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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西票号是当时的私人金融机构，以银两存放及异地汇兑为主要业务范畴，其业务形式的诞生为我国近代金融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切实助力。本文分别从山西票号的资产管理、产权制度及管理层创新等方面，剖析近代金融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具体演变，望能为此领域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关键词：山西票号;金融业;经营管理制度
票号最早诞生于西裕成颜料坊（位于山西平遥），伴随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白银押送频次的日渐增多，规模的持续增大，镖局业务所具有的缺陷越发凸显，外加运费高昂，银两运现已难以适应，因而催化、推动了票号的诞生。早在1823年，首家票号便已经诞生（日升昌），而到了20世纪初期，山西票号已在多地设立分号，多达35处，尤其是鼎盛时期，其在全国的总分号数达到了500家。到了民国初期，受多因素影响与干扰，票号业开始呈现衰退趋势，各门店纷纷倒闭，直至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如此，票号曾一度成为我国金融业之标杆，可谓引领风骚，本基于此就我国近代金融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具体演变作一剖析。
1.资产管理体制
（1）信用货币时代的政府监管。基于票号滋养下所建立起的商业文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得到大幅完善，许多金融工具在此时期被成功创造，这其中就包含比较知名的准信用货币、代用货币等，之后经价值运用、量化计量，最终构建起基于国家信用担保，以法律保障作为重要手段的信用货币，而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产生的影响越发凸显，在此背景下，政府对其实施法律监管也实属必然。（2）信用尊严与强权利益之间的徘徊。票号与政府之间比较脆弱的合作关系根基，即为私下的结交关系，而并非市场经济所匹配的平等契约精神，在此种合作关系当中，票号处在弱势地位（处在不平等的关系体系中），无制度与法律保障。而针对政府放宽而言，存在难以收回的风险，但如果是数额比较大的政府存款，可以得到双重回报，其一为利润，其二是品牌。（3）信用力量与政府势力之间的博弈。出身为民营企业的票号却经营官银，尽管长时间受到非议，但并没有对此明令禁止，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票号能够持续输送政府利益，且还有利于政府形象公关，而最为关键的是票号向政府提供了能够较好满足其需求的多层面、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票号当中的放款、垫付等业务与今日银行信用卡业务、贷款业务比较相似，与银行业的价值创造及发展规律相符;票号不仅能为政府提供金融服务，而且还能使自身基于经营官银而实现信誉的提升。
2.产权制度
（1）顶身股制。又被称之为“顶生意”，实际就是将票号财东排除在外，其他人不出资本，如经理、伙计等，每年在得到基本工作的前提下，依据其工作业绩以及勤劳程度，可顶适当的身股（在1厘与1分之间）。但经后续发展与完善，特别是20世纪初，身股数超出银股数的情况，已成当时的普遍现象，受此影响，银股股东不仅需要承担无限责任，而且所能获得的利益也被不断稀释，其所存在的弊端越发凸显。（2）经理全面负责。随着两权分离制的越发成熟，山西票号中的经理层成为了总分号的权利中枢，能对相关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基于两权分离的大框架下，经理层可以自行制定决策，而最终的决策收益共享于东家，尽管实现了利益共享，但期间所出现的风险却不与东家共同承担，这无疑会使票号的经营风险增加。（3）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的两权分离理论在我国早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且得到广泛实践与应用，山西票号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便建议东家出资，并且由掌柜全权经营。东家对票号的盈虧需要承担其无限的连带责任，而对于经营者而言，主要负责票号的运营及相关决策的判断;除此之外，对于经营者的管理决策而言，东家不能进行干预，这便能够使经营管理者拥有一定的决策独立性，无需看东家的脸色来办事。
3.管理层创新
（1）管理层在经营环境适应性方面的创新。回顾票号的整个发展史，使票号自兴盛走向衰败的战争一共有三次，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针对此时的山西票号而言，其所承办的公款的汇兑业务，便开始了与清政府之间的首次合作，自此之后便进入到了快速发展期;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是第二此，在此期间，山西票号与清政府之间的合作变得越发紧密，而且还积极帮清政府对赔款借款的汇兑工作进行处理，致使自身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三次辛亥革命时，山西票号未能认清时局，且在此次战争当中未得到便宜，并且逐渐衰落。面对战争性的外部环境，山西票号未能把握时机进行创新，仍采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因而与时代发展潮流不相适应，最终被社会所淘汰。（2）治理层与管理层的股权结构创新。山西票号早期所采取的是“银股与身股”制度，这较好的使其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使票号处于一种独立状态，公正且合法化运行。但需强调的是，此种股份制度也存在局限性，对于后期中国社会环境难以适应。首先，票号内部权力难以做到均衡，银股持有者不仅享有权力，而且还承担相关责任，而对于身股持有者而言，仅享受权利，对于相关责任却不予承担。造成了票号掌柜对经营安全的考虑降低，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便会选择一走了之，责任由银股持有者来承担。其次，各个票号之间往往是各自为政，仅注重自身利益，将其他票号当作敌人，无法形成向心力，当遇到风险时，难以抵御。
4.结语
综上，山西票号的发展历程能够为当今金融业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在当今企业管理制度当中，许多做法均为借鉴山西票号的日常操作，比如山西票号所采用的东伙制度，便是现代企业当中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这一组织制度的原形。因此，从山西票号的发展当中能够知晓近代金融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具体演变过程，能够为现代金融发展提供辅助。
参考文献：
[1]杨杰，程小珊.山西票号：中国近代金融业的雏形（三）晋商票号的业务经营[J].中国农村金融，2015， 000（002）：111-112.
[2]刘建生，颜冬梅.金融需求变迁视角下山西票号衰亡及对当代启示[J].经济问题，2018， 469（09）：126-130.
