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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诒春任校长期间，积极推行多项校政建设，并提出清华向完全大学过度，使清华学校稳定发展，许多清华优良的传统也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奠定基础。清华校友陈宏振曾高度评价周诒春：“他是母校的拓荒者，母校的创建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播下精选的种子，收获到丰硕的果实，建立了优良的传统，奠定下巩固的基础，尤其是培育出母校同学个个引为自豪的清华精神。”
周诒春(1883～1958)，中国著名教育家，亦名贻春，字寄梅，祖籍安徽休宁。1904年从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随即自费赴美留学，就读于威斯康辛、耶鲁等名校。19D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在1911年的清廷留学生考试中，周诒春被授予进士，点为翰林，时称“洋翰林”。他曾于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3年至1918年间，他出任清华学校校长。自1935年起，周诒春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国民政府咨议、农林部长和卫生部长。1956年，他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958年，周诒春在上海病逝。
跌宕人生
1883年12月29日，周诒春出生于湖北汉口的一个徽帮茶商家庭。其父周幸修是卓有见识的民族资本家，曾在天津开设了颇具规模的泰昌源茶庄。周诒春是家中独子，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被父亲寄予厚望，甚至自小便有专门的老师教授他英语。12岁时，他考入位于上海万航路的圣约翰书院。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圣公会创办的贵族化大学，在当时的声誉甚至超过北大、清华。林语堂、邹韬奋、贝聿铭等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曾在此就读。周诒春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品行良好，深得书院主持人卜舫济与老师颜惠庆的器重。
1904年，21岁的周诒春从圣约翰书院毕业，接着自费赴美，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取得学士学位后，他又转入耶鲁大学进修，并于1909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周诒春回到祖国，在母校圣约翰学院和吴淞中国公学教授英语。1911年，他参加了相当于科举制度中会试的清廷留学生考试，中进士，点翰林，时人谓之“洋翰林”。
辛亥革命后，周诒春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并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2年4月，他被派往清华学堂接替张伯苓任教务长。同年5月，辍学停教半年多的学堂开始复课。不久后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兼教务长。1913年8月，唐国安因心脏病加重，临终前致信外交部，称赞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请求让其接任校长一职。同年11月，周诒春从美国归来，正式成为清华的第二任校长。
他在任期间对清华校政管理建树颇多，被校友评为“清华的拓荒者与创建人”。1918年1月，因受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排挤，周诒春被诬“妄糜巨款，营私害公”。尽管清华师生都曾极力劝阻，但他认为“既遭时忌，愿让贤能”，遂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毅然辞职。同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40周年校庆，授予周诒春以名誉博士学位。他也因此被同时代的人称为Dr.Tsur(周博士)。
1918年至i920年，周诒春在北京任参议院议员。“南北和议”时，他经北方代表朱启钤与吴鼎昌推荐，成为顾问，后又出任北方和议代表团秘书。他曾协助老师颜惠庆编纂巨著《标准英汉双解大辞典》。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为我国第一部英汉辞典。1924年，颜惠庆主持成立了以管理和合理使用由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为目的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周诒春受聘为董事兼总干事，主张将该项基金用于“静生生物调查所”进行科学研究，并资送一批学生出国深造。同时，经董事会同意，他创立了北京图书馆。1926年，周诒春被燕京大学聘任为校医会主席，且1933年至1934年间担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1935年12月，在老友吴鼎昌的邀请下，周诒春前往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政务次长，从此开始了他历时12年的官宦生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吴鼎昌调任贵州，成为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使该省混乱的财政与田赋整理工作渐渐走上轨道。1944年12月，昊鼎昌调至重庆任文官长，周诒春被委任为咨议。日本投降后，周诒春出任农林部长。1947年，又任卫生部长。1948年冬，周诒春辞职，全家移居香港。
虽然身在香港，但周诒春始终热切地关注着祖国，并于新中国成立后毅然要求返回大陆。1950年8月，党和政府派专人将他接回北京。1956年，经特邀，周诒春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8年8月30日，他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
筚路蓝缕的拓荒者
