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山西太谷人。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1933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至1989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他还曾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等职。
　　1978年平反复出后，协助党中央、国务院主持农村改革开放工作。在人们称之为中国农民第二次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中，他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积极支持和引导在安徽、四川发起的农村改革向全国铺开。1982年到1986年他起草了五个“一号文件”，成为全国农村干部群众有口皆碑的大改革家。
　　
　　牛年的初春，尚带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丝丝寒意。
　　2009年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的新春联谊会上，我们再次见到了96岁高龄的杜润生老先生。
　　此刻，杜老心里最牵挂的依然是农民和农村。至今他仍然每天坚持到机关上班数小时，从不倦怠。看得出，杜老的精神依然矍铄，他说，坚持用脑、良好的起居习惯和坚持锻炼是长寿的三件法宝。虽然思路清晰、声音洪亮，但是杜老耳力大不如前，需要通过纸和笔同我们交流，厚厚的一沓纸条，也承载着在场50多位经济学家和知名学者们对这位老人的敬意。
　　时间仿佛回到了1981年，由杜润生担任主任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起草了一锤定音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合法性，从而结束了对包产到户近20年的排斥和禁止。
　　而杜老所亲历的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争论的故事在此刻再次被提起，那种来自心灵的震撼却未有丝毫减弱。
　　1981冬天，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随后，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同时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
　　当时各地对农民承包土地意见并不一致。杜老曾回忆道：“包地的农民和工作组的干部捉迷藏，来检查时，他们就集中起来做出干活的样子，干部走了，又各干各的。”扭顺当时过于僵化的农村生产关系，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当务之急。
　　为了落实中央文件精神，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在1981年春夏之交，杜润生组织了17个联合调查组，分赴15个省调查包产到户。来自安徽的调查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
　　农民实践探索出来的适合生产力要求的产权形式，却久久得不到合法的承认，这场观念的交锋，在当时中国产生了思想冲击。杜老回忆他曾亲耳听到的一位农村老干部同调研组领导的对话：农村老干部认为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调研组领导便回问他，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调研组的领导却大声说：“我要群众！”这场交锋，至今仍让杜老念念不忘，也让他更坚定了一定要走到农村第一线调研的决心。
　　杜老一直在讲农民是家庭承包制真正的发明者，在农村改革中单个人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能够依靠的是中央和地方、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对于未来的政策期望，杜老说“如今，农民已经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接下来就是公民权利要跟上。”杜老一直关注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建设问题，早在80年代就当面对邓小平同志提出过恢复农会的建议。
　　问及杜老在牛年里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他毫不犹豫的写下：“减少农民、富裕农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杜老属牛，今年恰逢牛年。牛的吃苦耐劳精神是农民的象征，说起最卖力气的劳动力也会想起牛，96岁高龄，却仍心系农民和农村，这份深情是杜老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最质朴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