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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结束后初期，中国国内并没有即刻实现和平。在对华问题上，英国先是准备积极返华，企图恢复在华利益并重建战前英国在华优势地位。但是，由于遭受二战重创后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的刻意排斥，以及国民政府执行排英亲美政策等诸多的原因，最终使英国在返华的实践中遭受重挫。出于利益因素考虑，英国适时地调整其对华策略，主动接受在华屈居美国之后的配角地位，在对华政策上逐渐倾向于执行“不干涉”政策。马歇尔调停失败后，英国原则上完成了对华政策转轨，英国以对华武器禁运的方式向美苏宣告了其“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态度。
[关键词]英国对华政策，积极返华，不干涉，国共争端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6-0054-09
二战结束后，中国国内并没有即刻实现和平，国共争端期间，围绕着中国政局的演进与变化，在国、共，美、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并影响着中国政治的最终走向。在这一进程中，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其对华政策的走向对中国政局的发展方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抑或说其最终甘居美后转向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政策，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有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对于战后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国外学术界要远早于中国内地学界。①在国内学术界，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的打开，部分留学英美的学者利用相关外交档案已经解密的便利，开始较多关注这一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著。②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档案、议会和内阁文件集等原始文献为依据，探讨战后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以期对中英关系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积极返华”之准备
1945年8月，抗战即将结束之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频繁通电，商讨组织英国领事代表团前往中国，目的是恢复并维护在华利益尤其是在华经济利益。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积极筹谋恢复在华政治地位，并为此付出巨大努力。
二战结束后损失惨重的英国，实力虽遭到严重削弱，但并不甘心就此沦落为二流的地区性小国。虽然处境困窘，但英国人始终认为，“大英帝国只是暂时性遭到严重削弱”。①“战后英国虽没有美国，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甚至也没有苏联的资源和财力，但英国却拥有崇高的声望，享有作为世界三大战胜国之一的地位和责任。”②因此，二战后，“除少数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中的人员意识到昔日英国在华的特权地位已不复存在之外，英国对华的基本态度几乎无任何改变”。③抗战胜利前夕，英国上下对于恢复英国战前的在华地位普遍持乐观态度，不仅认为英国可以恢复战前的经济利益，还可以恢复到战前在华一枝独秀的政治地位。
实际上，早在抗战进行中的1944年，英国就已经为战后重返中国开始了精心准备。1944年8月19日，英国外交部出台对华政策备忘录，其中认为战后英国重返中国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得承认，鉴于战后英国应尽快恢复并扩大出口贸易，中国因其巨大的潜在财富，极强的战争复原能力以及在废墟之上可以相对自由的重建，这可使中国成为最富有潜力的市场之一。”“虽然英国因为在战争中耗尽了几乎所有的资本储备，而使其资源遭受到极大破坏（正因如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将无法为一些宏大的海外方案提供资金支持），但这并不影响英国仍然是一个贸易国家。事实上，我们从战争中复原的唯一方法便是充分运用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生产能力在战争中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娴熟使用英国商人在购销、船运、融资（与长期、大规模的投资海外铁路相反，它也包括短期的货物运输）、保险，以及向世界各地经销商品的历史性技巧。”④就战后英国重返中国的可行性来说，备忘录认为英国在华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四大方面：“（1）英国在各大重要的贸易中心拥有土地和房产；（2）英国人团体具有和中国人进行贸易和交往的各种专业知识；（3）大批中国人因受雇于英国企业或者在贸易或公务中与英国人有着交往，而非常熟悉英国人的观念和处事方法；（4）各种无形的因素，如友好和文化交往等。”⑤
可见，早在抗战进行之时，英国就有战后重新返华的意向并表现出乐观心态。为了战后能够在返华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着刻意安排。
英国人还曾考虑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以恢复英国战前的在华地位。例如，1945年8月，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敦促英国政府在恢复在华地位问题上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手段，远东司负责官员凯特森建议：“英国在华尤其是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利益，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价值上，都要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因此，我们的责任是主动努力将这些以前的国际区域交还给中国政府控制，以便能够充分维护英国的权利和利益。”⑥
诚然，二战爆发前，英国在华拥有他国所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远东势力的急剧膨胀，对英国的在华利益形成了最为有力的挑战。面对美国取代英国逐渐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英国出于维护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的需要，一方面对于美国的在华优势地位予以积极承认，另一方面，却并不认为美国能够长久保持住在中国的优势。英国政府官员更多地认为，长久的发展势必会造成英国压倒美国，或至少是形成英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局面。
1945年1月24日，英国驻华使节沃林格致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其中详细分析了战后英美的在华地位状况。沃林格认为美国在华的垄断地位不会长久。因为“就中国方面而言，历史经验表明，中国人更愿意将他们的鸡蛋放入不同的箩筐”，而且“一旦时机来临，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占据某种优势”。①的确，就英国政府官员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战后英国的第一要务是恢复英国在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面对美国因二战而带来的在华地位上升的不争事实，英国既要执行与美合作的对华政策，同时也应充分利用多年来英国在华各个领域中所形成的诸多优势与美竞争，由此，英国才能于战后更好地维护并恢复在华地位和影响。 1945年7月7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出台的《中国目前形势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备忘录》就英国是否能够于战后重建在华地位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表现出乐观心态。首先，英国认为，一旦战争结束，美国国会肯定会反对继续对中国进行大量过分投资。备忘录指出：“一旦财政赤字结束，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向民众征收高额赋税，其结果便是，在中国作不一定有回报的投资必将遭到美国民众的批评。”其次，美国在华的私人银行家和商人对于中国的情况并没有英国人熟悉，也没有英国人在华经验丰富。因此，他们中的许多资产最后都转到英国在华企业家的手中。再者，中国人也并不喜欢美国人在中国的经济和商业领域内处于独霸地位，中国人也希望英国工业至少能够在战后需要中贡献一份力量。对于中英之间的政治联系，备忘录认为：“英国政府自从1926年以来一直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也曾经带头满足中国政府希望修改条约的要求，直至1943年签订废除治外法权的《中英新约》。所有这些中国政府不可能会忘记。而这便是中英双方于未来建立友好政治联系的有用基础。”②针对影响中英双方之间政治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譬如香港问题、西藏问题、马来亚和缅甸华人团体的地位问题以及中缅边界问题等，备忘录认为：“1944年6月，蒋介石已经对此做过非正式回答，蒋表示希望中英间的联系能够尽可能的友好而亲切，中英间的战时同盟关系能够以一种亲密友谊关系于战后继续维持。蒋介石同时也表示，中国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一种中英都满意的方式来解决香港和西藏问题，而且中国也不会干涉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和缅甸地区的事务。”③
