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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提出为学习借鉴世界文学的优秀遗产，要选编《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三套丛书的计划，后因“十年动乱”而中止。
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当时译文社的负责人之一、翻译家孙家晋先生奔走京沪两地，争取到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完成这三套丛书的出版工作。其中，“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由原来的120种扩充到200种，译文社承担的数量达六七十种，其中即包括《傲慢与偏见》、《简爱》等经典译著。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集外国文学之精华，且均由当时全国知名学者翻译。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是以绿色（人文版）或土黄色（译文版）为底色，封面外围饰以精致纹案，封面中间则以双线环饰围起，以斜向交叉网格填充。这套被书迷亲切称为“网格书”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甫一上市，便引起全国轰动。当年如饥似渴的读者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争购《悲惨世界》、《红与黑》等书的场面大概是现今读者无可想象的，而对于当初刚刚摆脱“文革”禁锢的读者来说，狂喜之情自是无法言表。
译文社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为代表的经典名著译丛，引导和满足了读者“打开眼界，走向世界”的思想文化的启蒙。上世纪90年代，又以“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创下了一年发行360万册的惊人纪录，引发国内的外国文学名著出版热潮。当年藉由“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热销和《外国文艺》杂志领风气之先而精彩亮相的译文社，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国文学出版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
三大门类，铸就“译文”品牌
译文社现任社长韩卫东介绍说，“从成立之初，译文社无论是历史传承，还是整个出版社的立社宗旨、文化以及服务对象、出版内容都是相对稳定的。”译文社从一开始便形成了整个出版的门类和特色——主要以外国文学、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外语词典教材三个门类的书籍出版为主。
如今，除了在经典的外国文学领域保持优势，译文社也开始对当代外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介，扩大市场份额。《挪威的森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情人》、《在路上》、《洛丽塔》、《窗灯》、《一个人的好天气》、《徒然王子》等外国文学畅销精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颇佳。
上世纪80年代，译文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俗称“黑皮书”）和“当代学术思潮译从”（俗称“黄皮书”）为代表的一批经典学术译著，至今每年仍有新品种推出。当时这些学术著作的出版，译文社无疑承担了引进西方优秀思想文化作品，打开国人眼界的重要使命。近年又出版《寻路中国》、《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寂静的春天》、《斯蒂芬·霍金传》、《德鲁克日志》等畅销人文作品。
而第三大出版门类，则是外文工具书和外语教辅读物的出版。1989年，译文社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研编的大型英文双语工具书《英汉大辞典》（2007年推出第二版）。此后，《日汉大辞典》、《德汉大辞典》、《法汉大辞典》等多部外语学习的工具书相继出版。此外，英、法、德、俄、日等多个语种的教辅图书及相关的音像制品，也在国内外语教学产品出版中树立了权威性。
译文社的三大出版门类和格局一直维持至今，并且以此树立了译文社作为专业出版社的市场品牌。正如韩卫东所说，读书人中，没有读过译文社的书是不太可能的。译文社的书籍在三十多年来，伴随着无数读者的阅读，也为译文社积累了品牌的认知和支持。
100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中，译文社出版了60位作家的著作。例如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莱辛的《又来了，爱情》，而且早在他们得奖的几年前便已引进出版，眼光不可谓不独到。
韩卫东说：“译文社不追求经济利益，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我们的选题要体现一个出版的完整性。”译文社将译本视为自己的生命线。“我们长期以来集聚了一批顶尖的翻译家和作者，学术的风气一直传承下来，现在也都是这样培养编辑和译者。”
