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巷子口的那棵国槐有600多岁了。树上钉着一块掉漆的蓝牌子，上面标着树龄。
　　国槐下的早点摊儿摆了多久，估计没几个人知道，谁有工夫去操这份心呢？只要每天早上出巷子，揉着耷拉的眼皮子，打着哈欠，坐在那热气弥漫的摊子填饱肚子就行。
　　每天凌晨四五点，卖早点的人就从巷子深处的黑暗里出发了。他们骑着三轮车，车上架着炉子，放着清水、白面、油、面皮和呱呱（甘肃天水的特色面食小吃），还有一堆碟啊、碗啊、筷子的。车子用的年头多了，有些松散，压过坑坑洼洼的路面时“哐当”作响。皴裂的橡胶轮子碾碎了巷道远处投来的昏暗灯光。
　　他们是仁和里起得最早的人了吧？当人们还深陷梦境无法自拔时，他们已踩进生活的河滩，脱掉睡眠的枯皮，丢在岸上，走向烟火。
　　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国槐繁茂，路灯裹在树梢里，昏黄的光点点滴滴漏下来。从三轮车上抬下炉子，支稳。碗、筷、水、面等先搁一边。男人摆桌凳，女人生火。桌子是用了好久的长条桌，低矮，油漆掉光了，显得破旧；凳子也是长条凳，4条腿软兮兮的，站不太稳。桌凳摆好，支上案板，拾掇好碗筷，男人又帮着女人生火。
　　生火费事。夏天好些，两张报纸、半块儿干柴就能生着；春秋多雨，纸和柴受潮，点了半天，只冒白烟，火苗跳着跳着就咽气了；冬天冷，凌晨四五点的人是僵硬的，火也是僵硬的，几乎生不着。附近几家卖早点的人便围着一家的炉子，挤成一圈，帮着扇风、点火。报纸当火媒子，不起作用；想用塑料袋，但一卷也要好几块钱呢，舍不得；最后，有人拿来了泡沫塑料，这东西生火好，一点就着，火大，燃烧时间长，不好处是着了之后特别难闻，呛人，甚至还有毒性，飘起来的细丝样的灰落了满脸。哪儿顾得上那么多，火着了就行。等炉子里的干柴把煤慢慢引着后，一人夹一块儿放到自己的炉膛里，加柴，加煤。火生起来了。
　　火焰在炉口里跳跃，照亮了扇风的女人。女人的脸是黑红色的，像一块烤透的红薯皮。巷道漆黑，跳着几团火。
　　在巷子口卖早点的最早有七八家，多是两口子，从里到外，在路两侧一字排开。摊子在前，桌凳靠后。左面，一家甘谷人卖擀面皮，一家天水人卖擀面皮，一家卖面皮和呱呱的，一家卖黄馍跟荷包蛋的；右面，一家豆浆，一家杏茶，一家豆腐脑。后来陆续又来了几家，卖菜夹饼、凉粉，还有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卖煎饼馃子。
　　卖擀面皮的甘谷人是两口子，他们的擀面皮辣椒多，味道重，面皮切成宽条，盛在圆盘里。男人切，三下五除二，一碗就好了；女人调料，白护襟上滴满了辣椒油，一朵一朵，像开的花。两口子都矮，都有点儿胖，天生一副笑脸。卖擀面皮的天水人也是两口子，都是又瘦又高。女人切，一阵风，当当当，切好了，宽细均匀，盛碗里；男人端起碗调料，手底下有点儿慢，半勺盐、一勺醋、两勺辣椒，还有三四滴香油。或许是起得太早，瘦高男人老是打着哈欠。他家的玻璃柜干净些，或许是木框子刚刷过白漆的缘故。