由上可知，虽然二战使古老的英帝国受到严重削弱，但是英国并不认为自己从此之后就会长久地衰落下去。在华拥有着巨大政治、战略尤其是经济利益，促使英国决定，战后英国的第一要务便是尽力恢复在华一切利益，并且在抗战尚未结束之时，英国便开始思考如何于战后成功恢复在华利益、重建在华优势地位。面对美国因二战而形成的在华处于垄断地位之局面，英国人经过仔细分析之后一方面决定面对现实，在华执行与美合作而非与美对抗的政策。与此同时，英国仍然对重新返华充满信心，英国人认为它仍具有美国所不具有的诸多竞争优势，这既是英国决定战后重新返华的强大动力，又为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制定并践行符合英国利益的对华政策做足了准备。
二、返华实践
日本投降之后，刚刚上任不久的英国工党政府依然继承了战时联合政府的对华外交路线，积极致力于恢复和重建大英帝国的在华一切利益。实践中，工党政府努力在两大方面扭转英国在华的不利局面。
一是极力改变因英国战时在远东战场上较少作为而导致的英国在华地位和声望急剧滑落的现象。基于此，1945年3月2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起草对华政策备忘录，其中明确表示：“重新树立英国在华的地位和影响符合英国利益，为此，必须得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英国政府应该显示出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并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为此，远东司甚至提议：“英国不妨通过使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④亦即英国政府可以利用战后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来增加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以便博取中国政府对英国的好感。对于远东司的建议，远东委员会战争内阁持赞成态度：“如果对中国进行纯粹的经济性贷款不合理的话，有必要考虑给予中国政治性贷款。”⑤远东委员会战争内阁还进一步强调：“就政治意义而言，英国非常有必要尽可能多地恢复英国以前的在华影响。”⑥
除了准备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以换取中国政府的好感之外，政治方面，英国也积极考虑改善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1945年3月28日，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薛穆给艾登发去绝密信函，其中认为，鉴于宋子文已经进入国民政府的核心领导圈，“这是未来时间内，英国对华政策中所应该慎重考虑的主导因素”。①面对宋子文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薛穆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好好利用此次会议所提供的机会和宋子文加强联系与接触。这种交流对英国来说，毫无疑问将会十分宝贵。”②对于宋子文希望英国可以以对华5000万贷款的形式资助中国遏制通货膨胀之问题，薛穆指出：“（该方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并不十分诱人……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向中国显示英国作用的大好机会。”③薛穆还进一步提醒：“如果英国拒绝中国政府的贷款要求，必将会招来最大不幸。因为，宋子文正倾注了全部心血以此种方式来遏制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英国有援助中国的有形证据事关重大。”④“帮助宋子文完成进口方案。虽然并不意味着英国可以获得中国的永久感激，但是，如果因为英国而导致宋的进口方案失败的话，中英关系必将会蒙上污点。”⑤可见，为了密切中英间的联系，与国民政府交往颇多的英国驻华大使向英国政府建议，要重点考虑向有着英美背景并且业已掌握实权的宋子文提供实质性帮助，由此既可增强英国在华的影响力，又可加强中英间的经济乃至政治联系，这对消弭因二战而形成的中英间的隔阂，重塑英国人的在华形象尤为重要。
英国方面还十分关注中国国内舆论的对英态度，非常希望中国国内尤其是国民政府能够表现出亲英而非亲美倾向。1945年11月，英国驻重庆使馆代办沃林格（Wallinger）在向贝文汇报香港陆军总指挥费斯汀（Festing）少将访问重庆时的情况时认为，此次访问“成功而及时”，费斯汀访华之后，中国人的对英态度有了显著改善，“最近中国政府的高层在解决问题时已经日益显示出谋求与英合作的趋势，英国极有希望能够重新恢复在华政治影响”。⑥对此，沃林格还给出了三条理由：
一、中国人仍然不能确定美国的对华政策，甚至还担心美国会抛弃它们，任凭中国人听天由命；二、中国内部局势尤其是东北局势持续恶化，实际上，内战已经在东北公开进行；三、中国人似乎认为，英国比美国更能理解他们对苏联的恐惧。⑦
基于以上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沃林格和费斯汀一致认为：“中国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一定会积极寻求与英合作，英国在华的影响力将会大增。”⑧
二是国共争端问题上，鉴于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将会严重影响到英国在华的资产及产业安全，因此，极力促成国共和平谈判，避免国共爆发内战也是英国政府的又一大重任。英国政府分析指出：“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将会严重影响到英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地位。来自中国的任何威胁将会对英国在南亚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利益构成挑战。”⑨有鉴于此，英国外交部认为：“一个稳定而友好的中国的出现是维持远东稳定的必要因素，也是确保大英帝国在远东利益安全的重要保障。”⑩1945年7月7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出台的《中国目前形势及英美对华政策备忘录》中更是提到： 过去人们常认为我们在华只拥有商业利益而否认我们在华也有着政治规划。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而言，中国恢复经济及政治稳定将会对我们有益。但是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华也有着政治及战略利益。任何地方一个虚弱、不稳定的国家都是对侵略者的永久的诱惑，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而对于世界主要大国都有利益牵涉其中，又与俄国和日本毗邻的中国来说更为如此。一个不友好的中国也会是我们东亚属地诸多骚乱的重要来源，例如，有大量华人团体居住的缅甸和马来亚便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在远东巨大的政治及战略利益便在于战后出现一个友好、稳定而统一的中国。{11}
由此可知，英国政府认为，战后出现一个友好、稳定而统一的中国是英国在远东的政治及战略利益之所在。因此，如何能够避免国共之间爆发内战遂成为英国政府内部所讨论的热点议题。讨论中，以哈德逊和贝纳特为代表的部分英国政府官员认为：“避免中国发生内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与美苏联合，以使用武力为后盾向国民政府发出通告，胁迫其与中共和谈。”{12}但是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以及英国国防部自治领事务大臣萨密尔为代表的部分官员则认为，英国无需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应该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1945年1月25日，萨密尔在答复英国上议院辩论时，就中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们（国共分歧）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其他国家无需牵涉其中，我们只有希望中国人能够依靠它们自身悠久的文明传统以及善于妥协的天赋来找到解决争端的基础，最后能够使中国恢复统一。如果国共争端获得真正解决，英国政府将会异常高兴。”①很明显，萨密尔一派虽然希望国共争端能以一种和平方式获得解决，但并不倾向于支持英国政府插手调节国共纷争。究竟作何选择，英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最终以“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向世人宣告了它的对华态度。1945年4月24日，英国外交部在出台的备忘录中对国共冲突的性质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英国对华的最佳政策便是：“让中国人自行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②