译文社坚持品牌建设战略，将高质量的译本和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相结合，新近出版的作品陆续在市场上赢得读者的认可和青睐，并且代表着中国出版界在译介外国经典作家方面达到的最高水平。
作为内容提供者
时下的出版环境已全然迥异于当年。改革初期全国仅有几家专业的翻译出版社，而今全国超过500家出版社在出版引进图书，市场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年、三十年前，是书荒，你做什么书都是卖得非常好。现在的环境，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在做引进、翻译。另外，出版社本身的处境也由‘皇帝女儿不愁嫁’变成是需要面临比较激烈的市场竞争。你的产品是否会被读者选择？在极为丰富的产品中如何体现你的特点？如何让读者信任你的品牌？这些问题都是现在出版社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韩卫东说，本世纪初，出版社面临了诸多挑战，亟需转型。
2003年，译文社所属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被列为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这个背景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进入一个微利竞争的产业中，如何把出版社的工作中心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走出困境，以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求得新发展。”
“三十几年的历史，对于译文社来说，既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包袱，同时更是一个丰厚的出版资源。”韩卫东说，“出版社是一个文化企业，内容的提供是要靠积累的。很多译文社的重要产品，是从建国初期开始，几代出版人积累下来的。关键是，如何把优势发挥出来，克服你的劣势。”这是当初译文社根据对出版形势和译文社自身条件和优势所作的分析和研究结论。为避免在改制大潮中，通过盲目规模扩张来赢取表面的繁荣，“我们将自己定义为内容提供商。因为出版社毕竟还是要实现文化建设，不能为了经济的发展而消耗精力，最后导致出版社空心化。”
在以品牌建设为发展的基本战略过程中，韩卫东围绕出版社的品牌，要求在图书选题、产品结构上坚持专业特色。“比如这几年对图书的选题有了更严格的管控，译文社并不光看首印量，还要看重版率。关键是要让书有生命。不能将有限的编辑人手浪费。而且，对原有资源进行重新包装，来适应读者的需求。”因此，对市场的开拓能力，亦是品牌建设的一部分。译文社在转型过程中，也对编辑团队进行了调整和转型，核心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选题开发，但不迎合市场，不降低书籍品位。近年，译文社也着重对一些重要作品的推陈出新，以新的版本、装帧设计对书籍进行重新包装，引导阅读热点。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纳博科夫《洛丽塔》的畅销便是例子。
“译文社这五六年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经济规模翻了一番，今年又有50%的增长幅度，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韩卫东自2004年到译文社主持工作，2006年担任社长一职，见证了译文社的快速发展。译文社已成为上海世纪集团大众出版和工具书产品线建设的中坚力量。
“我们把自己定义为内容提供商。内容的获取的能力，是出版社真正意义上的资产。”多人知晓译文社作为国内最大的翻译出版社，每年引进的书籍数量达到200种左右，却很少人知道译文社每年光数字版权授权的收入就达六七百万人民币，跟每年外购版权的资金持平。“特别是大型的工具书，因为我们完全掌握了著作权，所以跟一些企业进行数字化开发的合作，联合开发数字内容和阅读器。目前授权五六十种，已有丰厚的回报。”
外国文艺，曾领风气之先
《外国文艺》杂志是译文社建社时同步成立的，其创刊宗旨是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率先以开放的思维向读者译介外国重要作家作品，评点外国文艺思潮和现代派、先锋派的创作手法。1978年6月内部发行的《外国文艺》创刊号介绍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伊豆的歌女》和《水月》；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四首抒情诗；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和美国约瑟夫·赫勒的长篇小说《第22条军规》。
从东方到西方，从20年代到60年代，从剧本、诗歌到长短篇小说，从现代到后现代，《外国文艺》最早介绍了劳伦斯、萨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艾略特、伍尔夫、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数百位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忆、赵丽宏、孙甘露等作家都曾坦言，他们的写作很大程度得益于《外国文艺》。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的变化，纯文学杂志的境遇发生了变化，这份声誉卓著的刊物的发行量从10多万降至1万册左右。但是韩卫东说，“杂志原来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主要是体现了一家翻译出版社的专业性。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阵地来一个薪火相传，为译文社的翻译工作集聚人才、资源，通过专业读者来影响普通读者，以及提升社会的影响力。”
