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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背景
自2018年3月美国颁布对华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发展。经历多次谈判未果后，2018年12月1日，在中美达成“不升级贸易对抗共识”的当天，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与之前美国对华为经济层面的限制不同，该事件被加入了更多政治属性的元素，同时，这一事件具有较强的传播力，使得中美贸易纠纷的更多细节暴露于受众的视野之中。
2019年5月16日，美国对华为的制裁进一步升级，将其列入“管制实体清单”，中方和华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回应，反对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2019年6月29日，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特朗普宣布给华为“松绑”，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销售产品。尽管如此，围绕华为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依然是此后一段时间国际媒体报道的热点。
中美关系及其媒介再现一直是国际传播领域被关注的重点话题，此次针对华为的系列事件是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尝试从跨国公司与国家形象的相关性这个较少被关注的角度入手，探讨近一年来华为公司形象及其代表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如何被国际媒体的报道所建构的。
从现有的国家形象研究来看，企业维度是国家形象认知的重要因子之一。企业海外声誉与竞争力高低将直接影响该国经济形象，进而影响国家形象。①另外，从企业传播研究来看，已有的企业形象建构研究多局限于营销层面的分析，探讨品牌元素对企业形象的塑造作用，鲜有从媒体层面进行阐释，且企业形象与国家形象的联系较为浅表，这也给本研究留下了探索的空间。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背景，本文假设：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典型代表，媒介上所呈现的华为形象某种程度而言映射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由于国际问题中，媒体如何描述与建构形象会受制于其所属的国家和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变化等因素，因而针对同一事件，不同报纸在报道中扮演的角色、倾向立场等也很可能是不同的。
中美贸易纠纷从起初经济领域壁垒的建立，到升级为政治性国家安全问题，经历了从潜伏到爆发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也在冲突和对话的交织中动态变化着。因此，本文尝试以孟晚舟事件为分界点，将中美在华为议题上的关系分为常态（矛盾潜伏）和非常态（矛盾爆发）两个时期。本文依据事件集中发生的时间段，以一个完整的自然年（12个月）为限，选取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影响较广的两份报纸《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共485篇报道，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两个时期中美报道的对比分析，探讨以下问题：（1）在矛盾激化前后，中美媒体各自采用怎样的框架建构华为的报道？其报道有何共同点及差异、冲突？（2）两家媒体在中美关系常态和非常态的不同时期，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报道规则？（3）若两份报纸建构存在差异，那么中美媒体分别塑造了怎样的华为形象，背后是否折射出不同的国家形象的意涵？
在具体研究策略上，本文选用框架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学者臧国仁认为，每一种新闻事实的框架中，均包括高层、中层、低层三个层次。高层即抽象于事件的意义和主题，中层包含事件本身、背景、影响等，而低层主要指语言文字等符号表象。②我们依据这一结构，同时参考臧国仁所提出的编码标准，以扎根理论方法论为指导思路，从原有文本出发进行编码和提炼，最终总结出中层框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两份报纸在两个时期共有的高级框架，涉及“对华为的描述”“美方及其同盟对华为采取的行动”“华为及中方对美方同盟的回应”“其他各方对禁令的态度与回应”四大主题。本文的对比研究借由四个维度的交叉分析展开：“常态化时期”“非常态时期”“《中国日报》报道”及“《纽约时报》报道”，从两份报纸对华为事件报道前后态度和话语建构的差异角度分析其背后所映射的国家形象问题。
三、研究发现：《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两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分析
1.常态化时期中美报道框架（2018年7月1日-2018年11月30日），参见表1和表2。
《中国日报》大部分报道的主题内容都是突出华为的成就，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塑造了华为实力卓越、高瞻遠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形象，涉及5G等技术层面的突破以及其在非洲地区的公益慈善活动等内容。