上述可知，二战结束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基本承袭并践行了战时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设计，以全面维护并恢复战前英国在华一切利益为目标，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扭转战后英国在华的不利局面，比如企图通过直接或间接增加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来再次赢得中国政府的对英好感；积极派遣访华人员或访华团体以加强中英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密切注视中国国内的舆论方向并相机采取相应措施；竭力促成国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纷争等等。种种行为之目的自然是希望国民政府改变战时的对英反感态度，为尽快重建英国在华地位和影响奠定基础。
三、“甘居美后”
1945年12月，美国出于对远东战略格局的安排，曾派声名显赫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争端，以期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符合战后美国对远东所作的蓝图规划。马歇尔调停过程中，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使节密切关注中国的内政动态，但对外则倾向于谨慎和保持沉默，拒绝就中国事务发表任何干涉性言论。
马歇尔调停伊始，英国政府对未来的调停成效并不看好。1946年1月24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给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报告中分析道：“国共两党始终是处在一种相互指责和怀疑的氛围之中，因此他们之间很难就内部分歧达成永久性和解。就目前来说，停火协议甚至都无法执行，更不必说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③1946年6月前，在马歇尔的努力下，第一阶段的调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并准备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等。但是英国政府依然对国共间达成最终和解持悲观态度，1946年2月16日，薛穆在给贝文的汇报函中直言认为，国共间的和平绝不会维持长久：“行政总署似乎已经成功达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停战协定，这本身的确是一个巨大且令人振奋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5万美国驻华北军的军事威慑力的存在，就绝不会有这种成就。”④
直至在马歇尔的积极斡旋下，国共双方最终达成了停战协定并准备重组全国军队时，英国人似乎看到了国共争端有政治解决的希望，于是逐渐对马歇尔调解产生兴趣，开始由最初的反应冷淡转变为积极支持，“一触即发的中国内战忽然间达成了停战协定，这无疑必须归功于马歇尔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在关键时刻促成了双方的和解”。“目前断定国共间已经达成最终永久性和解还为时尚早，但至少可以认为，这项政策的第一步完成得相当成功。”⑤但是，实践中英国依然没有加入美国调停的行列。英国政府虽然逐渐趋向支持马歇尔调停，但是却始终不认为美国的调停能获得最终成功，因此最终决定以行动上不介入国共争端来避免最终与美国一起承担调停失败的责任。为此，1946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致函英国驻美国大使时着重强调：“你应该避免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对美国的调停表现出任何支持，或者对注定必将失败的调停与美国共同承担失败的责任。”⑥
1946年10月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马歇尔调停的最终失败。随后不久，马歇尔被召回国。马歇尔调停的失败，突显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效应，这对于英国来说，既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严重失败的教训，同时也是重新返华的又一大好机会。究竟作何选择，这取决于英国对各方利弊因素的权衡。经过慎重考虑后，英国最终以对华武器禁运的方式向世界尤其是美苏再次表明了他的“不干涉”态度。
马歇尔调停受挫后，英国外交部上下官员一致认为这是英国在华赢取主动的绝佳时机，英国应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重新进入中国。1946年11月，英国外交部收到英国对华事务顾问裴尼寄来的一封文件，其中声称：“远东正经历着一场社会民主革命，横扫中国、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及泰国。英国可以利用这场革命获得一切。英国占据领导地位的机会已经来临。”①对此，远东委员会主席邓宁的反应是，尽管他并不喜欢裴尼的“左倾”观点，也认为裴尼的许多想法并不切合实际，但是仍然“值得仔细考虑”。可见，直至马歇尔调停后期，英国的帝国之梦仍没有结束，英国在华的最大之对手美国，其对华政策的失败，又让英国再度燃起了重新恢复在华统治地位的希望。 1947年年初，在获知即将离华的马歇尔已经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时，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再度认为，这是英国对华重新发挥积极作用的又一大好时机。他在向贝文汇报时提到：
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后，美国国务院将能够更加客观地分析中国形势，而不带有丝毫感情成分。……总的来说，我相信是因为国民党自身不受欢迎导致了美国不受欢迎，美国对华政策遭受普遍谴责很大部分原因是他们将美国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②
面对驻华使节及其他在华人员的建议，英国政府虽有点蠢蠢欲动，但是在经过仔细分析及利弊权衡之后，并没有接受这个貌似唾手可得的好机会。英国政府经考虑后不仅没有对国共争端宣布新政策，反而在对华政策方面更加趋向于寻求美国的认同。英国政府的这一对华态度在最终决定对华实行武器禁运上得到了集中体现。马歇尔调解后期，美国意图以马歇尔辞职及停止对华一切援助为筹码，威胁国民政府与中共达成妥协，并且在蒋介石拒绝退让的背景下暂时停止了对华援助。这时的国民政府依然不能够确定美国的对华方针，蒋介石极其担心国民政府最终会被美国抛弃。在此背景下，急需外援的国民政府再度向英示好，企图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1946年9月，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中国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前团长桂永清拜见了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意图说服施谛文并进而说服英国政府，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战略物资援助。但是英国政府在进行深刻讨论后的结果更接近于在马歇尔调解后期英国国内外所达成的共识，亦即等弄清楚美国的对华态度后再做决定。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高级顾问邓宁认为：“无论英国作何决定，都应该让美国知晓并征得美国的同意。”③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则坚决不同意向中国输出任何战略物资：“我们不应该向美国表现出任何准备对华提供战略物资的意图。”④外交部倾向于认为对华输出战略物资肯定将会被美、苏双方知晓，而且如果美国有意停止对华武器供应，目的是给蒋介石施压，迫使其妥协的话，英国对华输出战略物资必然会招致美国的反对。⑤可见，英国政府在尚未确定美国的对华态度之前，并没有贸然行事，同意对华输出战略物资，与之相反，英国政府经过多重的讨论、权衡后指示施谛文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1946年10月英国外交部从美国国务院处获悉，在马歇尔的建议下，美国政府已经于1946年9月初悄然停止了对华武器供应。⑥确定美国的态度之后，1946年10月14日，艾德礼政府在征得内阁同意后宣布赞同对华武器禁运。⑦内阁会议四天之后的10月18日，英国外交部备忘录宣称，英国的对华政策将与美国的对华政策保持一致，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道义上支持，并且鼓励在有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尽其最大可能形成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府。⑧由此可知，在获悉美国意欲停止对华武器供应之后，为了确保与美政策一致，英国政府正式确定了禁止对华输出战略武器的政策。
由上可知，马歇尔调解前后，英国上下虽有着重新恢复在华影响的意愿和想法，但是英国政府在经过持续的等待和观望之后并没有将其付诸实践。马歇尔调解失败后，英国政府经过仔细分析及利弊权衡后，最终并没有将其看成是一次重新返华的大好机会，与之相反，英国人更多看到的是调解失败的教训以及干涉国共争端的负面影响。因此，英国最终并没有选择急于在华展示自身的实力，取美国在华统治地位而代之。恰恰相反，出于对美国在华势力的深刻分析以及对自身实力因素的清醒认识，在对华政策方面，英国政府反而更加倾向于追随美国，征询美国的意见并寻求美国对其政策的完全认同，在国共争端问题上，以对华实施武器禁运的方式表明英国的“不干涉”态度。
四、英国对华政策转变之动因
