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华，1936年生于广州，196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89年起担任广州外国语学院院长，合并组建后担任校长。2014年编撰完成国内最大规模的《汉法大词典》，历时16年。
　　《汉法大词典》有4斤重，79岁的黄建华每次托起它都要用两只手。排版密实的2344页纸张很薄，作为主编他的名字以小字号印在了封面中间。
　　2014年年初向外研社交完稿之后他终于久久地摘下了眼镜，这一刻距离1998年他在协议书上签字已经过去了16年，当年长达15页的编辑设想通过一个个词条积累成了七百多万字的著作。原定的修订年限是五六年左右，但编辑队伍陆续有人因各种原因而退出，黄建华一不小心开始了孤独的长跑。
　　他一直跑在了时间的后边。出生贫寒的他21岁上大学，与他的老师梁宗岱（同样年纪已经留学欧洲）比较，他知道自己起步晚了，不会有大的成就。编词典不算科研项目，不能发表论文评级，他觉得自己反正已经退休了，不需要评什么职称。可是他还想赶一把，趁着还能走动到世界各国转一转。
　　在年底大词典即将出版前，凭着“中国自主编撰最大规模”的地位，黄建华得到了许多关注。16年里他在办公室与家之间两点一线地奔忙，习惯了坐在自己老式的办公桌前，被一叠叠书与词典圈围起来。外界一下涌来的称赞让他一时无从应对，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很大的成就感，言谈中还是习惯于把这些成就归因于基本的诚信，也就是那一张当年签下的协议书。
　　“这个是接受任务，我把原来的协议给你看看，应该还在。”重复了三四次“应该还在”，他还是没有从堆满文件的抽屉里找出来。他一直记着这件事，采访完后继续找出了那张保存完好的协议。4个签字人他的名字排在了第一，这是他长跑的开端。

追赶

　　头几年他每天8点半来到办公室，晚上11点半离开。十年前的广州冬天冷许多，他依旧早出晚归，就是比平时多带了件衣服。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一个人在房间工作，老伴看到精彩的春晚节目会喊他出去看。他就想早点把活干完，“绑在身上很辛苦。”
　　编一部词典从字母A到Z，其中每一个小问题他都要斟酌半天。法语中没有“回头率”一词，要怎么跟法国人解释？“佛光普照”中什么是佛光？遇到这类问题黄建华都要停下来专门去咨询法国朋友，再自己译一个初稿出来。除了现有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作为参考外，七十多岁的老头还要不断地了解“二维码”、“粉丝”等流行词汇。同事评价他精益求精，“稿子还要发回法国、瑞士、加拿大校对”，只有他知道自己多想早点交完稿。作为广州外国语学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前身）前任校长的他还没去过美国，“人家都不大相信”。
　　2008年，词典已经编到“S”部分时黄建华突然被诊断出了肺癌，他跟医生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把词典做完。开刀住院后没过多久他又开始做少量的工作，结果4年后被检查出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骨头。
　　女儿有一次回国来到他的办公室，各用中文和法语打印了一句话，贴在摆满书籍的柜子上，“适可而止”。他知道自己在用身体逞强，也清楚一个人到了年纪就该过什么生活，可是随着编词典社科专项项目的申报和资金设备的不断投入，他被信守承诺这根细线不断牵着走。
　　编撰期间有人建议他去另外一家条件更为优厚的出版社，台湾的出版商拿着更高的稿费条件找过来，他谢绝了。当初约好一起编写的人因各种原因最后都退出了，他一个也没有挽留，最后填写编写人员一栏时把所有人都列了上去。“硬是要留人家，人留心不留，怎么办。”他不愿被理解为拿命来拼的人，虽然他头几年确实如此，因此言出必行这种简单的道理解释起来会让他轻松许多。
　　可是编词典这一行，赶得上出版时限，也永远赶不过时间。“真正好的词典，它的出版之日就意味着它修订之时”，黄建华知道交稿之时它就开始落后了。当年他在巴黎访问拉鲁斯词典的出版社时，了解到有五六个中青年人每年负责修订工作，而现在《法汉大辞典》的后续修订要交给下一个班子了，他心里没了主意，哪个年轻人会对这枯燥的工作感兴趣？

