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民国时期资助自然科学研究事业的非政府组织，简称“中基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美国政府退回中国之庚子赔款。1928年中基会改组之后，设立科学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凡从事科学研究者，无论研究者身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皆可申请。经中基会审定后，正在研究者予以补助，研究取得成就者予以奖励。其奖励金按章程每年评选3名，每名奖金2000元。其时，中国科学起步未久，研究成果尚不多见，再加上中基会审定甚严，此奖在设立十多年的时间里，得奖者仅有8人。
　　1936年中基会修改章程，规定自下一年度起，扩大其资助领域，社会科学也被囊入其中。是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傅斯年的促使之下，申请了该项科学奖励金。在申请之初陈寅恪还颇为犹豫，1936年11月致函傅斯年有云：“弟好利而不好名，此公所夙知者也，但中美（华）文化教育基金重在提倡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其创始之年未必给奖，以此不能不踌躇也。”陈寅恪时任清华大学教授，兼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学组主任，傅斯年是该所所长。他们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初，其时同在德国留学，其后彼此还结成姻亲。当傅斯年回国后组建史语所时，陈寅恪已任教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被其破例邀请来所兼职。傅斯年不止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罗致所中，是其相当得意之事。
　　陈寅恪与傅斯年之间，无论公谊，还是私情，都相当密切，所以陈寅恪有“好利不好名”这样直截了当的话。其时，陈寅恪在学界已有较高的声望，只是学术成就未能给他带来丰厚的报酬，常受贫困之苦；傅斯年素有行政才干，对如陈寅恪这样的大家，自是关爱有加，如遇窘境，总是不遗余力，设法解决。保存下来的书信，即可说明。当中基会一修改其补助奖励章程，傅斯年即鼓励陈寅恪申请，并亲自起草《推荐陈寅恪先生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本年科学奖金（历史科）候补人说明书》，同时邀请胡适、陈岱孙共同署名推荐。
　　《说明书》凡五点：一、研究人学术上之资格及经历；二、研究之材料及方法；三、贡献之要点；四、学术界之批评；五、推荐人之意见。《说明书》经胡适、陈岱孙签名，由胡适于1937年2月27日就近送至中基会。在陈寅恪的申请材料中，还有一册自行装订其历年所发表的论文，作为附件，以资审议。
　　当时，胡适是中基会的董事，任名誉秘书，与中基会事务有较深关系。胡适本人对陈寅恪的史学造诣也甚钦佩，但于其文章还是有些微瑕，在送交中基会之前的2月22日，胡适曾读陈寅恪诸论文，其日记记载：“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此可能是胡适提倡白话文，而陈寅恪是以文言著述，故不为他所喜爱。
　　由于傅斯年的肆力和胡适的鼎助，更重要的是陈寅恪史学本身的成就，中基会通过了陈寅恪的申请，给予2000元的奖励金。其实，中基会对史语所的支持此前就已甚大，只不过所支持的项目是李济（1896-1979，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所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李济本人还被中基会列为科学研究教授席，其薪金由中基会支付，每月600元，与之相比，2000元的奖励金并不算多；然而，就当时最低生活水平每月只需几元而言，则又不可谓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