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刚到北京大学国际医院不久，某公司一位高管在S医院因为肛旁脓肿开过刀，知道我们医院条件好，想过来换药并休息几天。我们为他安排了单间病房，但对其所患疾病及手术情况没做太多检查。过了两天他开始发烧，创面处有大量脓液，我检查了他的伤口，发现脓肿切口引流不畅、左侧直肠内发硬，似乎还有感染脓腔，磁共振检查也证实了我的判断，因此给他安排再次脓肿切开引流手术。可是到了约定时间，患者仍在犹豫，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再次手术，不愿意签字，手术只好取消。
　　第二天早上，患者问我是否认识E医院的AA医师，我说不认识；他说他在网上查到AA医师并电话咨询了他，AA医师说这种情况不一定要手术。随后患者又找到Z医院著名的WW医师，WW医师则认为应该再次手术。患者问我咋办，我不好说什么，毕竟大家都认识，不好互相说拆台的话。无奈之下，他又找到S医院帮他做手术的CC医师，CC医师认为手术引流没有问题，只是伤口长得太快，所以稍微扩扩创就行。患者忍着疼痛去扩了几次，病情有所改善，但时好时坏。此时患者非常焦虑，经常在网上找些文章和我探讨，时间一长，我们都戏称他为“百度哥”。
　　“百度哥”从我们这里出院后，切口仍不时有脓性分泌物流出，最后，“百度哥”仍然没能幸免第二次的切开引流手术。
　　我们经常在说“看病难”，像“百度哥”这样一个社会精英、公司高管，社会资源极其丰富，在治疗一个常见病时尚且如此为难，更不要说普通老百姓。所以说，“看病难”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对于“百度哥”来说，他的“看病难”难在哪里呢？
　　一、不同医师给出不同结论和判断，说明我们缺乏规范。
　　“百度哥”看了这么多医师，结果得出了不同结论，究其原因，是我们的医疗没有自己的规范。要知道全国相关学会多如牛毛，肛肠病相关的就有20几个，但是没有出台一个可供参考的指南。尽管这两年又兴起了制定“共识和指南”热，但多数也仅仅是把国外的指南翻译过来，再改头换面。究其原因，是我们没有自己的临床研究数据，自然也就出不了指南。
　　二、医师水平差别巨大，说明我们缺乏培训和标准。
　　“百度哥”在不同医师之间奔走，个个都是专家、教授，但因水平有差别，导致说法各个不同，他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国家虽然有所谓“规范培养”等一系列的医师培养政策，也有医师的定期考核，但是多数流于形式。医学院毕业后如果能在好科室、好医院工作，确实水平上升快；在基层医院，水平提高就很难。北京作为全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尚且如此，在基层地方，医师水平更令人堪忧。
　　三、患者无序流动，说明我们缺乏制度。
　　其实大量的常见病下级医师就可以看、甚至下级医院就可以治疗，没必要到大城市进大医院找大专家。我们说“看病难”有时是指挂某某教授、专家的号要排一夜的队等，如果人人都想让某一个人服务，那肯定不现实；就像一条路再宽，所有人都往上面挤，必然是行路难。如果我们能提供水平足够的基层医生，让患者能有序流动，一定可以缓解“看病难”。说到底，我们不是缺乏医疗资源，而是缺乏制度。
　　四、靠媒体和宣传看病，说明我们缺乏监管。
　　“百度哥”看病靠媒体，其实现在靠媒体火了的医生、医院和医疗技术何止“张悟本” “莆田系”“武警二院”。百度作为一个上市公司，追求利润也很正常，但是怎么做、如何规范，难道不是靠政府监管吗？“莆田系”从上世纪80年代就谤满天下，政府监管又在哪里？我们的政府和卫生主管部门缺乏的是对这些与民生相关宣传的监管，很多媒体，甚至中央媒体不是一面谴责这些社会现象，一面仍在播着假药神医的广告和软文吗？
　　归根到底，政府应该是服务型而不是经营型的，监管应该是政府服务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