华夏武士[45]，这些武士所着衣服之款式好似今日女士之短连衣裙，与此铜俑所着正属一种类型，这时距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尚有百余年，因此，铜俑所着服装的源头同样在中原华夏国家，谓之为“胡服”显然不妥。
“服以旌礼” [46]，通过服饰来反映社会等级的差别是先秦华夏礼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周礼·司服》有更具体的记载：“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齐服有玄端素端。”[47]白狄中山的服饰制度是否有如此严格，目前尚没有材料证明。但穆家庄M8101出土线刻祭祀狩猎纹铜鉴和凸铸狩猎宴乐图盖豆纹饰图案显示，驾车、侍射、挑猎物、与野兽近距离搏斗者皆短衣光腿，而乘车、射箭、奏乐、观景者皆长袖宽裳，一定程度上说明战国早期的中山已经在服饰上体现出等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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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黄盛璋：《再论平山中山国墓若干问题》，《考古》198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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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0][42][43]孙机：《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相族属考辩》，载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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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载《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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