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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事先都商量好的？中国本土作家史无前例刚刚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轰动世界，刚过一个星期，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和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因卡就接踵而至，在一周之内轮番轰炸中国媒体。
怎么那么凑巧？
各路神仙到中国出书的出书，演讲的演讲，热闹非凡，都要搭上莫言得奖的顺风车？可能用不着，这几位，可都是国际大腕，绝非打酱油的主，任何一位，都可独当一面。索因卡是非洲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伟大作家；马悦然们呢，诺奖的生杀大权，说穿了，就掌握在他们18个评委手中。
中国通马悦然
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是中国的老朋友了。1949年前，他在四川北部工作了两年，还收获了爱情和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陈宁祖于1996年去世）。1956年至1958年，瑞典政府外交部任命其为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那几年，他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其中就包括大作家老舍。
“舒乙是个坏人。”本刊记者问到老舍的问题时，马悦然突然激动起来，“每到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时候，他就出来说他父亲本来是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不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他的现任妻子陈文芬女士补充说：“这让悦然很生气，老舍是1966年去世的，他难道连他父亲什么时候离世的都不知道吗？”
看来，不管是舒乙本人造谣，还是以讹传讹，关于老舍如果不于“文革”中投湖自尽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铁定不实。而沈从文的传闻是真的：“对，沈从文那一年是他得奖，但是他去世了，很遗憾，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已经去世的作家。”
改革开放后，1985年，马悦然还曾和前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同期访问中国。他记得，那一天，特朗斯特罗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给学瑞典语的学生朗诵自己的诗。他朗诵完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举手对特翁说：“我不懂你刚才朗诵的诗。”特翁回答：“诗是不需要全读懂的。你接受吧，把它当作你自己写的！”
这次马悦然到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工匠与演员：论翻译的艺术》，谈的，就是他的老朋友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和各种译本的差异。他刚刚翻译出版了特朗斯特罗默的两本书：诗集《巨大的谜语》和自传性文本《记忆看见我》。这次演讲，既是对新书的卖力吆喝，也可以视作是对遥远往事的一次隔空对话。
中国通马悦然除了将瑞典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将众多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到瑞典，包括沈从文，也包括曹乃谦。曹乃谦和他是老朋友了，交情好到10月22日下午的曹乃谦新书发布会，是马悦然至今唯一一次出席的新书发布会。
曹乃谦将他和马悦然的老交情归结为“缘分”，曹乃谦在山西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他最初的几篇小说时，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居然就看到了。“我立即知道，这是中国最优秀的几个作家之一，并且着手将曹乃谦的小说翻译成瑞典文。”马悦然说。
就是这么奇妙！当时的曹乃谦虽然有汪曾祺和李陀的认可欣赏，但在国内文坛并未引起多少关注，马悦然对曹乃谦的热烈推崇可能和他的农村情结有关。陈文芬说：“悦然就是喜欢乡巴佬，莫言是乡巴佬，乃谦也是乡巴佬！”
2004年8月底，马悦然和妻子陈文芬一起来到山西，在李锐陪同下，一起去吕梁山李锐插队落户的山村邸家河住了难忘的几天。回到太原之后，他们和曹乃谦见了面，相见甚欢，大家高高兴兴吃了一顿饭，曹乃谦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三十篇交给马悦然，马悦然将其全部翻译成瑞典文。
在马悦然所著的《另一种乡愁》中，他将自己热爱的沈从文说成是“乡巴佬、作家和学者”，这是一位对中国的乡土风情充满感情的瑞典汉学家，他爱的是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人民，他们单纯纯洁的爱与恨。像曹乃谦一样用一种孩童般的目光追忆至真纯美的时光，或者像莫言一样用红高粱开遍漫山遍野般的文字将你淹没，都让他仿佛闻到中国土地上吹拂起的清新或者狂野的气息，让他为之动容、为之沉迷。
作协不提名，诺奖怎么办？
和马悦然一样，埃斯普马克也热爱中国文学。虽然他不能直接阅读中文，但是他通过他人的翻译，还是阅读了为数甚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远自老子《道德经》、唐诗和明代李贽的《焚书》，近到北岛的诗歌余华的小说，对于中国文学，他可不是一问三不知的门外汉。
这次他来上海是为他的七卷本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第一部《失忆》的中文版做宣传。到发布会现场为埃斯普马克站台的余华半开玩笑说：“如果不当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他说不定能得到那笔不菲的奖金呢。”
埃斯普马克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如马悦然，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里的地位，一度却在马悦然之上。他不仅是诺奖评委会终身评委，更曾17年担任评委会主席一职，在诺奖最终得主的归属上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诺奖评审的整个流程，埃斯普马克介绍说：“提名工作到当年的2月1日截止，一般每年会收到200多个提名，这些被提名者用不着都到斯德哥尔摩来，初评的五人小组就要开始开会讨论筛选，筛选到20人左右，同时评委会的评委有权提名他们认为优秀的作家，给学院写一个简介，加入进来。然后到5月，筛选出一个3-5人的短名单，整个夏天他们都在仔细阅读这些入围者的作品，到9月20日开始开讨论会，经过三个星期的讨论决定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归属。”