二战后初期，英国先是怀揣着恢复战前在华一枝独秀地位的梦想，并对恢复在华经济、政治利益普遍持乐观态度。实践中，新上任不久的英国工党政府以恢复和重建大英帝国的在华一切利益为目标，积极致力于恢复因二战而导致的日趋下滑的在华声望，面对国共争端，英国先是打算运用它的影响力促成中国和平统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抗战即将结束之时，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在对华问题上，英国积极追随美国，寻求美国的对华政策认同，面对国共争端倾向于执行“不干涉”政策。马歇尔调解的失败，促成英国正式完成了对华政策转轨，在对华政策上，以实行对华武器禁运向世界表明其追随美国，对国共争端的“不干涉”态度。究其原因，既有着英国自身的因素，也有着美国方面因素的影响，还有国民政府的对英方式所导致的英国态度的变化。
首先，就英国自身的原因来说，对于国共争端，英国并非不愿干涉，而是无力进行干涉。①英国虽然帝国情结犹存，但二战的重创使英国经济濒临崩溃，因此，在对外政策实践中，英国政府常常因为财政方面的拮据而使诸多宏大的政治方案胎死腹中。如前所述，在对华问题上，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曾经力促英国政府尽快对华实行经济援助，企图以经济援助的方式来挽回在华政治影响，但是却遭到了英国外交部经济关系司以及英国财政部的极力反对。英国外交部经济关系司司长科尔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限制我们在华采取积极政策的很显然十之八九都是经济上的，在经济领域内我们为中国做任何事情都存在困难，更不必说采取一些可对中国的现状会产生切实影响的措施。”②科尔逊意在指出，战后英国不应该而且也无法为中国的重建提供资金支持。英国外交部经济事务次长助理哈尔·帕奇也完全赞同科尔逊的观点，哈尔强调：“英国对华提供援助必然要涉及英国的可利用资源，然而目前英国的可利用资源少之又少，仅是用于承担英国国内的伟大责任也捉襟见肘，更不必说对华提供帮助。”③所以，“为战后中国的重建提供援助对英国来说是一项无法承担的奢侈品”。④由于英国外交部经济关系司的反对，英国远东司意在以对华实行经济援助来换回政治影响的意见备忘录在尚未递交到战争内阁讨论之前便遭遇搁浅。而英国财政部则更是坚决反对向华提供政治贷款：“战后英国的财政形势表明英国不可能向中国提供政治贷款，不管他们所鼓吹的政策有多么强大的理由。”⑤由此可见，战后经济的极度虚弱使得英国政府想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的方案最后惨遭流产。自此，英国对于抗战后急需外援的国民政府来说，其吸引力毫无疑问会大大降低，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到战后英国在华地位的恢复，阻碍英国在战后的对华政策中扮演积极重要角色。 其次，就美国方面原因来说，抗战及战后初期，美国逐渐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并竭力排斥英国恢复在华势力及影响，也导致了英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热情的减退。其实早在抗战进行之时，一部分英国人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已经取代英国在华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1943年塔希曼在备忘录中直言：
把中国1943年的对外政策与10年之前的态度相比较，最为显著的变化便是它依赖美国并接受美国的领导。
就英国方面来说，由于我们对中国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现状，从已经占据中国百多年的领导位置上逊位……我们无法像美国一样向中国提供财政、经济及物质援助，外交领域，十年前我们是处于领导地位，但现在我们只能焦急地等待看美国政府将会怎么做。①
抗战继续到1945年后，英国在中国的形势变得愈发糟糕。英国人认为：“尽管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价值巨大，但是与美国向中国所提供的大规模援助相比较，却显得相当微不足道，因此，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力也几乎微乎其微。”②“战争结束后，英美必然会在中国形成竞争之势，但是此时的英国不应该在华与美形成对抗，不管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与之相反，英国的目标应该是和美国实行紧密合作。”③理由是：“战后如果英美在华出现任何竞争迹象或者说英国试图在美国背后牟利，中国政府必将会利用其中的一方来打压另一方，最终的结果便是英美双方的利益均会受损。”④
但是，美国方面却十分怀疑英国的在华意图，也同样将英国作为其强有力的在华竞争对象。杜鲁门总统一上台便采取了一系列与英抗衡的措施：一方面立即宣布停止对英国的租借法案贷款，强迫英国使用战时贷款结余以防止英国利用租借法案援助来重获海外殖民地。另一方面，则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对英国于战后积极恢复在华经济、政治利益相当反感；与此同时，在对外宣传方面也有意贬低英国对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和牺牲。例如1945年9月，美国在制作在华播放的抗战宣传片时，认为是在中美军队的艰苦努力下，最终使缅甸获得了解放，而对于英国第十四军参与缅甸解放的贡献则丝毫未提，为此，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⑤抗战胜利以后，由于英国对美国在华政策的未来走向不能够确定，于是便急切地向美国传达了英美应彼此沟通的愿望，但美国对英国却极度的不信任，极为担心“被英国的狡猾外交（Cunning Diplomacy）所欺骗”，⑥因此美国对于英国的要求反应十分冷淡。本质来说，在对华事务中，美国更希望战后三强之一的英国是其对华政策的一个支持者，而非其在华的垄断地位的威胁。很显然，美国于战后初期对英国恢复在华地位的疑虑和排斥也是促使英国走上不干涉道路的重要原因。
再者，从中国方面因素来说，国民政府的排英亲美态度也使得英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干涉国共争端之最初想法。如前所述，早在抗战时期，英国政府就期望战后的中国能够出现一个亲英政府，在亲英政府出现之前，英国需谨慎对待中国事务。然而令英国政府失望的是，国民政府自始至终所执行的外交路线是亲美而非亲英。英国在战时的抗战不力导致了在华声望的急剧下降；战后英国政府不顾驻华大使薛穆的劝阻，强行占领香港又导致了中英关系的一时恶化；此外，英国无法像美国一样向中国提供大量物援，自然得不到国民政府的青睐。由此可见，英国政府的诸多行为最终使国民政府深刻意识到中国无法依靠英国来实现其战后重建目标，于是便自然地开始转向美国寻求援助。因此，面对英美的在华竞争，蒋介石往往执行的是讨好美国而疏远英国的外交政策，并由此使英国的在华地位遭遇到不可避免的尴尬。例如，1945年12月，沃林格在向贝文汇报时提到：“中国政府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向英国官员或商业机构申请使用英国船运或其他设备，但一旦涉及特权或其他方面活动时，国民政府便执行歧视英国偏向美国的政策。”⑦典型的一例便是英美对中国海军的争夺。1945年年底，英国外交部在近期的官方接触中得到暗示：“如今驻扎在中国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已经脱离了美国第七舰队的指挥，因此，英国太平洋舰队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仍然停留在中国海域。”⑧中国政府随后也发出声明表示：“截止到1946年3月4日成都皇家空军训练代表团3年签约期满后将不再续约。”⑨1945年11月6日至13日，国民政府地方当局在日本士兵的协助下，拘留了降落于海南岛的英国皇家空军森德兰飞机上的全部机组人员，但是美国的飞机却可以毫无限制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起飞降落。⑩
基于以上原因，英国人对调解国共争端日益失去了兴趣，认为美国政府所倡导的调解不可能会达到政治解决国共争端的目的。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却又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心存芥蒂，并不想“红星普照中国”。①经过多方面的思考与权衡后，英国政府决定采用薛穆所建议的“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回国述职完毕后返华的途中，特意访问了伦敦和莫斯科，并号召两国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对此，伦敦政府首先给予了积极响应。1945年12月，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议中，关于中国问题方面，在英国的积极倡导下，1945年12月27日，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公报，进一步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②此后，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英国基本做到了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政策。