在清华的历史上，周诒春和梅贻琦是民国时期对其校政建设贡献最大的两位校长。而被誉为“清华之父”的梅贻琦同老一辈的清华人一样，在提及周诒春时，始终恭敬地称之为“老校长”，由此可见周诒春对清华的影响。
在短短四年多的任期内，他亲手拟定了清华从游美预备学校向正规大学转变的宏伟规划；主持修建了清华园内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确定了清华校训；开创了清华的体育传统。他为清华发展成大学初创基础，清华校友陈宏振因此这样评价他：“他是母校的拓荒者，母校的创建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播下精选的种子，收获到丰硕的果实，建立了优良的传统，奠定下巩固的基础，尤其是培育出母校同学个个引为自豪的清华精神。”
1916年7月，周诒春向外交部正式提出了让清华向独立、完全大学过渡的计划，请求扩充原有学程、设立大学部，并认为将清华逐年扩至大学程度是学校今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详外交部文为逐渐扩充学程预备设立大学事》一文中，他提出了如下三个理由：第一，“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也”；第二，“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于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也”；第三，“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也”。他最后总结：“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才，以应时需。”正如一位清华校友所指出的那样：“他要在庚款尚能有效运用时期，将清华办成一所完善的大学，将来我们的学生可在国内读大学，留美后即人研究院，研究高深学识。”
不到一个月，外交部便批准了周诒春的申请。于是他打破清华的西墙，在荒地上按照大学规模组织设计并修建了日后被视为校园文化象征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旧馆)、科学馆、体育馆(西馆前健身房)。与此同时，他延揽教员、改革课程与留美学生选拔机制、严格学校管理、开展校风建设，使清华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开始初具规模。
作为清华“德智体三育并进”的最早提倡者，周诒春主张“完全人格之教育”，鼓励学生独立自主、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他提倡德育，强调应“端品励学，增进其自治之基”。他重视体育，在任期内推行了著名的“强迫运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四时至五时，所有图书馆、教室、宿舍一律锁门，所有学生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当时甚至有体育 不及格者不得毕业的规定。周诒春也因此被公认为清华体育传统的开创者。
在教育与教学方面，周诒春的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他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工具，可以协助解决贫穷与治安等方面的问题。培养聪明、具有谋生技能、独立自主的公民当成为新的国民教育目标。至于人的品行则要从幼年开始着力培养，而学校应重视纪律和社会服务。他主张清华应用国语教学，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以发展自己的爱好、发挥自己的特长，同时培养领导才能。他认为学生应当利用有限的在校时间，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全面提升自己，而学校则应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还鼓励学生关怀穷苦人民，提倡以学校的光明照亮社会的黑暗，并使学生从中获得实际经验与知识。他强调团体活动，着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良好的社会公德与团结协作的意识。周诒春曾明确提出西学应该“中土化”，要求学术独立，并提出“学术独立”的四个条件：“第一，清华应保持一定的政策；第二，对中外、新旧教员应一视同仁，均应同样之待遇，享受同等权利；第三，学生应遵守纪律；第四，应以国语为教学媒介。如此，才能够促进学术独立。”
1914年冬，周诒春邀请梁启超到清华演讲。梁先生以《君子》为题，提出君子忧天之运行不息、不屈不挠；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以此勉励清华同学。周诒春遂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校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成为国之栋梁。光耀时代的人格
周诒春一生涉及教育、政治、金融、工业及医药卫生等诸多领域，作为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享有极高的声望。《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曾多次提到这位耶鲁大学硕士。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各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也因为他所拥有的高尚人格。
周治春为人方正威严，在德育方面以身作则，曾教导清华学生：“维能耐劳忍苦，斯能建功立业，贪安好逸者无济于社会也。”他身体力行，遂使清华养成简朴校风。即便是达官富贾之家的子弟，亦不敢公然华服。他爱护学生，据清华学子回忆，他“诚恳庄肃，对于年幼的学生有如严父，谆谆教诲，殷勤督责。教导学生如何持身处世，如何服务尽责，甚至为保持整洁，限定若干日必理发、必沐浴”。
协和医院名医周华康这样描述他的父亲：“他很严格，这是毫不让步的；但是他人是很有善心的，就是说，你感觉他很温暖，他是为你好。所以后来我接触到的他的学生对他都是有好感的。”
这一点在温源宁教授的回忆里同样可以得到证实：“在学校时，人们会躲开他、规避他；如今，他却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从他的身上常散发出一种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常见的温暖。”
