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季，13岁的我刚进湖南临湘县二中读初一，便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等学校可以选派代表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并且有可能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因为从报刊电台传来的消息，自8月中旬以来，毛主席先后三次接见了全国各地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
　　不久，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传达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精神，接着，以班为单位推选赴京学生代表。代表的条件简单地说也就是四个字：根正苗红。
　　两天后，学校贴出喜报，公布了赴京学生代表名单，出人意料的是：入选的并不是那些“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积极分子，除了两三个平时在日常生活中比较活跃的同学外，大多数是平时学习成绩较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写大字报并不积极、也不大出名的学生，我便是其中之一。这在当地，可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要知道，在我们那个小山村，不说上北京，有些人一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北京可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即使那些身经百战的老革命，他难得有一次上北京的机会，更不用说见毛主席，何况我一个稚气未脱的学生。
　　回到家里，全家都为我高兴，为了让我出门体面一点，姐姐不惜将自己平时都舍不得穿的衣服拿出来改小给我穿；母亲破天荒拿出5块钱，藏到我贴身的衣袋里。5块钱上北京，现在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可在当时相当于一个正劳力一个月的劳动价值。我家九个人合起来才三个半劳力，每年决算找补分红，最多也不过10多块钱，何况这次我们学生代表赴京，乘车、食宿都免费，5块钱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够奢侈的了。
　　收拾好衣物，到学校将被子打成背包，带上发下来的红皮毛主席语录本，我们20多名师生代表排好队伍，向临湘火车站出发了，在夹道欢送的人群中，我有一种天降大任的自豪感，10多公里的路程，轻轻松松的一晃就到了，一点也不觉得累。
　　下午5点多钟，我们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由于临湘不是始发站，座位特别紧。好在乘客都是赴京代表，虽然来自各地，但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到北京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第二天列车到达北京西站，打前站的同学告诉我们：北京红卫兵接待站考虑到我们是毛主席家乡的客人，特意将我们安排在离天安门较近的西单。换乘去西单的班车，第一次近距离瞻仰心中的圣地。突然，车内骚动起来，“天安门！”不知哪个喊出了声，大概是司机也想让我们多看一下天安门的缘故吧，车速也随着慢下来。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我们住的地址是：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二龙路学校（“文革”时期曾更名为北京红色燎原战校）。
　　我们住的是一间教室，用木板搭起一个大通铺，上面铺着草席，各人只要打开自己的背包就行了。吃的是馒头、咸菜、小米粥。不过这馒头可能是玉米粉做的，吃起来粉末直往下掉，南方人很不习惯。开始，我们一个馒头都吃不完，有的同学想留到第二天吃，没想到第二天馒头可以当球打，只得扔掉。不料这事惹出了一些麻烦，学校把我们丢掉的馒头集中起来，并在旁边立了一块“要节约闹革命”的最高指示牌。当晚，驻二龙路各代表队的领队连夜开会，最后形成了两条决议：一是派代表向学校作出解释，反映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保证今后吃不了的馒头不再乱扔，一律交给学校处理；二是作为对校方的回应，也做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件事就这么简单轻松地解决了，为了适应南方人的口味，学校每天还给我们安排了至少一餐的大米饭。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到北京高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先后去过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航等10多所院校，其中记忆比较深刻的是到北大参观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赴京之前，学了一首新歌，题目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我们排着队唱着这首歌在大街上行走，刚唱了一句就被一名穿军装的人制止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听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已经接见了一批红卫兵，由于我们刚来，没有被安排上。短期内毛主席可能不会再接见红卫兵了。当天晚上我们赴京的20多名师生在宿舍开了一个会，集中讨论是回还是等？大家的一致意见是继续等，并要求领队与来北京的其他各代表队取得联系，共同向上级反映我们想见毛主席的强烈愿望。至于我们唱的歌为什么被制止？问题出在歌词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资产阶级的血统论，后来歌词被改成“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当时我们不知道。