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当时译文社的负责人之一、翻译家孙家晋先生奔走京沪两地，争取到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同完成这三套丛书的出版工作。其中，“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由原来的120种扩充到200种，译文社承担的数量达六七十种，其中即包括《傲慢与偏见》、《简爱》等经典译著。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集外国文学之精华，且均由当时全国知名学者翻译。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是以绿色（人文版）或土黄色（译文版）为底色，封面外围饰以精致纹案，封面中间则以双线环饰围起，以斜向交叉网格填充。这套被书迷亲切称为“网格书”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甫一上市，便引起全国轰动。当年如饥似渴的读者在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争购《悲惨世界》、《红与黑》等书的场面大概是现今读者无可想象的，而对于当初刚刚摆脱“文革”禁锢的读者来说，狂喜之情自是无法言表。
译文社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为代表的经典名著译丛，引导和满足了读者“打开眼界，走向世界”的思想文化的启蒙。上世纪90年代，又以“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创下了一年发行360万册的惊人纪录，引发国内的外国文学名著出版热潮。当年藉由“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热销和《外国文艺》杂志领风气之先而精彩亮相的译文社，如今已成为国内外国文学出版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
三大门类，铸就“译文”品牌
译文社现任社长韩卫东介绍说，“从成立之初，译文社无论是历史传承，还是整个出版社的立社宗旨、文化以及服务对象、出版内容都是相对稳定的。”译文社从一开始便形成了整个出版的门类和特色——主要以外国文学、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外语词典教材三个门类的书籍出版为主。
如今，除了在经典的外国文学领域保持优势，译文社也开始对当代外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介，扩大市场份额。《挪威的森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情人》、《在路上》、《洛丽塔》、《窗灯》、《一个人的好天气》、《徒然王子》等外国文学畅销精品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颇佳。
上世纪80年代，译文社出版“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俗称“黑皮书”）和“当代学术思潮译从”（俗称“黄皮书”）为代表的一批经典学术译著，至今每年仍有新品种推出。当时这些学术著作的出版，译文社无疑承担了引进西方优秀思想文化作品，打开国人眼界的重要使命。近年又出版《寻路中国》、《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寂静的春天》、《斯蒂芬·霍金传》、《德鲁克日志》等畅销人文作品。
而第三大出版门类，则是外文工具书和外语教辅读物的出版。1989年，译文社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研编的大型英文双语工具书《英汉大辞典》（2007年推出第二版）。此后，《日汉大辞典》、《德汉大辞典》、《法汉大辞典》等多部外语学习的工具书相继出版。此外，英、法、德、俄、日等多个语种的教辅图书及相关的音像制品，也在国内外语教学产品出版中树立了权威性。
译文社的三大出版门类和格局一直维持至今，并且以此树立了译文社作为专业出版社的市场品牌。正如韩卫东所说，读书人中，没有读过译文社的书是不太可能的。译文社的书籍在三十多年来，伴随着无数读者的阅读，也为译文社积累了品牌的认知和支持。
100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中，译文社出版了60位作家的著作。例如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莱辛的《又来了，爱情》，而且早在他们得奖的几年前便已引进出版，眼光不可谓不独到。
韩卫东说：“译文社不追求经济利益，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我们的选题要体现一个出版的完整性。”译文社将译本视为自己的生命线。“我们长期以来集聚了一批顶尖的翻译家和作者，学术的风气一直传承下来，现在也都是这样培养编辑和译者。”
译文社坚持品牌建设战略，将高质量的译本和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相结合，新近出版的作品陆续在市场上赢得读者的认可和青睐，并且代表着中国出版界在译介外国经典作家方面达到的最高水平。