　　一般来说，同一种小吃是很难摆一起卖的，同行相斥嘛。可他们两家却合得来，卖多卖少，谁家也不多说一句闲话。我在电视台工作时，常在早上9点溜进仁和里吃早餐，每次必吃瘦高两口子的擀面皮，许是合口味吧。我吃了有4年多，后来离開电视台去别处谋生，到仁和里吃早餐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有一次，路过巷子口，心里馋，进去要了一碗擀面皮，只有那瘦高男人独自站在玻璃柜前又是切又是调，手忙脚乱。他人愈发瘦了，黑了，薄了，只是擀面皮的味道没有变。吃毕，付钱时，我随口问了句：“你老婆呢？”他低头忙活着，说了句：“过世了。”我一时无语，心生悲伤，她才40岁左右啊。我抬头，天阴着，国槐依旧繁茂，只是多了满树枯叶。
　　深秋了，天开始冷了。

二

　　卖面皮、呱呱的在这里是独一份。他们家的呱呱味道好，大勺子挖两勺芝麻酱拌进去，特别香。但是面皮太凉，一般人的胃拿不住。他家的面皮里面会放黄瓜丝、泡菜丝，这是别处没有的。
　　黄馍跟荷包蛋也是两口子在卖。男人负责烙黄馍，在案板上把发酵好的面团揉啊揉，揉得面团“死去活来”，然后揪一疙瘩，又摔又捏，成团，抹上带芝麻粒的黄酥油，转身，锅里擦一层油，再把面团摆进锅。一锅6个，放下锅盖，烧旺炉火，就等熟了。他家的黄馍姜黄油亮，甜酥香脆，很好吃。男人的衣领上、腮帮上沾着白面，忙得顾不上擦。女人一边打鸡蛋、煮鸡蛋，一边伺候两个炉子的火，还要舀鸡蛋、端鸡蛋、收碗，也是忙得脚下拌蒜。我吃擀面皮，常要一碗荷包蛋、一个黄馍一起下肚，才算踏实。
　　卖杏茶的两口子就消闲一点儿，杏茶熬一大锅，熬好后舀就行了。胖乎乎的男人胡子拉碴，衣襟上油腻腻的，凡事不紧不慢，有时候还扯上一嗓子曲儿—
　　你是谁家的女子娃？两肩吊着长头发，红板立柜双抽匣，想死不得到一搭……
　　隔壁卖豆浆的女人一听，哗啦啦笑开了：“花翠，你家男人一大早就想女人了！”这一说，惹起了其他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
　　黄馍边上卖豆腐脑的是一个男人，个子高，黑乎乎的脸，黑乎乎的衣服，整个人都是黑乎乎的，像是生火时被熏黑的。他拉着脸，不说一句话。别人都在说笑，他还是一副黑乎乎的样子，立在柜旁，面无表情。
　　菜夹饼、凉粉、煎饼馃子是后来才摆的，资历浅，就一直在最边上。卖菜夹饼的是个40岁左右的女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瓜子脸，描着眉，涂着淡淡的口红，脸上虽织着几根略深的皱纹，但难败风韵，年轻时肯定是个漂亮姑娘。她戴着白手套，一手拿饼子，饼子中间用菜刀划开，一手往里面夹菜。饼子在竹篮里，热乎的，盖着雪白的布，保温。饼子边上摆一排小铁盆，分别装着洋芋丝、辣椒丝、胡萝卜丝、泡菜、辣子酱、豆腐乳、腌萝卜丁、炒黄豆和炒花生渣。卖煎饼馃子的是一个矮胖的女人，话少，只忙着生意。卖凉粉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头发打了啫喱膏，向上立着。他没摊子，东西都在一个小三轮车上，地上摆了三五把小方凳，他坐在车帮上，看着来来往往吃早点的年轻姑娘。凉粉在一旁，油滑闪亮。三轮车的边上，不知啥时候来了一个老汉，卖茶叶蛋，不声不响，坐着，抱着炉子取暖，鸡蛋在锅里煮着，“咕嘟咕嘟”响个不停，茶香味飘满了巷子口。