而美方及其同盟作为主体的报道数量仅为该时期报道总数的1/9，内容集中于澳大利亚等国对华为的“偏见”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此时，《中国日报》的报道框架并没有特别强调所谓的“冲突”。
在文本和话语的低层框架上，《中国日报》采用了许多正面积极的词汇描述华为成就，对于美国同盟的限制性行为，将其认定为一种“不符合事实的偏见”。
总体上，在常态化时期，《中国日报》对于华为企业形象的正面建构非常明显且着力，其多从“自我”角度出发，采用事实描述为主、立场观点表态为辅的报道框架，全方位展示了华为的前沿技术和市场成就。在提到“华为”的时候常伴以“中国企业”“国产手机”这样强调“自我”的词语，体现了中方通过对华为企业形象的建构而折射出的“中国智造”“科技创新”的大国形象。
在常态化时期，《纽约时报》对华为的报道数量较少，仅有7篇。针对“美方及其同盟对华为采取的行动”，《纽约时报》较为详细地陈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考虑禁止华为的原因、具体颁布的措施，也呈现了其他国家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通过援引专家、第三方评估机构和其他媒体的评论，为受众带来了禁令影响的多角度分析。话语和文本用词上，各方表态都较为“温和”，采用了“可能”“担忧”“呼吁”描述潜在的危机。
总体上，《纽约时报》从多方立场出发对事件进行报道，对问题的分析力求客观，各方面没有明显的偏倚倾向。但相比同期对美国本土企业的报道来说，其对华为并没有过多描述，对华为形象采用了“留白”的建构方法。 2. 非常态时期中美报道框架（2018年12月1日-2019年6月30日），参见表3和表4。
在非常态时期，《中国日报》针对华为的相关报道数量猛增，共有300篇。“美方及其同盟对华为采取的行动”的内容共出现51次。涉及美国多项禁令、阻止华为申请专利费、加方逮捕孟晚舟事件等。
华为和中方的自述带有比较强硬的色彩，突出捍卫权利和回击美方质疑，更多的是“立场表态”；其他国家和企业的表态虽有争议，但大多都表示“允许”华为在本国开展业务或与之进行合作；同时，第三方专家对美方行为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将无益于中美摩擦缓解，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一些国家和组织回心转意接受华为的行为，不同于《纽约时报》的选择性不报道，《中国日报》采用单篇报道的形式来突出事件，并且试图建构美国操控的观念。
除了冲突事件，《中国日报》延续了常态化时期对华为的大量正面叙事，出现频次高达129次。然而此时叙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突出了贸易纠纷背景下华为仍然积极研发新产品、承担企业责任的坚韧之态，同时强调其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低层框架上，危机时期《中国日报》采用了许多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语言，对美方做法进行了批评、指责与回击。
总体上，《中国日报》在危机时期的叙事框架侧重表现本国及华为立场与第三方的支持态度，突出了华为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以及希望通过和平沟通化解矛盾的“大企风范”，也传递出中国在国际性冲突事件中想展现于众的类似姿态。
非常态时期的《纽约时报》华为报道数量为124篇，“事件本身”的叙述同样分为“美方及其同盟对华为采取的行动”和“对华为的描述”两个方面。但前者有75次，后者仅为5次。对华为的描述无明显情感偏向，较为客观地呈现了华为的技术成果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患。
“事件影响”角度的报道占据了大部分篇目，信息来源于多方。首先，《纽约时报》对华为和中方的反应侧重于报道“具体做法”，其中中方的“具体做法”强调了中国报复性拘捕他国国民的行为。其次，《纽约时报》呈现了他方对中美貿易纠纷的争议态度，专家的评论更侧重于全球性、全局性的影响分析，强调中美“都不应该”在贸易谈判中“使用华为作为筹码”。
在语言层面，《纽约时报》依旧没有过多表达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报道不存在国家立场的痕迹。例如，其对于华为事件的报道中多次出现“我们国家”这些明显代表美国立场的词语，伴随对华为以及中国的“他者”建构。在“中国拘捕加拿大企业家”一事中，其多次使用“报复”一词定义中方行为，矛头直指中国政府，这与《中国日报》的报道框架存在冲突。此外，《纽约时报》将《中国日报》所建构的华为“坚韧大气”的企业形象解读为“狼性”文化，倾向于呈现华为的“勃勃野心”以及背后和中国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中美媒介建构方式差异及华为与中国的形象塑造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常态化时期两家媒体的报道特点如下：
1.两份报纸在报道立场上存在差异。《纽约时报》从多方立场出发建构报道框架，《中国日报》的框架则大多以“我”为主，且对华为关注程度更高。
2.两份报纸在形象塑造层面也有所不同。常态化时期，《中国日报》十分注重华为成就和正面形象的描述；而《纽约时报》采取了“留白式塑造”的策略。
3.常态化时期，两份报纸都没有特别强调中美间的摩擦和冲突。
与非常态化时期相比，中美关系常态化时期并非全无分歧，只是这种国家间的分歧和对抗程度较低。因而，在这样矛盾潜伏期内，中外媒体都采用了较为平常的话语进行报道，对事件也有着更高的阐释自由度。