温源宁说：“他离职的那一天，对于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哀的一天。”也就是在那一天，清华学校全体集合，学生们身穿军操制服，一齐举枪向他致敬。这悲哀持续得这样久，以至于他离开了十几年，清华也没有忘记他，或者说不肯忘记他。在几位不受欢迎的校长相继被驱逐之后，师生们再度想起了曾经的“老校长”。他们一边派代表到他家里“劝驾”，一边在校刊上发出“请教育部任命周诒春为校长”的呼吁。只是因为周诒春本人坚决推辞，事情才就此作罢。
当然，周诒春人格魅力的影响并不只是体现在校园里，他还曾以热心公益慈善事业而著称。1918年，华北五省频遭水旱灾。他在此后的三年里参与了华北农村赈灾及善后救济工作，井担任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华方司库，主持账济工作，力求为农民减轻负担。
胡适先生曾说过：“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周诒春(1883～1958)，中国著名教育家，亦名贻春，字寄梅，祖籍安徽休宁。1904年从上海圣约翰书院毕业，随即自费赴美留学，就读于威斯康辛、耶鲁等名校。19D9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在1911年的清廷留学生考试中，周诒春被授予进士，点为翰林，时称“洋翰林”。他曾于1912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3年至1918年间，他出任清华学校校长。自1935年起，周诒春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国民政府咨议、农林部长和卫生部长。1956年，他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1958年，周诒春在上海病逝。
跌宕人生
1883年12月29日，周诒春出生于湖北汉口的一个徽帮茶商家庭。其父周幸修是卓有见识的民族资本家，曾在天津开设了颇具规模的泰昌源茶庄。周诒春是家中独子，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被父亲寄予厚望，甚至自小便有专门的老师教授他英语。12岁时，他考入位于上海万航路的圣约翰书院。这是一所由美国基督圣公会创办的贵族化大学，在当时的声誉甚至超过北大、清华。林语堂、邹韬奋、贝聿铭等许多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曾在此就读。周诒春在校期间成绩优秀，品行良好，深得书院主持人卜舫济与老师颜惠庆的器重。
1904年，21岁的周诒春从圣约翰书院毕业，接着自费赴美，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取得学士学位后，他又转入耶鲁大学进修，并于1909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周诒春回到祖国，在母校圣约翰学院和吴淞中国公学教授英语。1911年，他参加了相当于科举制度中会试的清廷留学生考试，中进士，点翰林，时人谓之“洋翰林”。
辛亥革命后，周诒春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秘书，并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2年4月，他被派往清华学堂接替张伯苓任教务长。同年5月，辍学停教半年多的学堂开始复课。不久后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兼教务长。1913年8月，唐国安因心脏病加重，临终前致信外交部，称赞周诒春“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请求让其接任校长一职。同年11月，周诒春从美国归来，正式成为清华的第二任校长。
他在任期间对清华校政管理建树颇多，被校友评为“清华的拓荒者与创建人”。1918年1月，因受北洋政府中的亲日派排挤，周诒春被诬“妄糜巨款，营私害公”。尽管清华师生都曾极力劝阻，但他认为“既遭时忌，愿让贤能”，遂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毅然辞职。同年，上海圣约翰书院举行40周年校庆，授予周诒春以名誉博士学位。他也因此被同时代的人称为Dr.Tsur(周博士)。
1918年至i920年，周诒春在北京任参议院议员。“南北和议”时，他经北方代表朱启钤与吴鼎昌推荐，成为顾问，后又出任北方和议代表团秘书。他曾协助老师颜惠庆编纂巨著《标准英汉双解大辞典》。该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为我国第一部英汉辞典。1924年，颜惠庆主持成立了以管理和合理使用由美国归还的庚子赔款为目的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周诒春受聘为董事兼总干事，主张将该项基金用于“静生生物调查所”进行科学研究，并资送一批学生出国深造。同时，经董事会同意，他创立了北京图书馆。1926年，周诒春被燕京大学聘任为校医会主席，且1933年至1934年间担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1935年12月，在老友吴鼎昌的邀请下，周诒春前往南京就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政务次长，从此开始了他历时12年的官宦生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吴鼎昌调任贵州，成为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使该省混乱的财政与田赋整理工作渐渐走上轨道。1944年12月，昊鼎昌调至重庆任文官长，周诒春被委任为咨议。日本投降后，周诒春出任农林部长。1947年，又任卫生部长。1948年冬，周诒春辞职，全家移居香港。
虽然身在香港，但周诒春始终热切地关注着祖国，并于新中国成立后毅然要求返回大陆。1950年8月，党和政府派专人将他接回北京。1956年，经特邀，周诒春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8年8月30日，他在上海病逝，享年75岁。
筚路蓝缕的拓荒者
在清华的历史上，周诒春和梅贻琦是民国时期对其校政建设贡献最大的两位校长。而被誉为“清华之父”的梅贻琦同老一辈的清华人一样，在提及周诒春时，始终恭敬地称之为“老校长”，由此可见周诒春对清华的影响。