三

　　早上8点一过，早点摊儿就忙活开了。阳光远远照过来，搭在国槐树梢上，一缕一缕，跟绸布条一样。树叶上的露珠掉下来，落进一碗荷包蛋里。吃早点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急匆匆带走的，一类是稳稳当当坐在凳子上细嚼慢咽的。但不管怎样分，都印证了这里在早晨8点多烟火缭绕、热气腾腾、香味弥漫、人流拥挤的好生意。
　　人一多，摊主们就顾不上聊天说笑了，都低头弓腰忙各自的生意。这时，他们互相称呼起来也不再叫人名，只以早点名代之。比如，“荷包蛋，把你空碗给我借一个。”“黄馍，这边有人要。”“呱呱，把你的醋壶拿过来，顺手拿一双筷子。”……
　　一碗荷包蛋、一碗面皮、一个黄馍，要么一碗豆腐脑、一碗呱呱，或者一个菜夹饼、一碗杏茶，这些都是食客的标配。坐在矮凳上，气定神闲地吃一顿早点，一天的生活就都是稳当有劲的。
　　这几年，一碗面皮、擀面皮、呱呱由原先的1块5毛钱涨到5块钱。吃的人唠叨：“挣的一点儿工资还不够一天吃三碗面皮。”这自是夸张，但也是抱怨。卖的人笑答：“啥都涨着哩，没办法。”鸡蛋、杏茶、馍馍涨得还不算太厉害，原先8毛钱、1块钱，现在基本都是两三块钱。一顿吃下来，没个10块钱是出不来的；两三个人一起，谁请个客，差不多二三十块钱了。
　　忙忙乱乱的八九点一过，10点多就基本没啥人了，偶尔來一个，也能轻轻松松地招呼。他们从半夜起来到现在还滴水未进呢，这会儿消闲了，便各自倚在柜子上慢悠悠地吃开了。阳光照过来，秋天的阳光已不太刺眼，带着一丝温热。只有这时，他们被烟火熏黑的皱巴巴的脸上才有了一抹亮色，才舒展了一点儿。
　　他们的早点，是每天互相交换着吃的。面皮、荷包蛋、豆腐脑、凉粉，都是卖剩下的，带回去也吃不完。要是每天吃自己的荷包蛋、喝自己的杏茶，也就反胃了，相互交换着，轮换着吃，也是新鲜。当然，所有送过来的早点，香菜总是多多的，香油总是汪汪的，辣椒油总是泼足的，饼子也是最焦脆的。这样的交换，是不计成本的，是忙乱后的一种舒缓，是从黑夜深处蔓延出来的情意，是火炉上升腾着的温暖，也是人世间最朴素的一份心意。
　　11点，没客人了。
　　阳光照进巷道，老国槐的树叶筛下了一层晃动的光，落在地上，水迹一般。风吹过来，树叶刷刷响着，扑簌簌落着。大家开始收拾摊子了。女人拉开抽匣，整理着一堆散乱的毛票，1毛、5毛、1块、5块。1块的最多，一抓一把，50块和100块的埋在钱堆里，偶尔露出来一个角。后来有了电子支付，不用再翻找零钱，省事了许多。
　　刮着桶底豆腐脑的男人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男人是耙耙，女人是匣匣，不怕耙没齿，就怕匣没底。”
　　女人们一听，立马直起腰，笑着反驳道：“没有我们这些匣匣，你们男人都喝西北风去。”
　　“花翠啊，你好好当匣匣，人家宝平藏的私房钱早给别的女人买皮裤了。”
　　花翠把案板放在三轮车上，说：“就他那样子，还给人家买皮裤，提鞋怕人家都看不上。”
　　大家稀里哗啦笑开了，笑得花翠的腰弓成了一只虾。这笑声，惊得一群在地上捡馍渣吃的麻雀扑棱扑棱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