比起常态化时期，非常态时期中美报道框架的冲突更为明显：
1.报道语言上，《中国日报》用语的感情色彩要明显强烈于《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也在用词用语中隐晦地表明了自身所代表的国家立场。
2.观点呈现上，《中国日报》更强调中方的立场观点呈现；《纽约时报》从各方意见出发，探讨具体行为和产生的影响。
3.报道选材上，两份报纸都会选择性地突出不同事件。如《纽约时报》强调中方拘捕加拿大人的风波，而《中国日报》更关注孟晚舟被捕。两份报纸的报道框架中一定程度上带有基于本国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色彩。
4.形象塑造上，《中国日报》通过“成就”塑造华为的正面形象，甚至在危机时期突出华为坚韧特性；《纽约时报》对华为形象的建构存在前后变动的趋势，从“留白”到做出不同的解读，与《中国日报》相比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变动国际关系中不变的报道原则与形象意涵
经由常态化与非常态、中方与美方媒体四个维度的交叉比较可以发现，不断变动的国际关系外部环境的确会作用于媒体的报道之中。相较于常态化时期采取对抗性较弱的建构方式，非常态下媒体阐释事件的方式更具主观特色，体现为更明确地展露本国的立场态度。此时，《中国日报》在报道数量、主题选取、话语情感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国家立场，哪怕是宏观框架上更为“客观”的《纽约时报》，选材、修辞和引语层面的细节也值得玩味。
然而，不同时期的两份报纸都有一以贯之的事件建构原则，背后体现的是媒体基于本国利益的报道取向。例如，《中国日报》坚持以“我”出发阐述事件，一以贯之的态度体现了国家对于华为的支持，也自主建构了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而《纽约时报》会注意多方立场的互文和印证，尽可能实现报道的“客观性”，“自然”地说服读者接受该媒体建构的现实与观念，但其框架依然与其国家立场密切相关。可见，相比于形塑媒体新闻实践的其他因素，国家权力的影响是根源性的。不论何时，《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都会基于本国利益出发建构框架；而变动的国际关系更多发挥了调节变量的作用，决定着媒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具体做法。本研究也表明，在分析复杂的国际形象的媒介建构时，要从浅表的媒介呈现中挖掘其背后深刻的意涵，而这些意涵往往植根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和权力关系中，需要全面、批判性分析。
（本文为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媒介环境下网络公众关于政治议题的多元话语建构研究”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廖秉宜、李海容：《中国企业海外声誉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对外传播》2017年第 9期。
②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34-41页。
自2018年3月美国颁布对华加征关税产品清单以来，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发展。经历多次谈判未果后，2018年12月1日，在中美达成“不升级贸易对抗共识”的当天，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与之前美国对华为经济层面的限制不同，该事件被加入了更多政治属性的元素，同时，这一事件具有较强的传播力，使得中美贸易纠纷的更多细节暴露于受众的视野之中。
2019年5月16日，美国对华为的制裁进一步升级，将其列入“管制实体清单”，中方和华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回应，反对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2019年6月29日，在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特朗普宣布给华为“松绑”，允许美国公司继续向华为销售产品。尽管如此，围绕华为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依然是此后一段时间国际媒体报道的热点。
中美关系及其媒介再现一直是国际传播领域被关注的重点话题，此次针对华为的系列事件是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本文尝试从跨国公司与国家形象的相关性这个较少被关注的角度入手，探讨近一年来华为公司形象及其代表的中国国家形象是如何被国际媒体的报道所建构的。
从现有的国家形象研究来看，企业维度是国家形象认知的重要因子之一。企业海外声誉与竞争力高低将直接影响该国经济形象，进而影响国家形象。①另外，从企业传播研究来看，已有的企业形象建构研究多局限于营销层面的分析，探讨品牌元素对企业形象的塑造作用，鲜有从媒体层面进行阐释，且企业形象与国家形象的联系较为浅表，这也给本研究留下了探索的空间。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依据上述背景，本文假设：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典型代表，媒介上所呈现的华为形象某种程度而言映射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由于国际问题中，媒体如何描述与建构形象会受制于其所属的国家和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变化等因素，因而针对同一事件，不同报纸在报道中扮演的角色、倾向立场等也很可能是不同的。