量化

　　大学法语老师陈潇读博时研究方向是词典学，便主动加入了《汉法大词典》的编撰工作，当时已经编到了“Z”部分。从音标到最后的例证，加起来有十几二十个栏目，对权威与准确性的遵从常常让她这个最年轻的的编者腰酸背痛。但与其他编写人员不同的是，还是博士生的陈潇没有科研工作量的考核压力，反而在编写过程中找到了自己论文的选题。
　　最初的编辑团队中的成员有的后来当了院长，有的忙于科研，有的因为身体原因陆续都退出了。作为大学教授，黄建华明白他们的难处，早在十几年前他就发表论文斥道，凭论文篇数来定某人学术成就或资格常常是不可靠的，他觉得当时的量化尺度太死，而学术问题远比某种尺度来得复杂。他觉得现在“改变可能不是很大”。
　　1957年他成为了中山大学法语系的第一届学生，导师之一是当年著名的翻译家、学者梁宗岱。梁先生从不备课，上课时让学生上图书馆随手找一本书，任凭哪一首诗他都教得信手拈来。游欧7年间，梁宗岱曾先后留学巴黎、德国、瑞士和意大利，但从未在任何一所大学拿过文凭。黄建华常以自己的老师为例，“梁宗岱没有主持或承担过任何科研项目，连学历也没有，晚生几十年连老师也评不上。”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里，他看过许多科研平平的老师一上台就能吸引学生，看过有些写论文出色却不招学生待见，他总结：一个标杆把所有人度量了是工业时代按规格出产品的做法。这种现状也影响到了他的团队，因为一本词典在出版前都不能算科研工作量，很多老师因为工作量压力退出了，而与这个“量”互为矛盾的正是编词典的繁重以及巨大的时间跨度。
　　交完稿之后的当年年底黄建华又在《辞书研究》发表了论文，“算分的”。编词典和写论文两样事情都尝试之后他有了掂量，写一篇文章可以绕开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但是翻译一部著作、编一部词典是绕不开的，很多问题要解决。
　　担任过多年校长的他回答起来一句句都有自己的路数，多数时候他因词典的成功而被关注，但谈起现实的境况时他却尴尬地笑了，“没办法，再说我也没有权利留人家，一个退休的老人，凭什么。”
　　关于词典的修订问题，黄建华还在等外研社的意愿，刚刚博士毕业的陈潇本来是他心中接任的最佳人选，他本想跟学校提议把她留下来，可陈潇一直以来的事业规划是当一名大学教师，她已经竭尽全力把修词典的项目做到了最后。
　　黄建华的办公室在学校行政楼二楼的角落里，有点偏暗，每天他还是会到办公室里工作，采访的不到两小时里他接了3个电话。词典出版后有一些法语系的学生抱着词典过来找他签名，比起他当年10个人一个班，现在学法语的学生多了太多。

遗憾

　　交完稿之后的黄建华有了空闲时间，把《三国演义》翻出来再读了一遍，把刚看完的法国经济学家写的《21世纪资本论》推荐给了年轻的同事，他是不愿被时代落下的。
　　大词典的稿费是每千字一百元，这在词典出版业里算高的，但算上这过往的16年和庞大的编辑团队，也就凑合。编者陈潇谈起稿费时最在意强调的是编词典也不是为了稿费，态度认真得似乎应该去掉“也”字。“如果是为了稿费，那你做口译一天下来上千块钱也有了。”
　　比起前几年照片里的样子，黄建华满头厚实的白发让他看起来更苍老些。女儿在联合国总部担任同声传译员，一直想让父亲退休后到日内瓦感受湖光山色。当年签协议时他62岁，想着做完了还要去美国、加拿大、澳洲还有台湾看看，他不知道时间久了身体会赶不上。
　　他还记得1977年41岁的他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译审第一次来到了法国，从戴高乐机场出来坐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视觉里一切都是震撼刺激的。想起这些时他年轻的心里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