在短短四年多的任期内，他亲手拟定了清华从游美预备学校向正规大学转变的宏伟规划；主持修建了清华园内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筑；确定了清华校训；开创了清华的体育传统。他为清华发展成大学初创基础，清华校友陈宏振因此这样评价他：“他是母校的拓荒者，母校的创建人，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播下精选的种子，收获到丰硕的果实，建立了优良的传统，奠定下巩固的基础，尤其是培育出母校同学个个引为自豪的清华精神。”
1916年7月，周诒春向外交部正式提出了让清华向独立、完全大学过渡的计划，请求扩充原有学程、设立大学部，并认为将清华逐年扩至大学程度是学校今后发展的当务之急。在《详外交部文为逐渐扩充学程预备设立大学事》一文中，他提出了如下三个理由：第一，“可增高游学程度，缩短留学年期以节学费也”；第二，“可展长国内就学年限，缩短国外求学之期，庶于本国情形不致隔阂也”；第三，“可谋善后以图久远也”。他最后总结：“我国地大物博，已设之完全大学寥寥无几。当此百度维新之候，尤宜广育人才，以应时需。”正如一位清华校友所指出的那样：“他要在庚款尚能有效运用时期，将清华办成一所完善的大学，将来我们的学生可在国内读大学，留美后即人研究院，研究高深学识。”
不到一个月，外交部便批准了周诒春的申请。于是他打破清华的西墙，在荒地上按照大学规模组织设计并修建了日后被视为校园文化象征的四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旧馆)、科学馆、体育馆(西馆前健身房)。与此同时，他延揽教员、改革课程与留美学生选拔机制、严格学校管理、开展校风建设，使清华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开始初具规模。
作为清华“德智体三育并进”的最早提倡者，周诒春主张“完全人格之教育”，鼓励学生独立自主、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他提倡德育，强调应“端品励学，增进其自治之基”。他重视体育，在任期内推行了著名的“强迫运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的四时至五时，所有图书馆、教室、宿舍一律锁门，所有学生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当时甚至有体育 不及格者不得毕业的规定。周诒春也因此被公认为清华体育传统的开创者。
在教育与教学方面，周诒春的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他认为，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工具，可以协助解决贫穷与治安等方面的问题。培养聪明、具有谋生技能、独立自主的公民当成为新的国民教育目标。至于人的品行则要从幼年开始着力培养，而学校应重视纪律和社会服务。他主张清华应用国语教学，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以发展自己的爱好、发挥自己的特长，同时培养领导才能。他认为学生应当利用有限的在校时间，充分利用各种机会来全面提升自己，而学校则应想方设法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目标。他还鼓励学生关怀穷苦人民，提倡以学校的光明照亮社会的黑暗，并使学生从中获得实际经验与知识。他强调团体活动，着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良好的社会公德与团结协作的意识。周诒春曾明确提出西学应该“中土化”，要求学术独立，并提出“学术独立”的四个条件：“第一，清华应保持一定的政策；第二，对中外、新旧教员应一视同仁，均应同样之待遇，享受同等权利；第三，学生应遵守纪律；第四，应以国语为教学媒介。如此，才能够促进学术独立。”
1914年冬，周诒春邀请梁启超到清华演讲。梁先生以《君子》为题，提出君子忧天之运行不息、不屈不挠；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以此勉励清华同学。周诒春遂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清华校训，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学子成为国之栋梁。光耀时代的人格
周诒春一生涉及教育、政治、金融、工业及医药卫生等诸多领域，作为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享有极高的声望。《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曾多次提到这位耶鲁大学硕士。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各界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也因为他所拥有的高尚人格。
周治春为人方正威严，在德育方面以身作则，曾教导清华学生：“维能耐劳忍苦，斯能建功立业，贪安好逸者无济于社会也。”他身体力行，遂使清华养成简朴校风。即便是达官富贾之家的子弟，亦不敢公然华服。他爱护学生，据清华学子回忆，他“诚恳庄肃，对于年幼的学生有如严父，谆谆教诲，殷勤督责。教导学生如何持身处世，如何服务尽责，甚至为保持整洁，限定若干日必理发、必沐浴”。
协和医院名医周华康这样描述他的父亲：“他很严格，这是毫不让步的；但是他人是很有善心的，就是说，你感觉他很温暖，他是为你好。所以后来我接触到的他的学生对他都是有好感的。”
这一点在温源宁教授的回忆里同样可以得到证实：“在学校时，人们会躲开他、规避他；如今，他却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从他的身上常散发出一种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常见的温暖。”
温源宁说：“他离职的那一天，对于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哀的一天。”也就是在那一天，清华学校全体集合，学生们身穿军操制服，一齐举枪向他致敬。这悲哀持续得这样久，以至于他离开了十几年，清华也没有忘记他，或者说不肯忘记他。在几位不受欢迎的校长相继被驱逐之后，师生们再度想起了曾经的“老校长”。他们一边派代表到他家里“劝驾”，一边在校刊上发出“请教育部任命周诒春为校长”的呼吁。只是因为周诒春本人坚决推辞，事情才就此作罢。
当然，周诒春人格魅力的影响并不只是体现在校园里，他还曾以热心公益慈善事业而著称。1918年，华北五省频遭水旱灾。他在此后的三年里参与了华北农村赈灾及善后救济工作，井担任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华方司库，主持账济工作，力求为农民减轻负担。
胡适先生曾说过：“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