作为内容提供者
时下的出版环境已全然迥异于当年。改革初期全国仅有几家专业的翻译出版社，而今全国超过500家出版社在出版引进图书，市场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二十年、三十年前，是书荒，你做什么书都是卖得非常好。现在的环境，几乎每家出版社都在做引进、翻译。另外，出版社本身的处境也由‘皇帝女儿不愁嫁’变成是需要面临比较激烈的市场竞争。你的产品是否会被读者选择？在极为丰富的产品中如何体现你的特点？如何让读者信任你的品牌？这些问题都是现在出版社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韩卫东说，本世纪初，出版社面临了诸多挑战，亟需转型。
2003年，译文社所属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被列为首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这个背景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进入一个微利竞争的产业中，如何把出版社的工作中心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走出困境，以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求得新发展。”
“三十几年的历史，对于译文社来说，既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包袱，同时更是一个丰厚的出版资源。”韩卫东说，“出版社是一个文化企业，内容的提供是要靠积累的。很多译文社的重要产品，是从建国初期开始，几代出版人积累下来的。关键是，如何把优势发挥出来，克服你的劣势。”这是当初译文社根据对出版形势和译文社自身条件和优势所作的分析和研究结论。为避免在改制大潮中，通过盲目规模扩张来赢取表面的繁荣，“我们将自己定义为内容提供商。因为出版社毕竟还是要实现文化建设，不能为了经济的发展而消耗精力，最后导致出版社空心化。”
在以品牌建设为发展的基本战略过程中，韩卫东围绕出版社的品牌，要求在图书选题、产品结构上坚持专业特色。“比如这几年对图书的选题有了更严格的管控，译文社并不光看首印量，还要看重版率。关键是要让书有生命。不能将有限的编辑人手浪费。而且，对原有资源进行重新包装，来适应读者的需求。”因此，对市场的开拓能力，亦是品牌建设的一部分。译文社在转型过程中，也对编辑团队进行了调整和转型，核心是围绕市场需求进行选题开发，但不迎合市场，不降低书籍品位。近年，译文社也着重对一些重要作品的推陈出新，以新的版本、装帧设计对书籍进行重新包装，引导阅读热点。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纳博科夫《洛丽塔》的畅销便是例子。
“译文社这五六年的发展还是比较快的，经济规模翻了一番，今年又有50%的增长幅度，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 韩卫东自2004年到译文社主持工作，2006年担任社长一职，见证了译文社的快速发展。译文社已成为上海世纪集团大众出版和工具书产品线建设的中坚力量。
“我们把自己定义为内容提供商。内容的获取的能力，是出版社真正意义上的资产。”多人知晓译文社作为国内最大的翻译出版社，每年引进的书籍数量达到200种左右，却很少人知道译文社每年光数字版权授权的收入就达六七百万人民币，跟每年外购版权的资金持平。“特别是大型的工具书，因为我们完全掌握了著作权，所以跟一些企业进行数字化开发的合作，联合开发数字内容和阅读器。目前授权五六十种，已有丰厚的回报。”
外国文艺，曾领风气之先
《外国文艺》杂志是译文社建社时同步成立的，其创刊宗旨是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率先以开放的思维向读者译介外国重要作家作品，评点外国文艺思潮和现代派、先锋派的创作手法。1978年6月内部发行的《外国文艺》创刊号介绍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伊豆的歌女》和《水月》；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四首抒情诗；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剧本《肮脏的手》和美国约瑟夫·赫勒的长篇小说《第22条军规》。
从东方到西方，从20年代到60年代，从剧本、诗歌到长短篇小说，从现代到后现代，《外国文艺》最早介绍了劳伦斯、萨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艾略特、伍尔夫、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数百位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忆、赵丽宏、孙甘露等作家都曾坦言，他们的写作很大程度得益于《外国文艺》。
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的变化，纯文学杂志的境遇发生了变化，这份声誉卓著的刊物的发行量从10多万降至1万册左右。但是韩卫东说，“杂志原来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主要是体现了一家翻译出版社的专业性。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阵地来一个薪火相传，为译文社的翻译工作集聚人才、资源，通过专业读者来影响普通读者，以及提升社会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