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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巷子口的那棵国槐有600多岁了。树上钉着一块掉漆的蓝牌子,上面标着树龄。
国槐下的早点摊儿摆了多久,估计没几个人知道,谁有工夫去操这份心呢?只要每天早上出巷子,揉着耷拉的眼皮子,打着哈欠,坐在那热气弥漫的摊子填饱肚子就行。
每天凌晨四五点,卖早点的人就从巷子深处的黑暗里出发了。他们骑着三轮车,车上架着炉子,放着清水、白面、油、面皮和呱呱(甘肃天水的特色面食小吃),还有一堆碟啊、碗啊、筷子的。车子用的年头多了,有些松散,压过坑坑洼洼的路面时“哐当”作响。皴裂的橡胶轮子碾碎了巷道远处投来的昏暗灯光。
他们是仁和里起得最早的人了吧?当人们还深陷梦境无法自拔时,他们已踩进生活的河滩,脱掉睡眠的枯皮,丢在岸上,走向烟火。
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
国槐繁茂,路灯裹在树梢里,昏黄的光点点滴滴漏下来。从三轮车上抬下炉子,支稳。碗、筷、水、面等先搁一边。男人摆桌凳,女人生火。桌子是用了好久的长条桌,低矮,油漆掉光了,显得破旧;凳子也是长条凳,4条腿软兮兮的,站不太稳。桌凳摆好,支上案板,拾掇好碗筷,男人又帮着女人生火。
生火费事。夏天好些,两张报纸、半块儿干柴就能生着;春秋多雨,纸和柴受潮,点了半天,只冒白烟,火苗跳着跳着就咽气了;冬天冷,凌晨四五点的人是僵硬的,火也是僵硬的,几乎生不着。附近几家卖早点的人便围着一家的炉子,挤成一圈,帮着扇风、点火。报纸当火媒子,不起作用;想用塑料袋,但一卷也要好几块钱呢,舍不得;最后,有人拿来了泡沫塑料,这东西生火好,一点就着,火大,燃烧时间长,不好处是着了之后特别难闻,呛人,甚至还有毒性,飘起来的细丝样的灰落了满脸。哪儿顾得上那么多,火着了就行。等炉子里的干柴把煤慢慢引着后,一人夹一块儿放到自己的炉膛里,加柴,加煤。火生起来了。
火焰在炉口里跳跃,照亮了扇风的女人。女人的脸是黑红色的,像一块烤透的红薯皮。巷道漆黑,跳着几团火。
在巷子口卖早点的最早有七八家,多是两口子,从里到外,在路两侧一字排开。摊子在前,桌凳靠后。左面,一家甘谷人卖擀面皮,一家天水人卖擀面皮,一家卖面皮和呱呱的,一家卖黄馍跟荷包蛋的;右面,一家豆浆,一家杏茶,一家豆腐脑。后来陆续又来了几家,卖菜夹饼、凉粉,还有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卖煎饼馃子。
卖擀面皮的甘谷人是两口子,他们的擀面皮辣椒多,味道重,面皮切成宽条,盛在圆盘里。男人切,三下五除二,一碗就好了;女人调料,白护襟上滴满了辣椒油,一朵一朵,像开的花。两口子都矮,都有点儿胖,天生一副笑脸。卖擀面皮的天水人也是两口子,都是又瘦又高。女人切,一阵风,当当当,切好了,宽细均匀,盛碗里;男人端起碗调料,手底下有点儿慢,半勺盐、一勺醋、两勺辣椒,还有三四滴香油。或许是起得太早,瘦高男人老是打着哈欠。他家的玻璃柜干净些,或许是木框子刚刷过白漆的缘故。
一般来说,同一种小吃是很难摆一起卖的,同行相斥嘛。可他们两家却合得来,卖多卖少,谁家也不多说一句闲话。我在电视台工作时,常在早上9点溜进仁和里吃早餐,每次必吃瘦高两口子的擀面皮,许是合口味吧。我吃了有4年多,后来离開电视台去别处谋生,到仁和里吃早餐的机会也就没有了。有一次,路过巷子口,心里馋,进去要了一碗擀面皮,只有那瘦高男人独自站在玻璃柜前又是切又是调,手忙脚乱。他人愈发瘦了,黑了,薄了,只是擀面皮的味道没有变。吃毕,付钱时,我随口问了句:“你老婆呢?”他低头忙活着,说了句:“过世了。”我一时无语,心生悲伤,她才40岁左右啊。我抬头,天阴着,国槐依旧繁茂,只是多了满树枯叶。
深秋了,天开始冷了。
二
卖面皮、呱呱的在这里是独一份。他们家的呱呱味道好,大勺子挖两勺芝麻酱拌进去,特别香。但是面皮太凉,一般人的胃拿不住。他家的面皮里面会放黄瓜丝、泡菜丝,这是别处没有的。
黄馍跟荷包蛋也是两口子在卖。男人负责烙黄馍,在案板上把发酵好的面团揉啊揉,揉得面团“死去活来”,然后揪一疙瘩,又摔又捏,成团,抹上带芝麻粒的黄酥油,转身,锅里擦一层油,再把面团摆进锅。一锅6个,放下锅盖,烧旺炉火,就等熟了。他家的黄馍姜黄油亮,甜酥香脆,很好吃。男人的衣领上、腮帮上沾着白面,忙得顾不上擦。女人一边打鸡蛋、煮鸡蛋,一边伺候两个炉子的火,还要舀鸡蛋、端鸡蛋、收碗,也是忙得脚下拌蒜。我吃擀面皮,常要一碗荷包蛋、一个黄馍一起下肚,才算踏实。
卖杏茶的两口子就消闲一点儿,杏茶熬一大锅,熬好后舀就行了。胖乎乎的男人胡子拉碴,衣襟上油腻腻的,凡事不紧不慢,有时候还扯上一嗓子曲儿—