纵观战后初期英国在对华外交上由积极返华逐渐转变为甘居美后，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政策，其中之根本原因仍在于战后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饱受二战重创的英国，最终以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走出这场战争。故二战后初期，英国经济千疮百孔，濒临崩溃，急需美国的实质性援助。面对战后在华地位已经急剧下滑，以及美国在华业已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基本现实，极为现实的英国人在返华屡屡遭挫之后，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开始适时地调整其对华策略，主动接受在华屈居美国之后的二流地位，并对中国内政持“不干涉”态度，甘愿在美国的对华调停中充当看客角色。某种程度上，这也充分体现了英国在对外关系上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这种“现实主义”集中表现为英国人极善于审时度势，努力使自己不被置于过分被动、尴尬的境地。用陈乐民先生的话来概括，英国外交的实质及特点是：“知所进退，往往能更好地保住自己的利益。”③因此，在对华政策中，英国政府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维护切身的国家利益。正是为追求永恒不变的国家利益，才促使英国在对华外交中采取“现实主义”取向，并由此而深刻地影响着英国对华外交。
【作者简介】奚庆庆，女，1982年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英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英国对华政策，积极返华，不干涉，国共争端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06-0054-09
二战结束后，中国国内并没有即刻实现和平，国共争端期间，围绕着中国政局的演进与变化，在国、共，美、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并影响着中国政治的最终走向。在这一进程中，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的英国，其对华政策的走向对中国政局的发展方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抑或说其最终甘居美后转向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政策，对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有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对于战后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国外学术界要远早于中国内地学界。①在国内学术界，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的打开，部分留学英美的学者利用相关外交档案已经解密的便利，开始较多关注这一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著。②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近年来陆续解密的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档案、议会和内阁文件集等原始文献为依据，探讨战后初期英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以期对中英关系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积极返华”之准备
1945年8月，抗战即将结束之时，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频繁通电，商讨组织英国领事代表团前往中国，目的是恢复并维护在华利益尤其是在华经济利益。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积极筹谋恢复在华政治地位，并为此付出巨大努力。
二战结束后损失惨重的英国，实力虽遭到严重削弱，但并不甘心就此沦落为二流的地区性小国。虽然处境困窘，但英国人始终认为，“大英帝国只是暂时性遭到严重削弱”。①“战后英国虽没有美国，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甚至也没有苏联的资源和财力，但英国却拥有崇高的声望，享有作为世界三大战胜国之一的地位和责任。”②因此，二战后，“除少数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中的人员意识到昔日英国在华的特权地位已不复存在之外，英国对华的基本态度几乎无任何改变”。③抗战胜利前夕，英国上下对于恢复英国战前的在华地位普遍持乐观态度，不仅认为英国可以恢复战前的经济利益，还可以恢复到战前在华一枝独秀的政治地位。
实际上，早在抗战进行中的1944年，英国就已经为战后重返中国开始了精心准备。1944年8月19日，英国外交部出台对华政策备忘录，其中认为战后英国重返中国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得承认，鉴于战后英国应尽快恢复并扩大出口贸易，中国因其巨大的潜在财富，极强的战争复原能力以及在废墟之上可以相对自由的重建，这可使中国成为最富有潜力的市场之一。”“虽然英国因为在战争中耗尽了几乎所有的资本储备，而使其资源遭受到极大破坏（正因如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将无法为一些宏大的海外方案提供资金支持），但这并不影响英国仍然是一个贸易国家。事实上，我们从战争中复原的唯一方法便是充分运用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生产能力在战争中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娴熟使用英国商人在购销、船运、融资（与长期、大规模的投资海外铁路相反，它也包括短期的货物运输）、保险，以及向世界各地经销商品的历史性技巧。”④就战后英国重返中国的可行性来说，备忘录认为英国在华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四大方面：“（1）英国在各大重要的贸易中心拥有土地和房产；（2）英国人团体具有和中国人进行贸易和交往的各种专业知识；（3）大批中国人因受雇于英国企业或者在贸易或公务中与英国人有着交往，而非常熟悉英国人的观念和处事方法；（4）各种无形的因素，如友好和文化交往等。”⑤
可见，早在抗战进行之时，英国就有战后重新返华的意向并表现出乐观心态。为了战后能够在返华的竞争中占据优势，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着刻意安排。
英国人还曾考虑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以恢复英国战前的在华地位。例如，1945年8月，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敦促英国政府在恢复在华地位问题上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手段，远东司负责官员凯特森建议：“英国在华尤其是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利益，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价值上，都要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因此，我们的责任是主动努力将这些以前的国际区域交还给中国政府控制，以便能够充分维护英国的权利和利益。”⑥
诚然，二战爆发前，英国在华拥有他国所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在远东势力的急剧膨胀，对英国的在华利益形成了最为有力的挑战。面对美国取代英国逐渐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英国出于维护和发展英美特殊关系的需要，一方面对于美国的在华优势地位予以积极承认，另一方面，却并不认为美国能够长久保持住在中国的优势。英国政府官员更多地认为，长久的发展势必会造成英国压倒美国，或至少是形成英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局面。
1945年1月24日，英国驻华使节沃林格致信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其中详细分析了战后英美的在华地位状况。沃林格认为美国在华的垄断地位不会长久。因为“就中国方面而言，历史经验表明，中国人更愿意将他们的鸡蛋放入不同的箩筐”，而且“一旦时机来临，我们也可以在中国占据某种优势”。①的确，就英国政府官员而言，他们普遍认为，战后英国的第一要务是恢复英国在华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面对美国因二战而带来的在华地位上升的不争事实，英国既要执行与美合作的对华政策，同时也应充分利用多年来英国在华各个领域中所形成的诸多优势与美竞争，由此，英国才能于战后更好地维护并恢复在华地位和影响。 1945年7月7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出台的《中国目前形势以及英美对华政策备忘录》就英国是否能够于战后重建在华地位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表现出乐观心态。首先，英国认为，一旦战争结束，美国国会肯定会反对继续对中国进行大量过分投资。备忘录指出：“一旦财政赤字结束，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向民众征收高额赋税，其结果便是，在中国作不一定有回报的投资必将遭到美国民众的批评。”其次，美国在华的私人银行家和商人对于中国的情况并没有英国人熟悉，也没有英国人在华经验丰富。因此，他们中的许多资产最后都转到英国在华企业家的手中。再者，中国人也并不喜欢美国人在中国的经济和商业领域内处于独霸地位，中国人也希望英国工业至少能够在战后需要中贡献一份力量。对于中英之间的政治联系，备忘录认为：“英国政府自从1926年以来一直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也曾经带头满足中国政府希望修改条约的要求，直至1943年签订废除治外法权的《中英新约》。所有这些中国政府不可能会忘记。而这便是中英双方于未来建立友好政治联系的有用基础。”②针对影响中英双方之间政治关系的重大政治问题譬如香港问题、西藏问题、马来亚和缅甸华人团体的地位问题以及中缅边界问题等，备忘录认为：“1944年6月，蒋介石已经对此做过非正式回答，蒋表示希望中英间的联系能够尽可能的友好而亲切，中英间的战时同盟关系能够以一种亲密友谊关系于战后继续维持。蒋介石同时也表示，中国希望在适当的时机以一种中英都满意的方式来解决香港和西藏问题，而且中国也不会干涉英属殖民地马来亚和缅甸地区的事务。”③