中美贸易纠纷从起初经济领域壁垒的建立，到升级为政治性国家安全问题，经历了从潜伏到爆发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也在冲突和对话的交织中动态变化着。因此，本文尝试以孟晚舟事件为分界点，将中美在华为议题上的关系分为常态（矛盾潜伏）和非常态（矛盾爆发）两个时期。本文依据事件集中发生的时间段，以一个完整的自然年（12个月）为限，选取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影响较广的两份报纸《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共485篇报道，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两个时期中美报道的对比分析，探讨以下问题：（1）在矛盾激化前后，中美媒体各自采用怎样的框架建构华为的报道？其报道有何共同点及差异、冲突？（2）两家媒体在中美关系常态和非常态的不同时期，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报道规则？（3）若两份报纸建构存在差异，那么中美媒体分别塑造了怎样的华为形象，背后是否折射出不同的国家形象的意涵？
在具体研究策略上，本文选用框架分析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学者臧国仁认为，每一种新闻事实的框架中，均包括高层、中层、低层三个层次。高层即抽象于事件的意义和主题，中层包含事件本身、背景、影响等，而低层主要指语言文字等符号表象。②我们依据这一结构，同时参考臧国仁所提出的编码标准，以扎根理论方法论为指导思路，从原有文本出发进行编码和提炼，最终总结出中层框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两份报纸在两个时期共有的高级框架，涉及“对华为的描述”“美方及其同盟对华为采取的行动”“华为及中方对美方同盟的回应”“其他各方对禁令的态度与回应”四大主题。本文的对比研究借由四个维度的交叉分析展开：“常态化时期”“非常态时期”“《中国日报》报道”及“《纽约时报》报道”，从两份报纸对华为事件报道前后态度和话语建构的差异角度分析其背后所映射的国家形象问题。
三、研究发现：《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两个阶段的报道框架分析
1.常态化时期中美报道框架（2018年7月1日-2018年11月30日），参见表1和表2。
《中国日报》大部分报道的主题内容都是突出华为的成就，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塑造了华为实力卓越、高瞻遠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形象，涉及5G等技术层面的突破以及其在非洲地区的公益慈善活动等内容。
而美方及其同盟作为主体的报道数量仅为该时期报道总数的1/9，内容集中于澳大利亚等国对华为的“偏见”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此时，《中国日报》的报道框架并没有特别强调所谓的“冲突”。
在文本和话语的低层框架上，《中国日报》采用了许多正面积极的词汇描述华为成就，对于美国同盟的限制性行为，将其认定为一种“不符合事实的偏见”。
总体上，在常态化时期，《中国日报》对于华为企业形象的正面建构非常明显且着力，其多从“自我”角度出发，采用事实描述为主、立场观点表态为辅的报道框架，全方位展示了华为的前沿技术和市场成就。在提到“华为”的时候常伴以“中国企业”“国产手机”这样强调“自我”的词语，体现了中方通过对华为企业形象的建构而折射出的“中国智造”“科技创新”的大国形象。
在常态化时期，《纽约时报》对华为的报道数量较少，仅有7篇。针对“美方及其同盟对华为采取的行动”，《纽约时报》较为详细地陈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考虑禁止华为的原因、具体颁布的措施，也呈现了其他国家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通过援引专家、第三方评估机构和其他媒体的评论，为受众带来了禁令影响的多角度分析。话语和文本用词上，各方表态都较为“温和”，采用了“可能”“担忧”“呼吁”描述潜在的危机。
总体上，《纽约时报》从多方立场出发对事件进行报道，对问题的分析力求客观，各方面没有明显的偏倚倾向。但相比同期对美国本土企业的报道来说，其对华为并没有过多描述，对华为形象采用了“留白”的建构方法。 2. 非常态时期中美报道框架（2018年12月1日-2019年6月30日），参见表3和表4。
在非常态时期，《中国日报》针对华为的相关报道数量猛增，共有300篇。“美方及其同盟对华为采取的行动”的内容共出现51次。涉及美国多项禁令、阻止华为申请专利费、加方逮捕孟晚舟事件等。
华为和中方的自述带有比较强硬的色彩，突出捍卫权利和回击美方质疑，更多的是“立场表态”；其他国家和企业的表态虽有争议，但大多都表示“允许”华为在本国开展业务或与之进行合作；同时，第三方专家对美方行为提出批评，认为此举将无益于中美摩擦缓解，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一些国家和组织回心转意接受华为的行为，不同于《纽约时报》的选择性不报道，《中国日报》采用单篇报道的形式来突出事件，并且试图建构美国操控的观念。
