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把国企改革的讨论引向高潮。而世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举行的报告发布会遭遇所谓独立学者杜建国“踢馆”，也显示出对于国企改革，当下中国存在着异议乃至对立的状况。在日前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2”年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教授张维迎表示，国有企业已成为未来中国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他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上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二是土地的私有化；三是金融的自由化。此番言论与世界银行的报告一样激起争论。“私有化”是否是国企改革的唯一出路？是否会带来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中国国企改革究竟路在何方？
　　
　　国企的存在防止了金融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逢贤：从改革开放到现在，95%的国有企业已经民营化。我们所说的必须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主体不是指数量，而是起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只占全国企业总数的2%左右，但是它创造的国民收入占GDP总量的36%—38%。如果没有国有企业，可能会出现西方国家那样的经济危机。一些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必须是国有，如果掌握在私人手里，会影响生产安全，会不断地出现不安定的因素，比如煤矿生产。中国为什么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就是因为我们的金融机构掌握在国家手里，发达国家原有的金融结构是私有化的，私有化的金融机构，必然容易产生经济危机。
　　
　　改革需要开放准入和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陶然：国企现在主要存在于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其中有的行业，比如金融、医疗、教育部门，甚至包括电信部门，本身就不是自然垄断部门，比较容易进行私有化，但这个过程一定要把握好，关键要看私有化给了谁，是否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对于一些自然垄断部门，比如电网、铁路以及一些城市基础设施，是否一定要私有化，以及如果私有化后如何进行管制，还需要仔细考虑再采取行动。现在的那些国有垄断部门如果要进行私有化，也要找到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方式。因为如果弄得不好，国企就会落入少数权贵手中，或者私有化后继续俘获政府。就我看来，国企改革最关键的问题还不是私有化，而是要放开准入和竞争，比如说电信市场，三家都是国有企业，国资委和工信部为了保证国有资产增值，限制它们进行价格竞争，即使这是以损害全社会利益为代价的。
　　
　　国企性质导致了决策效率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罗仲伟：国企改革不只是简单的私有化。国企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我们到底在哪些领域要有国有企业，哪些领域要完全市场化，哪些领域国企占据一定市场份额，要论证和解决，而且这个工作不能是改革者自身来做。国有企业首要的功能是控制，但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需要控制，其次才是效率，我们的教育、医疗改起来这么难，就是这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都是国有的，因此决策效率就很低。
　　
　　政企分开才是关键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梁小民：国企的问题特别复杂，最大的问题是它和政府结合在一起，靠政府的权力赚钱，而且依靠特权控制了国民经济的最关键行业。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并不高，它们的高利润是靠政府的政策得来的，政府说汽柴油提价，中石油、中石化就大赚一把。所以，最根本的不是私有化问题，而是邓小平讲的“政企分开”，让国有企业独立决策，让它像一般企业一样运行，国家不要管，这就要改革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一定要有自己的董事会，决策自己企业的运营，而现在国有企业的一切都是国资委管着，董事会就是国资委任命的，这怎么可能独立运营呢？政府要从企业管理中彻底退出，国资委这种机构不应该存在。如果国家不放弃国有企业的统治地位，那么“新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是一纸空文，都是逗你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