由上可知，虽然二战使古老的英帝国受到严重削弱，但是英国并不认为自己从此之后就会长久地衰落下去。在华拥有着巨大政治、战略尤其是经济利益，促使英国决定，战后英国的第一要务便是尽力恢复在华一切利益，并且在抗战尚未结束之时，英国便开始思考如何于战后成功恢复在华利益、重建在华优势地位。面对美国因二战而形成的在华处于垄断地位之局面，英国人经过仔细分析之后一方面决定面对现实，在华执行与美合作而非与美对抗的政策。与此同时，英国仍然对重新返华充满信心，英国人认为它仍具有美国所不具有的诸多竞争优势，这既是英国决定战后重新返华的强大动力，又为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制定并践行符合英国利益的对华政策做足了准备。
二、返华实践
日本投降之后，刚刚上任不久的英国工党政府依然继承了战时联合政府的对华外交路线，积极致力于恢复和重建大英帝国的在华一切利益。实践中，工党政府努力在两大方面扭转英国在华的不利局面。
一是极力改变因英国战时在远东战场上较少作为而导致的英国在华地位和声望急剧滑落的现象。基于此，1945年3月2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起草对华政策备忘录，其中明确表示：“重新树立英国在华的地位和影响符合英国利益，为此，必须得采取一些积极措施。”“英国政府应该显示出对中国事务的兴趣并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为此，远东司甚至提议：“英国不妨通过使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④亦即英国政府可以利用战后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来增加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以便博取中国政府对英国的好感。对于远东司的建议，远东委员会战争内阁持赞成态度：“如果对中国进行纯粹的经济性贷款不合理的话，有必要考虑给予中国政治性贷款。”⑤远东委员会战争内阁还进一步强调：“就政治意义而言，英国非常有必要尽可能多地恢复英国以前的在华影响。”⑥
除了准备加强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以换取中国政府的好感之外，政治方面，英国也积极考虑改善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1945年3月28日，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薛穆给艾登发去绝密信函，其中认为，鉴于宋子文已经进入国民政府的核心领导圈，“这是未来时间内，英国对华政策中所应该慎重考虑的主导因素”。①面对宋子文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薛穆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好好利用此次会议所提供的机会和宋子文加强联系与接触。这种交流对英国来说，毫无疑问将会十分宝贵。”②对于宋子文希望英国可以以对华5000万贷款的形式资助中国遏制通货膨胀之问题，薛穆指出：“（该方案）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并不十分诱人……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向中国显示英国作用的大好机会。”③薛穆还进一步提醒：“如果英国拒绝中国政府的贷款要求，必将会招来最大不幸。因为，宋子文正倾注了全部心血以此种方式来遏制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在此情况下，英国有援助中国的有形证据事关重大。”④“帮助宋子文完成进口方案。虽然并不意味着英国可以获得中国的永久感激，但是，如果因为英国而导致宋的进口方案失败的话，中英关系必将会蒙上污点。”⑤可见，为了密切中英间的联系，与国民政府交往颇多的英国驻华大使向英国政府建议，要重点考虑向有着英美背景并且业已掌握实权的宋子文提供实质性帮助，由此既可增强英国在华的影响力，又可加强中英间的经济乃至政治联系，这对消弭因二战而形成的中英间的隔阂，重塑英国人的在华形象尤为重要。
英国方面还十分关注中国国内舆论的对英态度，非常希望中国国内尤其是国民政府能够表现出亲英而非亲美倾向。1945年11月，英国驻重庆使馆代办沃林格（Wallinger）在向贝文汇报香港陆军总指挥费斯汀（Festing）少将访问重庆时的情况时认为，此次访问“成功而及时”，费斯汀访华之后，中国人的对英态度有了显著改善，“最近中国政府的高层在解决问题时已经日益显示出谋求与英合作的趋势，英国极有希望能够重新恢复在华政治影响”。⑥对此，沃林格还给出了三条理由：
一、中国人仍然不能确定美国的对华政策，甚至还担心美国会抛弃它们，任凭中国人听天由命；二、中国内部局势尤其是东北局势持续恶化，实际上，内战已经在东北公开进行；三、中国人似乎认为，英国比美国更能理解他们对苏联的恐惧。⑦
基于以上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沃林格和费斯汀一致认为：“中国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一定会积极寻求与英合作，英国在华的影响力将会大增。”⑧
二是国共争端问题上，鉴于国共之间爆发内战将会严重影响到英国在华的资产及产业安全，因此，极力促成国共和平谈判，避免国共爆发内战也是英国政府的又一大重任。英国政府分析指出：“英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将会严重影响到英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地位。来自中国的任何威胁将会对英国在南亚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利益构成挑战。”⑨有鉴于此，英国外交部认为：“一个稳定而友好的中国的出现是维持远东稳定的必要因素，也是确保大英帝国在远东利益安全的重要保障。”⑩1945年7月7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出台的《中国目前形势及英美对华政策备忘录》中更是提到： 过去人们常认为我们在华只拥有商业利益而否认我们在华也有着政治规划。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而言，中国恢复经济及政治稳定将会对我们有益。但是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华也有着政治及战略利益。任何地方一个虚弱、不稳定的国家都是对侵略者的永久的诱惑，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而对于世界主要大国都有利益牵涉其中，又与俄国和日本毗邻的中国来说更为如此。一个不友好的中国也会是我们东亚属地诸多骚乱的重要来源，例如，有大量华人团体居住的缅甸和马来亚便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在远东巨大的政治及战略利益便在于战后出现一个友好、稳定而统一的中国。{11}
由此可知，英国政府认为，战后出现一个友好、稳定而统一的中国是英国在远东的政治及战略利益之所在。因此，如何能够避免国共之间爆发内战遂成为英国政府内部所讨论的热点议题。讨论中，以哈德逊和贝纳特为代表的部分英国政府官员认为：“避免中国发生内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与美苏联合，以使用武力为后盾向国民政府发出通告，胁迫其与中共和谈。”{12}但是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以及英国国防部自治领事务大臣萨密尔为代表的部分官员则认为，英国无需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应该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1945年1月25日，萨密尔在答复英国上议院辩论时，就中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们（国共分歧）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其他国家无需牵涉其中，我们只有希望中国人能够依靠它们自身悠久的文明传统以及善于妥协的天赋来找到解决争端的基础，最后能够使中国恢复统一。如果国共争端获得真正解决，英国政府将会异常高兴。”①很明显，萨密尔一派虽然希望国共争端能以一种和平方式获得解决，但并不倾向于支持英国政府插手调节国共纷争。究竟作何选择，英国政府在权衡利弊后，最终以“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向世人宣告了它的对华态度。1945年4月24日，英国外交部在出台的备忘录中对国共冲突的性质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英国对华的最佳政策便是：“让中国人自行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②
上述可知，二战结束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基本承袭并践行了战时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设计，以全面维护并恢复战前英国在华一切利益为目标，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扭转战后英国在华的不利局面，比如企图通过直接或间接增加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来再次赢得中国政府的对英好感；积极派遣访华人员或访华团体以加强中英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密切注视中国国内的舆论方向并相机采取相应措施；竭力促成国共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纷争等等。种种行为之目的自然是希望国民政府改变战时的对英反感态度，为尽快重建英国在华地位和影响奠定基础。