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评委们要集中起来阅读提名作家的作品。埃斯普马克说这当然不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而马悦然对本刊记者说：“每个提名作家的作品我们都会读，当然不可能全部都读完，我会读十几页，如果能够吸引我，让我觉得这是杰作，我当然会继续读完，如果没有那么精彩，那我就停止了。”
今年诺奖得主莫言的作品，马悦然翻译了好几本，很快就会和瑞典的读者见面。他说：“莫言真是非常会讲故事，他太会讲故事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还有《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如果你读过后面那篇小说，你就会对莫言的幽默感有深刻的印象。”
埃斯普马克说他也读了莫言的大部分作品：”莫言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是法文，近20部作品，还有英文和瑞典文，我大部分都读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莫言的小说现在热销，诺贝尔文学奖能让得奖者得到更多的读者，这当然是件好事。有人说，这样的话，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会影响到他之后的创作，确实有些作家得奖之后就写不出更好的作品来了，但是像叶芝在获奖后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诗作，还有像托马斯·曼，他又写出了《浮士德博士》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学院讨论过，是否要第二次给他颁奖，当然只是讨论。”
当问到中国作家今年才获奖是不是有点晚的问题时，埃斯普马克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们都没有提名过来。有提名资格的作家，你们不提名，这让我们怎么办？很多作家获得提名还是我们评委觉得不错而加入到提名名单中来的。你们也知道，沈从文是在评审过程中去世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无可奈何。”
马悦然告诉记者，当他1988年得知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非常吃惊和难过，他马上给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询问此事，对方回答他是：“沈从文是谁？”1988年，在中国，没有人记得沈从文，除了他的亲人和老友。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封闭已久的国门徐徐打开，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曾经被遗忘的人与事也慢慢浮出水面。
继马悦然、埃斯普马克之后，10月29日，非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索因卡访问北京，诺奖热继续发烧。有一些浮躁跟风的现象出现，但是总体上来说，加大与世界的交流，了解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故事，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有百利而无一害。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放眼世界。莫言得奖之后，三位诺奖巨头的扎堆访华，希望能让双方多一些互信和理解，而少一些攻讦和封杀，这是对文学最好的尊重。
怎么那么凑巧？
各路神仙到中国出书的出书，演讲的演讲，热闹非凡，都要搭上莫言得奖的顺风车？可能用不着，这几位，可都是国际大腕，绝非打酱油的主，任何一位，都可独当一面。索因卡是非洲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奖的伟大作家；马悦然们呢，诺奖的生杀大权，说穿了，就掌握在他们18个评委手中。
中国通马悦然
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是中国的老朋友了。1949年前，他在四川北部工作了两年，还收获了爱情和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陈宁祖于1996年去世）。1956年至1958年，瑞典政府外交部任命其为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那几年，他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其中就包括大作家老舍。
“舒乙是个坏人。”本刊记者问到老舍的问题时，马悦然突然激动起来，“每到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时候，他就出来说他父亲本来是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而不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他的现任妻子陈文芬女士补充说：“这让悦然很生气，老舍是1966年去世的，他难道连他父亲什么时候离世的都不知道吗？”
看来，不管是舒乙本人造谣，还是以讹传讹，关于老舍如果不于“文革”中投湖自尽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闻铁定不实。而沈从文的传闻是真的：“对，沈从文那一年是他得奖，但是他去世了，很遗憾，诺贝尔文学奖不颁给已经去世的作家。”
改革开放后，1985年，马悦然还曾和前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同期访问中国。他记得，那一天，特朗斯特罗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给学瑞典语的学生朗诵自己的诗。他朗诵完的时候，有一个男同学举手对特翁说：“我不懂你刚才朗诵的诗。”特翁回答：“诗是不需要全读懂的。你接受吧，把它当作你自己写的！”
这次马悦然到上海复旦大学演讲《工匠与演员：论翻译的艺术》，谈的，就是他的老朋友特朗斯特罗默的诗歌和各种译本的差异。他刚刚翻译出版了特朗斯特罗默的两本书：诗集《巨大的谜语》和自传性文本《记忆看见我》。这次演讲，既是对新书的卖力吆喝，也可以视作是对遥远往事的一次隔空对话。
