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防范经济风险、促进经济恢复的政府财力保障。财政之“大”，关乎“国家账本”;财政之“微”，涉及国民日常。我国“国库”中的可用资金充盈还是紧张？企业与职工是否能够减轻税负？家庭消费能力有没有提升的可能性？答案中的“谜底”，几乎全部可以在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向中找寻到。
　　今年的财政政策，意义非凡。走过经济发展遭遇疫情冲击的2020年，超越6%的GDP增速目标重返《政府工作报告》。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力度，将直接影响到未来五年我国的“家底”。
　　“2021年的獨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步。这一年的财政政策，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冯俏彬说。

财政政策向促进经济复苏倾斜

　　1万亿元，是2020年我国发行的抗疫特别国债规模。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停产停工的企业，发行抗疫特别国债，是我国政府为短期内筹集大量财政资金、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发行国债筹集到的款项，用于建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减税降费，用于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政府购买增加、市场主体保住、消费稳住，我国才有了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主要经济体的奇迹。
　　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分四期发行完成。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1年，将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这与我国疫情防控成效较好有直接关系。疫情得到良好控制，使我国的公共风险强度明显减弱。在此前提下，我国经济正在强劲地恢复，市场主体、就业和民生等方面的表现都超出预期，因此财政刺激没有必要再保持2020年的力度。”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
　　刘尚希认为，相比2020年，今年我国公共风险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去年，疫情风险是排在首位的公共风险，随后才是民生风险、地方运转风险、经济下行风险、外部风险等。而今年，疫情风险得到控制，排在首位的是经济复苏。只有实现经济复苏，我国财政、就业、民生等方面的风险才能够有效化解。”
　　公共风险的强度与结构都发生改变，财政政策自然要进行适配性调整。
　　在中国财政学会秘书处副处长、研究员张鹏看来，尽管今年疫情风险趋势向好，但是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仍然会带来我国大中小企业运行成本的增加。“在现行产业链和供应链条件下，大型企业极有可能将成本转嫁给中小微企业，因此中小微企业的压力不会减轻太多。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必然将成为今年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中最关键、最核心的抓手。无论减税降费还是主要财政支出的倾斜，中小微企业都将成为重要落点。”
　　保市场主体，就是保就业、保民生。《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仍是加大对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宏观政策的支持力度，这给市场主体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谭珩表示。
　　市场主体“青山常在”，才有经济活动的“生机盎然”。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外部需求仍不稳定;推动我国经济“回春”，更大的潜力在扩大内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保市场主体，是要保就业、保民生，也是要激发出国内市场的活力，从而为“十四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复苏创造源源不尽的澎湃动能。

完善税收制度，合理减税降费

　　2.6万亿元，是2020年我国为市场主体新增减税降费的规模。
　　减税降费，也是我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对冲疫情风险的方式。税负减轻，企业“轻装上阵”，得以集中资源保持生产、抵御风险，即使经过短暂“蛰伏”，也能够重整旗鼓，迎来整装再出发的“春天”。
　　“2020年，在疫情致使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背景下，我国经济能够实现2.3%的正增长，减税降费政策功不可没。我国的幸运之处在于，从2019年就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当年为企业新增减负总额达2.36万亿元。幸好有党中央2019年减税降费的英明决策，否则，如果只靠2020年的2.6万亿元，或许不足以支撑经济实现正增长。”谭珩表示。
　　2021年，我国将继续优化落实减税政策。《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各地把减税政策及时落实到位，确保市场主体应享尽享。“今年的减税政策更有针对性，面向小企业的优惠政策不少，并且出现了扩张。小企业缴纳的税收不多，对它们减税降费，即使减税规模较小，政策效果也较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说。
　　今年我国的减税政策，不仅要向小企业倾斜，也要向先进制造业企业倾斜。“通过留抵退税等方式减轻先进制造业企业的资金负担，对于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意义非常重大。”杨志勇表示。
　　减税降费是对企业生产的激励，税收则为公共福利提供资金保障;税收优惠更合理，财政政策才更可持续。杨志勇说：“在理性社会中，减税降费不可能减到就连政府正常运作都无法进行的程度。受制于财政支出，减税总要有限度。”
　　在谭珩看来，减税降费带来的政府运作风险有可能降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十三五’时期我国税负总水平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这或许会引发财政的一些困境。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税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偏低，这或许会给财政的可持续性带来较大的风险。”
　　“财政政策要想可持续，必须把财政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财政风险越大，财政政策越不可持续;反之，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便会增强。财政风险是以财政政策对冲公共风险的一个约束条件，要在这个约束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去对冲公共风险。”刘尚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