三、“甘居美后”
1945年12月，美国出于对远东战略格局的安排，曾派声名显赫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争端，以期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符合战后美国对远东所作的蓝图规划。马歇尔调停过程中，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使节密切关注中国的内政动态，但对外则倾向于谨慎和保持沉默，拒绝就中国事务发表任何干涉性言论。
马歇尔调停伊始，英国政府对未来的调停成效并不看好。1946年1月24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给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的报告中分析道：“国共两党始终是处在一种相互指责和怀疑的氛围之中，因此他们之间很难就内部分歧达成永久性和解。就目前来说，停火协议甚至都无法执行，更不必说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③1946年6月前，在马歇尔的努力下，第一阶段的调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并准备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等。但是英国政府依然对国共间达成最终和解持悲观态度，1946年2月16日，薛穆在给贝文的汇报函中直言认为，国共间的和平绝不会维持长久：“行政总署似乎已经成功达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停战协定，这本身的确是一个巨大且令人振奋的成就，但是，如果没有5万美国驻华北军的军事威慑力的存在，就绝不会有这种成就。”④
直至在马歇尔的积极斡旋下，国共双方最终达成了停战协定并准备重组全国军队时，英国人似乎看到了国共争端有政治解决的希望，于是逐渐对马歇尔调解产生兴趣，开始由最初的反应冷淡转变为积极支持，“一触即发的中国内战忽然间达成了停战协定，这无疑必须归功于马歇尔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在关键时刻促成了双方的和解”。“目前断定国共间已经达成最终永久性和解还为时尚早，但至少可以认为，这项政策的第一步完成得相当成功。”⑤但是，实践中英国依然没有加入美国调停的行列。英国政府虽然逐渐趋向支持马歇尔调停，但是却始终不认为美国的调停能获得最终成功，因此最终决定以行动上不介入国共争端来避免最终与美国一起承担调停失败的责任。为此，1946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致函英国驻美国大使时着重强调：“你应该避免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对美国的调停表现出任何支持，或者对注定必将失败的调停与美国共同承担失败的责任。”⑥
1946年10月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马歇尔调停的最终失败。随后不久，马歇尔被召回国。马歇尔调停的失败，突显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效应，这对于英国来说，既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严重失败的教训，同时也是重新返华的又一大好机会。究竟作何选择，这取决于英国对各方利弊因素的权衡。经过慎重考虑后，英国最终以对华武器禁运的方式向世界尤其是美苏再次表明了他的“不干涉”态度。
马歇尔调停受挫后，英国外交部上下官员一致认为这是英国在华赢取主动的绝佳时机，英国应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重新进入中国。1946年11月，英国外交部收到英国对华事务顾问裴尼寄来的一封文件，其中声称：“远东正经历着一场社会民主革命，横扫中国、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及泰国。英国可以利用这场革命获得一切。英国占据领导地位的机会已经来临。”①对此，远东委员会主席邓宁的反应是，尽管他并不喜欢裴尼的“左倾”观点，也认为裴尼的许多想法并不切合实际，但是仍然“值得仔细考虑”。可见，直至马歇尔调停后期，英国的帝国之梦仍没有结束，英国在华的最大之对手美国，其对华政策的失败，又让英国再度燃起了重新恢复在华统治地位的希望。 1947年年初，在获知即将离华的马歇尔已经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时，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再度认为，这是英国对华重新发挥积极作用的又一大好时机。他在向贝文汇报时提到：
马歇尔担任美国国务卿后，美国国务院将能够更加客观地分析中国形势，而不带有丝毫感情成分。……总的来说，我相信是因为国民党自身不受欢迎导致了美国不受欢迎，美国对华政策遭受普遍谴责很大部分原因是他们将美国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②
面对驻华使节及其他在华人员的建议，英国政府虽有点蠢蠢欲动，但是在经过仔细分析及利弊权衡之后，并没有接受这个貌似唾手可得的好机会。英国政府经考虑后不仅没有对国共争端宣布新政策，反而在对华政策方面更加趋向于寻求美国的认同。英国政府的这一对华态度在最终决定对华实行武器禁运上得到了集中体现。马歇尔调解后期，美国意图以马歇尔辞职及停止对华一切援助为筹码，威胁国民政府与中共达成妥协，并且在蒋介石拒绝退让的背景下暂时停止了对华援助。这时的国民政府依然不能够确定美国的对华方针，蒋介石极其担心国民政府最终会被美国抛弃。在此背景下，急需外援的国民政府再度向英示好，企图能够获得英国的帮助。1946年9月，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中国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前团长桂永清拜见了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意图说服施谛文并进而说服英国政府，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战略物资援助。但是英国政府在进行深刻讨论后的结果更接近于在马歇尔调解后期英国国内外所达成的共识，亦即等弄清楚美国的对华态度后再做决定。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高级顾问邓宁认为：“无论英国作何决定，都应该让美国知晓并征得美国的同意。”③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则坚决不同意向中国输出任何战略物资：“我们不应该向美国表现出任何准备对华提供战略物资的意图。”④外交部倾向于认为对华输出战略物资肯定将会被美、苏双方知晓，而且如果美国有意停止对华武器供应，目的是给蒋介石施压，迫使其妥协的话，英国对华输出战略物资必然会招致美国的反对。⑤可见，英国政府在尚未确定美国的对华态度之前，并没有贸然行事，同意对华输出战略物资，与之相反，英国政府经过多重的讨论、权衡后指示施谛文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1946年10月英国外交部从美国国务院处获悉，在马歇尔的建议下，美国政府已经于1946年9月初悄然停止了对华武器供应。⑥确定美国的态度之后，1946年10月14日，艾德礼政府在征得内阁同意后宣布赞同对华武器禁运。⑦内阁会议四天之后的10月18日，英国外交部备忘录宣称，英国的对华政策将与美国的对华政策保持一致，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道义上支持，并且鼓励在有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尽其最大可能形成一个强大而稳定的政府。⑧由此可知，在获悉美国意欲停止对华武器供应之后，为了确保与美政策一致，英国政府正式确定了禁止对华输出战略武器的政策。
由上可知，马歇尔调解前后，英国上下虽有着重新恢复在华影响的意愿和想法，但是英国政府在经过持续的等待和观望之后并没有将其付诸实践。马歇尔调解失败后，英国政府经过仔细分析及利弊权衡后，最终并没有将其看成是一次重新返华的大好机会，与之相反，英国人更多看到的是调解失败的教训以及干涉国共争端的负面影响。因此，英国最终并没有选择急于在华展示自身的实力，取美国在华统治地位而代之。恰恰相反，出于对美国在华势力的深刻分析以及对自身实力因素的清醒认识，在对华政策方面，英国政府反而更加倾向于追随美国，征询美国的意见并寻求美国对其政策的完全认同，在国共争端问题上，以对华实施武器禁运的方式表明英国的“不干涉”态度。
四、英国对华政策转变之动因
二战后初期，英国先是怀揣着恢复战前在华一枝独秀地位的梦想，并对恢复在华经济、政治利益普遍持乐观态度。实践中，新上任不久的英国工党政府以恢复和重建大英帝国的在华一切利益为目标，积极致力于恢复因二战而导致的日趋下滑的在华声望，面对国共争端，英国先是打算运用它的影响力促成中国和平统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抗战即将结束之时，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变化，在对华问题上，英国积极追随美国，寻求美国的对华政策认同，面对国共争端倾向于执行“不干涉”政策。马歇尔调解的失败，促成英国正式完成了对华政策转轨，在对华政策上，以实行对华武器禁运向世界表明其追随美国，对国共争端的“不干涉”态度。究其原因，既有着英国自身的因素，也有着美国方面因素的影响，还有国民政府的对英方式所导致的英国态度的变化。