　　接下来的几天，除继续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单位外，还分组安排了几天自由活动，我和几个同学参观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还在动物园玩了一天。因为到北京时，接待站便给我们赴京代表每个人都发了一张乘车证，市内乘车一律免费，这为我们出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0月中旬的一天，各地赴京代表到北京工人体育馆集会，说是有中央的领导要接见我们，具体讲了些什么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最后还是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出来解了围，他说：“你们想见毛主席，毛主席也想见你们！”听到这话，大家这才陆续散去。
　　从这以后，我们每天做的就是一件事：队列练习。在学校的操场上，按照天安门城楼的方位，插上红旗，在解放军的指导下，各代表队排着横队从那里经过，眼睛看着红旗，右手挥着红宝书（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本），口里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脚步要跟着口号的节奏走，既要保持队列整齐，又不能停步，更不能弯腰。因为在接受检阅的过程中，红卫兵眼睛都只会看着毛主席，不会顾及身边前后，即使鞋子被后面的人踩掉了，也不能弯腰去捡，否则后面一片人都会被绊倒。开始练习，效果很不理想，不是步调不一，就是队列不齐。后来指导练习的解放军想了一个办法，让我们先手挽着手齐步走，队列走得有些模样了，但一放手又参差不齐了，因为手挽手是无法挥动语录本的。大家正在着急，上面来了通知：可以不搞队列训练了。 　　10月17日晚上，我们得到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二天接见我们。这意外的惊喜，让大家欢呼雀跃，当晚各代表队连夜开会，交待接受毛主席接见的有关注意事项。
　　第二天一清早，吃过馒头和小米粥，每人发了两个馒头和两个煮鸡蛋，我们排着队出发了。目的地在哪里？大家都不清楚。凭我们的想象，应该是天安门，因为毛主席过去几次接见，都安排在那里，这次大概也不会例外。走着走着，只见公路上汇集的人群越来越多，行进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到达目的地时，接近10点钟了。具体位置至今我也没搞清楚。只记得是一条很宽的公路，公路两边是菜地，路边还放有玉米秸秆。公路两边是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面向公路席地而坐，前面一排和最后一排都是解放军战士，自然形成了警戒线，秩序井然。
　　由于不知道毛主席接见的具体时间，大家便唱着歌等待，除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革命歌曲外，主要是唱毛主席语录歌。开始是各唱各的，后来便相互拉起歌来，每个代表队前面都有一名解放军战士负责指挥。最后，唱歌唱累了，便以集体朗诵毛主席语录来打发时间。公路上，除了不时有几部摩托进行巡查外，看不到其他车辆。
　　下午1点多钟，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惊雷般的声音：毛主席来了！接着是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的欢呼声，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前望去，领袖的车队正向我们迎面开来，前面是成八字形开路的摩托方阵，接着就是首长检阅车，毛主席“天神”般站在第一部敞篷车上，左手把着扶手，右手拿着军帽，向公路两边的红卫兵挥手致意。那一刻，“万岁”声惊天动地，红卫兵对领袖激情如火山爆发。很多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甚至嚎啕大哭。在我们心中，毛主席远远不是报纸上用“神采奕奕”就能形容的，他就是全能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
　　检阅的时间前后不过两三分钟，参加检阅的首长具体是哪些人，我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有林彪、周恩来、朱德、贺龙、刘少奇。刘少奇在靠后的车上，因满头白发，印象比较深刻。后来，从报纸上得知这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但从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有关史料中推算，毛主席在国庆节前已三次接见红卫兵，加上国庆节一次，我们这一次应该是第五次，也是中央首长到得最齐的一次。因为从这以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没有再参加检阅了。
　　回到驻地，我们20多名代表认真回忆毛主席接见的各个细节，交流见到毛主席的幸福心情，并连夜写成日记。遗憾的是，后来因学习和工作的变动，若干次搬家，把当时赴京时用过的毛主席语录本和抄写大字报及记载着毛主席接见具体细节的笔记本遗失了。
　　我记得回到家时，身上还剩3块钱。
　　（责任编辑/齐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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