[3]王卫华，武飞.山西票号的员工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借鉴[J].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18， 130（02）：13-17.
关键词：山西票号;金融业;经营管理制度
票号最早诞生于西裕成颜料坊（位于山西平遥），伴随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白银押送频次的日渐增多，规模的持续增大，镖局业务所具有的缺陷越发凸显，外加运费高昂，银两运现已难以适应，因而催化、推动了票号的诞生。早在1823年，首家票号便已经诞生（日升昌），而到了20世纪初期，山西票号已在多地设立分号，多达35处，尤其是鼎盛时期，其在全国的总分号数达到了500家。到了民国初期，受多因素影响与干扰，票号业开始呈现衰退趋势，各门店纷纷倒闭，直至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如此，票号曾一度成为我国金融业之标杆，可谓引领风骚，本基于此就我国近代金融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具体演变作一剖析。
1.资产管理体制
（1）信用货币时代的政府监管。基于票号滋养下所建立起的商业文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已得到大幅完善，许多金融工具在此时期被成功创造，这其中就包含比较知名的准信用货币、代用货币等，之后经价值运用、量化计量，最终构建起基于国家信用担保，以法律保障作为重要手段的信用货币，而以票号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产生的影响越发凸显，在此背景下，政府对其实施法律监管也实属必然。（2）信用尊严与强权利益之间的徘徊。票号与政府之间比较脆弱的合作关系根基，即为私下的结交关系，而并非市场经济所匹配的平等契约精神，在此种合作关系当中，票号处在弱势地位（处在不平等的关系体系中），无制度与法律保障。而针对政府放宽而言，存在难以收回的风险，但如果是数额比较大的政府存款，可以得到双重回报，其一为利润，其二是品牌。（3）信用力量与政府势力之间的博弈。出身为民营企业的票号却经营官银，尽管长时间受到非议，但并没有对此明令禁止，之所以会出现此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票号能够持续输送政府利益，且还有利于政府形象公关，而最为关键的是票号向政府提供了能够较好满足其需求的多层面、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票号当中的放款、垫付等业务与今日银行信用卡业务、贷款业务比较相似，与银行业的价值创造及发展规律相符;票号不仅能为政府提供金融服务，而且还能使自身基于经营官银而实现信誉的提升。
2.产权制度
（1）顶身股制。又被称之为“顶生意”，实际就是将票号财东排除在外，其他人不出资本，如经理、伙计等，每年在得到基本工作的前提下，依据其工作业绩以及勤劳程度，可顶适当的身股（在1厘与1分之间）。但经后续发展与完善，特别是20世纪初，身股数超出银股数的情况，已成当时的普遍现象，受此影响，银股股东不仅需要承担无限责任，而且所能获得的利益也被不断稀释，其所存在的弊端越发凸显。（2）经理全面负责。随着两权分离制的越发成熟，山西票号中的经理层成为了总分号的权利中枢，能对相关事务进行决策与管理。基于两权分离的大框架下，经理层可以自行制定决策，而最终的决策收益共享于东家，尽管实现了利益共享，但期间所出现的风险却不与东家共同承担，这无疑会使票号的经营风险增加。（3）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国家的两权分离理论在我国早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且得到广泛实践与应用，山西票号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便建议东家出资，并且由掌柜全权经营。东家对票号的盈虧需要承担其无限的连带责任，而对于经营者而言，主要负责票号的运营及相关决策的判断;除此之外，对于经营者的管理决策而言，东家不能进行干预，这便能够使经营管理者拥有一定的决策独立性，无需看东家的脸色来办事。
3.管理层创新
（1）管理层在经营环境适应性方面的创新。回顾票号的整个发展史，使票号自兴盛走向衰败的战争一共有三次，太平天国运动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针对此时的山西票号而言，其所承办的公款的汇兑业务，便开始了与清政府之间的首次合作，自此之后便进入到了快速发展期;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是第二此，在此期间，山西票号与清政府之间的合作变得越发紧密，而且还积极帮清政府对赔款借款的汇兑工作进行处理，致使自身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第三次辛亥革命时，山西票号未能认清时局，且在此次战争当中未得到便宜，并且逐渐衰落。面对战争性的外部环境，山西票号未能把握时机进行创新，仍采用传统的管理方法，因而与时代发展潮流不相适应，最终被社会所淘汰。（2）治理层与管理层的股权结构创新。山西票号早期所采取的是“银股与身股”制度，这较好的使其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使票号处于一种独立状态，公正且合法化运行。但需强调的是，此种股份制度也存在局限性，对于后期中国社会环境难以适应。首先，票号内部权力难以做到均衡，银股持有者不仅享有权力，而且还承担相关责任，而对于身股持有者而言，仅享受权利，对于相关责任却不予承担。造成了票号掌柜对经营安全的考虑降低，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便会选择一走了之，责任由银股持有者来承担。其次，各个票号之间往往是各自为政，仅注重自身利益，将其他票号当作敌人，无法形成向心力，当遇到风险时，难以抵御。
4.结语
综上，山西票号的发展历程能够为当今金融业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在当今企业管理制度当中，许多做法均为借鉴山西票号的日常操作，比如山西票号所采用的东伙制度，便是现代企业当中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这一组织制度的原形。因此，从山西票号的发展当中能够知晓近代金融业经营管理制度的具体演变过程，能够为现代金融发展提供辅助。
参考文献：
[1]杨杰，程小珊.山西票号：中国近代金融业的雏形（三）晋商票号的业务经营[J].中国农村金融，2015， 000（002）：111-112.
[2]刘建生，颜冬梅.金融需求变迁视角下山西票号衰亡及对当代启示[J].经济问题，2018， 469（09）：126-130.
[3]王卫华，武飞.山西票号的员工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借鉴[J].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学报，2018， 130（02）：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