除了冲突事件，《中国日报》延续了常态化时期对华为的大量正面叙事，出现频次高达129次。然而此时叙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突出了贸易纠纷背景下华为仍然积极研发新产品、承担企业责任的坚韧之态，同时强调其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在低层框架上，危机时期《中国日报》采用了许多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语言，对美方做法进行了批评、指责与回击。
总体上，《中国日报》在危机时期的叙事框架侧重表现本国及华为立场与第三方的支持态度，突出了华为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以及希望通过和平沟通化解矛盾的“大企风范”，也传递出中国在国际性冲突事件中想展现于众的类似姿态。
非常态时期的《纽约时报》华为报道数量为124篇，“事件本身”的叙述同样分为“美方及其同盟对华为采取的行动”和“对华为的描述”两个方面。但前者有75次，后者仅为5次。对华为的描述无明显情感偏向，较为客观地呈现了华为的技术成果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隐患。
“事件影响”角度的报道占据了大部分篇目，信息来源于多方。首先，《纽约时报》对华为和中方的反应侧重于报道“具体做法”，其中中方的“具体做法”强调了中国报复性拘捕他国国民的行为。其次，《纽约时报》呈现了他方对中美貿易纠纷的争议态度，专家的评论更侧重于全球性、全局性的影响分析，强调中美“都不应该”在贸易谈判中“使用华为作为筹码”。
在语言层面，《纽约时报》依旧没有过多表达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其报道不存在国家立场的痕迹。例如，其对于华为事件的报道中多次出现“我们国家”这些明显代表美国立场的词语，伴随对华为以及中国的“他者”建构。在“中国拘捕加拿大企业家”一事中，其多次使用“报复”一词定义中方行为，矛头直指中国政府，这与《中国日报》的报道框架存在冲突。此外，《纽约时报》将《中国日报》所建构的华为“坚韧大气”的企业形象解读为“狼性”文化，倾向于呈现华为的“勃勃野心”以及背后和中国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一）中美媒介建构方式差异及华为与中国的形象塑造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常态化时期两家媒体的报道特点如下：
1.两份报纸在报道立场上存在差异。《纽约时报》从多方立场出发建构报道框架，《中国日报》的框架则大多以“我”为主，且对华为关注程度更高。
2.两份报纸在形象塑造层面也有所不同。常态化时期，《中国日报》十分注重华为成就和正面形象的描述；而《纽约时报》采取了“留白式塑造”的策略。
3.常态化时期，两份报纸都没有特别强调中美间的摩擦和冲突。
与非常态化时期相比，中美关系常态化时期并非全无分歧，只是这种国家间的分歧和对抗程度较低。因而，在这样矛盾潜伏期内，中外媒体都采用了较为平常的话语进行报道，对事件也有着更高的阐释自由度。
比起常态化时期，非常态时期中美报道框架的冲突更为明显：
1.报道语言上，《中国日报》用语的感情色彩要明显强烈于《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也在用词用语中隐晦地表明了自身所代表的国家立场。
2.观点呈现上，《中国日报》更强调中方的立场观点呈现；《纽约时报》从各方意见出发，探讨具体行为和产生的影响。
3.报道选材上，两份报纸都会选择性地突出不同事件。如《纽约时报》强调中方拘捕加拿大人的风波，而《中国日报》更关注孟晚舟被捕。两份报纸的报道框架中一定程度上带有基于本国政治立场的意识形态色彩。
4.形象塑造上，《中国日报》通过“成就”塑造华为的正面形象，甚至在危机时期突出华为坚韧特性；《纽约时报》对华为形象的建构存在前后变动的趋势，从“留白”到做出不同的解读，与《中国日报》相比存在显著的差异。
（二）变动国际关系中不变的报道原则与形象意涵
经由常态化与非常态、中方与美方媒体四个维度的交叉比较可以发现，不断变动的国际关系外部环境的确会作用于媒体的报道之中。相较于常态化时期采取对抗性较弱的建构方式，非常态下媒体阐释事件的方式更具主观特色，体现为更明确地展露本国的立场态度。此时，《中国日报》在报道数量、主题选取、话语情感等诸多方面都体现了国家立场，哪怕是宏观框架上更为“客观”的《纽约时报》，选材、修辞和引语层面的细节也值得玩味。
然而，不同时期的两份报纸都有一以贯之的事件建构原则，背后体现的是媒体基于本国利益的报道取向。例如，《中国日报》坚持以“我”出发阐述事件，一以贯之的态度体现了国家对于华为的支持，也自主建构了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而《纽约时报》会注意多方立场的互文和印证，尽可能实现报道的“客观性”，“自然”地说服读者接受该媒体建构的现实与观念，但其框架依然与其国家立场密切相关。可见，相比于形塑媒体新闻实践的其他因素，国家权力的影响是根源性的。不论何时，《中国日报》与《纽约时报》都会基于本国利益出发建构框架；而变动的国际关系更多发挥了调节变量的作用，决定着媒体表达利益诉求的具体做法。本研究也表明，在分析复杂的国际形象的媒介建构时，要从浅表的媒介呈现中挖掘其背后深刻的意涵，而这些意涵往往植根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和权力关系中，需要全面、批判性分析。
（本文为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媒介环境下网络公众关于政治议题的多元话语建构研究”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廖秉宜、李海容：《中国企业海外声誉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对外传播》2017年第 9期。
②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34-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