你是谁家的女子娃?两肩吊着长头发,红板立柜双抽匣,想死不得到一搭……
隔壁卖豆浆的女人一听,哗啦啦笑开了:“花翠,你家男人一大早就想女人了!”这一说,惹起了其他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
黄馍边上卖豆腐脑的是一个男人,个子高,黑乎乎的脸,黑乎乎的衣服,整个人都是黑乎乎的,像是生火时被熏黑的。他拉着脸,不说一句话。别人都在说笑,他还是一副黑乎乎的样子,立在柜旁,面无表情。
菜夹饼、凉粉、煎饼馃子是后来才摆的,资历浅,就一直在最边上。卖菜夹饼的是个40岁左右的女人,收拾得干干净净,瓜子脸,描着眉,涂着淡淡的口红,脸上虽织着几根略深的皱纹,但难败风韵,年轻时肯定是个漂亮姑娘。她戴着白手套,一手拿饼子,饼子中间用菜刀划开,一手往里面夹菜。饼子在竹篮里,热乎的,盖着雪白的布,保温。饼子边上摆一排小铁盆,分别装着洋芋丝、辣椒丝、胡萝卜丝、泡菜、辣子酱、豆腐乳、腌萝卜丁、炒黄豆和炒花生渣。卖煎饼馃子的是一个矮胖的女人,话少,只忙着生意。卖凉粉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头发打了啫喱膏,向上立着。他没摊子,东西都在一个小三轮车上,地上摆了三五把小方凳,他坐在车帮上,看着来来往往吃早点的年轻姑娘。凉粉在一旁,油滑闪亮。三轮车的边上,不知啥时候来了一个老汉,卖茶叶蛋,不声不响,坐着,抱着炉子取暖,鸡蛋在锅里煮着,“咕嘟咕嘟”响个不停,茶香味飘满了巷子口。
三
早上8点一过,早点摊儿就忙活开了。阳光远远照过来,搭在国槐树梢上,一缕一缕,跟绸布条一样。树叶上的露珠掉下来,落进一碗荷包蛋里。吃早点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急匆匆带走的,一类是稳稳当当坐在凳子上细嚼慢咽的。但不管怎样分,都印证了这里在早晨8点多烟火缭绕、热气腾腾、香味弥漫、人流拥挤的好生意。
人一多,摊主们就顾不上聊天说笑了,都低头弓腰忙各自的生意。这时,他们互相称呼起来也不再叫人名,只以早点名代之。比如,“荷包蛋,把你空碗给我借一个。”“黄馍,这边有人要。”“呱呱,把你的醋壶拿过来,顺手拿一双筷子。”……
一碗荷包蛋、一碗面皮、一个黄馍,要么一碗豆腐脑、一碗呱呱,或者一个菜夹饼、一碗杏茶,这些都是食客的标配。坐在矮凳上,气定神闲地吃一顿早点,一天的生活就都是稳当有劲的。
这几年,一碗面皮、擀面皮、呱呱由原先的1块5毛钱涨到5块钱。吃的人唠叨:“挣的一点儿工资还不够一天吃三碗面皮。”这自是夸张,但也是抱怨。卖的人笑答:“啥都涨着哩,没办法。”鸡蛋、杏茶、馍馍涨得还不算太厉害,原先8毛钱、1块钱,现在基本都是两三块钱。一顿吃下来,没个10块钱是出不来的;两三个人一起,谁请个客,差不多二三十块钱了。
忙忙乱乱的八九点一过,10点多就基本没啥人了,偶尔來一个,也能轻轻松松地招呼。他们从半夜起来到现在还滴水未进呢,这会儿消闲了,便各自倚在柜子上慢悠悠地吃开了。阳光照过来,秋天的阳光已不太刺眼,带着一丝温热。只有这时,他们被烟火熏黑的皱巴巴的脸上才有了一抹亮色,才舒展了一点儿。
他们的早点,是每天互相交换着吃的。面皮、荷包蛋、豆腐脑、凉粉,都是卖剩下的,带回去也吃不完。要是每天吃自己的荷包蛋、喝自己的杏茶,也就反胃了,相互交换着,轮换着吃,也是新鲜。当然,所有送过来的早点,香菜总是多多的,香油总是汪汪的,辣椒油总是泼足的,饼子也是最焦脆的。这样的交换,是不计成本的,是忙乱后的一种舒缓,是从黑夜深处蔓延出来的情意,是火炉上升腾着的温暖,也是人世间最朴素的一份心意。
11点,没客人了。
阳光照进巷道,老国槐的树叶筛下了一层晃动的光,落在地上,水迹一般。风吹过来,树叶刷刷响着,扑簌簌落着。大家开始收拾摊子了。女人拉开抽匣,整理着一堆散乱的毛票,1毛、5毛、1块、5块。1块的最多,一抓一把,50块和100块的埋在钱堆里,偶尔露出来一个角。后来有了电子支付,不用再翻找零钱,省事了许多。
刮着桶底豆腐脑的男人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男人是耙耙,女人是匣匣,不怕耙没齿,就怕匣没底。”
女人们一听,立马直起腰,笑着反驳道:“没有我们这些匣匣,你们男人都喝西北风去。”
“花翠啊,你好好当匣匣,人家宝平藏的私房钱早给别的女人买皮裤了。”
花翠把案板放在三轮车上,说:“就他那样子,还给人家买皮裤,提鞋怕人家都看不上。”
大家稀里哗啦笑开了,笑得花翠的腰弓成了一只虾。这笑声,惊得一群在地上捡馍渣吃的麻雀扑棱扑棱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