首先，就英国自身的原因来说，对于国共争端，英国并非不愿干涉，而是无力进行干涉。①英国虽然帝国情结犹存，但二战的重创使英国经济濒临崩溃，因此，在对外政策实践中，英国政府常常因为财政方面的拮据而使诸多宏大的政治方案胎死腹中。如前所述，在对华问题上，英国外交部远东司曾经力促英国政府尽快对华实行经济援助，企图以经济援助的方式来挽回在华政治影响，但是却遭到了英国外交部经济关系司以及英国财政部的极力反对。英国外交部经济关系司司长科尔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限制我们在华采取积极政策的很显然十之八九都是经济上的，在经济领域内我们为中国做任何事情都存在困难，更不必说采取一些可对中国的现状会产生切实影响的措施。”②科尔逊意在指出，战后英国不应该而且也无法为中国的重建提供资金支持。英国外交部经济事务次长助理哈尔·帕奇也完全赞同科尔逊的观点，哈尔强调：“英国对华提供援助必然要涉及英国的可利用资源，然而目前英国的可利用资源少之又少，仅是用于承担英国国内的伟大责任也捉襟见肘，更不必说对华提供帮助。”③所以，“为战后中国的重建提供援助对英国来说是一项无法承担的奢侈品”。④由于英国外交部经济关系司的反对，英国远东司意在以对华实行经济援助来换回政治影响的意见备忘录在尚未递交到战争内阁讨论之前便遭遇搁浅。而英国财政部则更是坚决反对向华提供政治贷款：“战后英国的财政形势表明英国不可能向中国提供政治贷款，不管他们所鼓吹的政策有多么强大的理由。”⑤由此可见，战后经济的极度虚弱使得英国政府想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的方案最后惨遭流产。自此，英国对于抗战后急需外援的国民政府来说，其吸引力毫无疑问会大大降低，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到战后英国在华地位的恢复，阻碍英国在战后的对华政策中扮演积极重要角色。 其次，就美国方面原因来说，抗战及战后初期，美国逐渐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并竭力排斥英国恢复在华势力及影响，也导致了英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热情的减退。其实早在抗战进行之时，一部分英国人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已经取代英国在华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1943年塔希曼在备忘录中直言：
把中国1943年的对外政策与10年之前的态度相比较，最为显著的变化便是它依赖美国并接受美国的领导。
就英国方面来说，由于我们对中国无所作为，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现状，从已经占据中国百多年的领导位置上逊位……我们无法像美国一样向中国提供财政、经济及物质援助，外交领域，十年前我们是处于领导地位，但现在我们只能焦急地等待看美国政府将会怎么做。①
抗战继续到1945年后，英国在中国的形势变得愈发糟糕。英国人认为：“尽管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价值巨大，但是与美国向中国所提供的大规模援助相比较，却显得相当微不足道，因此，对中国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力也几乎微乎其微。”②“战争结束后，英美必然会在中国形成竞争之势，但是此时的英国不应该在华与美形成对抗，不管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与之相反，英国的目标应该是和美国实行紧密合作。”③理由是：“战后如果英美在华出现任何竞争迹象或者说英国试图在美国背后牟利，中国政府必将会利用其中的一方来打压另一方，最终的结果便是英美双方的利益均会受损。”④
但是，美国方面却十分怀疑英国的在华意图，也同样将英国作为其强有力的在华竞争对象。杜鲁门总统一上台便采取了一系列与英抗衡的措施：一方面立即宣布停止对英国的租借法案贷款，强迫英国使用战时贷款结余以防止英国利用租借法案援助来重获海外殖民地。另一方面，则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对英国于战后积极恢复在华经济、政治利益相当反感；与此同时，在对外宣传方面也有意贬低英国对抗日战争所作的贡献和牺牲。例如1945年9月，美国在制作在华播放的抗战宣传片时，认为是在中美军队的艰苦努力下，最终使缅甸获得了解放，而对于英国第十四军参与缅甸解放的贡献则丝毫未提，为此，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⑤抗战胜利以后，由于英国对美国在华政策的未来走向不能够确定，于是便急切地向美国传达了英美应彼此沟通的愿望，但美国对英国却极度的不信任，极为担心“被英国的狡猾外交（Cunning Diplomacy）所欺骗”，⑥因此美国对于英国的要求反应十分冷淡。本质来说，在对华事务中，美国更希望战后三强之一的英国是其对华政策的一个支持者，而非其在华的垄断地位的威胁。很显然，美国于战后初期对英国恢复在华地位的疑虑和排斥也是促使英国走上不干涉道路的重要原因。
再者，从中国方面因素来说，国民政府的排英亲美态度也使得英国政府最终放弃了干涉国共争端之最初想法。如前所述，早在抗战时期，英国政府就期望战后的中国能够出现一个亲英政府，在亲英政府出现之前，英国需谨慎对待中国事务。然而令英国政府失望的是，国民政府自始至终所执行的外交路线是亲美而非亲英。英国在战时的抗战不力导致了在华声望的急剧下降；战后英国政府不顾驻华大使薛穆的劝阻，强行占领香港又导致了中英关系的一时恶化；此外，英国无法像美国一样向中国提供大量物援，自然得不到国民政府的青睐。由此可见，英国政府的诸多行为最终使国民政府深刻意识到中国无法依靠英国来实现其战后重建目标，于是便自然地开始转向美国寻求援助。因此，面对英美的在华竞争，蒋介石往往执行的是讨好美国而疏远英国的外交政策，并由此使英国的在华地位遭遇到不可避免的尴尬。例如，1945年12月，沃林格在向贝文汇报时提到：“中国政府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要向英国官员或商业机构申请使用英国船运或其他设备，但一旦涉及特权或其他方面活动时，国民政府便执行歧视英国偏向美国的政策。”⑦典型的一例便是英美对中国海军的争夺。1945年年底，英国外交部在近期的官方接触中得到暗示：“如今驻扎在中国的英国太平洋舰队已经脱离了美国第七舰队的指挥，因此，英国太平洋舰队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仍然停留在中国海域。”⑧中国政府随后也发出声明表示：“截止到1946年3月4日成都皇家空军训练代表团3年签约期满后将不再续约。”⑨1945年11月6日至13日，国民政府地方当局在日本士兵的协助下，拘留了降落于海南岛的英国皇家空军森德兰飞机上的全部机组人员，但是美国的飞机却可以毫无限制地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起飞降落。⑩
基于以上原因，英国人对调解国共争端日益失去了兴趣，认为美国政府所倡导的调解不可能会达到政治解决国共争端的目的。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却又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心存芥蒂，并不想“红星普照中国”。①经过多方面的思考与权衡后，英国政府决定采用薛穆所建议的“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1945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回国述职完毕后返华的途中，特意访问了伦敦和莫斯科，并号召两国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对此，伦敦政府首先给予了积极响应。1945年12月，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议中，关于中国问题方面，在英国的积极倡导下，1945年12月27日，三国外长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公报，进一步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之政策”。②此后，在国共两党的纷争中，英国基本做到了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政策。
纵观战后初期英国在对华外交上由积极返华逐渐转变为甘居美后，执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对华政策，其中之根本原因仍在于战后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饱受二战重创的英国，最终以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走出这场战争。故二战后初期，英国经济千疮百孔，濒临崩溃，急需美国的实质性援助。面对战后在华地位已经急剧下滑，以及美国在华业已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基本现实，极为现实的英国人在返华屡屡遭挫之后，出于利益因素的考虑，开始适时地调整其对华策略，主动接受在华屈居美国之后的二流地位，并对中国内政持“不干涉”态度，甘愿在美国的对华调停中充当看客角色。某种程度上，这也充分体现了英国在对外关系上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这种“现实主义”集中表现为英国人极善于审时度势，努力使自己不被置于过分被动、尴尬的境地。用陈乐民先生的话来概括，英国外交的实质及特点是：“知所进退，往往能更好地保住自己的利益。”③因此，在对华政策中，英国政府考虑最多的是如何维护切身的国家利益。正是为追求永恒不变的国家利益，才促使英国在对华外交中采取“现实主义”取向，并由此而深刻地影响着英国对华外交。
【作者简介】奚庆庆，女，1982年生，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英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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