中国通马悦然除了将瑞典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将众多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到瑞典，包括沈从文，也包括曹乃谦。曹乃谦和他是老朋友了，交情好到10月22日下午的曹乃谦新书发布会，是马悦然至今唯一一次出席的新书发布会。
曹乃谦将他和马悦然的老交情归结为“缘分”，曹乃谦在山西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他最初的几篇小说时，远在瑞典的马悦然居然就看到了。“我立即知道，这是中国最优秀的几个作家之一，并且着手将曹乃谦的小说翻译成瑞典文。”马悦然说。
就是这么奇妙！当时的曹乃谦虽然有汪曾祺和李陀的认可欣赏，但在国内文坛并未引起多少关注，马悦然对曹乃谦的热烈推崇可能和他的农村情结有关。陈文芬说：“悦然就是喜欢乡巴佬，莫言是乡巴佬，乃谦也是乡巴佬！”
2004年8月底，马悦然和妻子陈文芬一起来到山西，在李锐陪同下，一起去吕梁山李锐插队落户的山村邸家河住了难忘的几天。回到太原之后，他们和曹乃谦见了面，相见甚欢，大家高高兴兴吃了一顿饭，曹乃谦把《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三十篇交给马悦然，马悦然将其全部翻译成瑞典文。
在马悦然所著的《另一种乡愁》中，他将自己热爱的沈从文说成是“乡巴佬、作家和学者”，这是一位对中国的乡土风情充满感情的瑞典汉学家，他爱的是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人民，他们单纯纯洁的爱与恨。像曹乃谦一样用一种孩童般的目光追忆至真纯美的时光，或者像莫言一样用红高粱开遍漫山遍野般的文字将你淹没，都让他仿佛闻到中国土地上吹拂起的清新或者狂野的气息，让他为之动容、为之沉迷。
作协不提名，诺奖怎么办？
和马悦然一样，埃斯普马克也热爱中国文学。虽然他不能直接阅读中文，但是他通过他人的翻译，还是阅读了为数甚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远自老子《道德经》、唐诗和明代李贽的《焚书》，近到北岛的诗歌余华的小说，对于中国文学，他可不是一问三不知的门外汉。
这次他来上海是为他的七卷本长篇小说《失忆的年代》第一部《失忆》的中文版做宣传。到发布会现场为埃斯普马克站台的余华半开玩笑说：“如果不当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他说不定能得到那笔不菲的奖金呢。”
埃斯普马克在中国的知名度不如马悦然，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里的地位，一度却在马悦然之上。他不仅是诺奖评委会终身评委，更曾17年担任评委会主席一职，在诺奖最终得主的归属上可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诺奖评审的整个流程，埃斯普马克介绍说：“提名工作到当年的2月1日截止，一般每年会收到200多个提名，这些被提名者用不着都到斯德哥尔摩来，初评的五人小组就要开始开会讨论筛选，筛选到20人左右，同时评委会的评委有权提名他们认为优秀的作家，给学院写一个简介，加入进来。然后到5月，筛选出一个3-5人的短名单，整个夏天他们都在仔细阅读这些入围者的作品，到9月20日开始开讨论会，经过三个星期的讨论决定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归属。”
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评委们要集中起来阅读提名作家的作品。埃斯普马克说这当然不是一份很轻松的工作，而马悦然对本刊记者说：“每个提名作家的作品我们都会读，当然不可能全部都读完，我会读十几页，如果能够吸引我，让我觉得这是杰作，我当然会继续读完，如果没有那么精彩，那我就停止了。”
今年诺奖得主莫言的作品，马悦然翻译了好几本，很快就会和瑞典的读者见面。他说：“莫言真是非常会讲故事，他太会讲故事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还有《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如果你读过后面那篇小说，你就会对莫言的幽默感有深刻的印象。”
埃斯普马克说他也读了莫言的大部分作品：”莫言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是法文，近20部作品，还有英文和瑞典文，我大部分都读了，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莫言的小说现在热销，诺贝尔文学奖能让得奖者得到更多的读者，这当然是件好事。有人说，这样的话，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会影响到他之后的创作，确实有些作家得奖之后就写不出更好的作品来了，但是像叶芝在获奖后写出了他一生中最优秀的诗作，还有像托马斯·曼，他又写出了《浮士德博士》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学院讨论过，是否要第二次给他颁奖，当然只是讨论。”
当问到中国作家今年才获奖是不是有点晚的问题时，埃斯普马克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们都没有提名过来。有提名资格的作家，你们不提名，这让我们怎么办？很多作家获得提名还是我们评委觉得不错而加入到提名名单中来的。你们也知道，沈从文是在评审过程中去世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无可奈何。”
马悦然告诉记者，当他1988年得知沈从文去世的消息时非常吃惊和难过，他马上给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打电话询问此事，对方回答他是：“沈从文是谁？”1988年，在中国，没有人记得沈从文，除了他的亲人和老友。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封闭已久的国门徐徐打开，外面的世界如此精彩，曾经被遗忘的人与事也慢慢浮出水面。
继马悦然、埃斯普马克之后，10月29日，非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索因卡访问北京，诺奖热继续发烧。有一些浮躁跟风的现象出现，但是总体上来说，加大与世界的交流，了解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故事，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有百利而无一害。
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放眼世界。莫言得奖之后，三位诺奖巨头的扎堆访华，希望能让双方多一些互信和理解，而少一些攻讦和封杀，这是对文学最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