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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是一个追求超额收益的经济指标，一定会产生刺激趋利的动机与行动的制度后果，我坚信EVA考核会对这种垄断性推波助澜，只是程度大小之别。
《中欧商业评论》(CBR)：我们对26家整体上市央企在经济最繁荣的3年EVA的测算发现，多数央企的利润指标不错，但EVA值很低甚至为负。您认为央企EVA值低，损害股东利益的原因是什么?
汤谷良：我和学生做了一个研究。在计算可以公开获得财务报表的近70家中央企业EVA时，不是按照国资委规定的5.5％这个整齐划一的资本成本率，而是以中国资本市场行业平均投资回报率，测算发现一批利润正值很大的中央企业，其EVA很低甚至负数很大。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导入EVA考核央企非常必要。一批央企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不仅没有提升股东价值，反而毁损了股东价值。换句话说，从财务收益上看，央企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不怎么样，占用了太多的财务资源，而投资者(国家)还不如拿着投资给央企的钱改投金融市场。这就是导入EVA考评央企的信号功能和价值所在。
第二，国资委对所有央企一律以5.5％测算EVA，这个指标偏低，而且没有考虑不同企业获利能力的行业差异。也许这是国资委基于央企整体获利水平有限这个现实的无奈之举。
CBR：作为经济指标，EVA值某种意义上更强化了央企的趋利性，这会不会导致央企不断增强其垄断性以提升利润EVA值?
汤谷良：肯定会如此。EVA是一个追求超额收益的经济指标，一定会产生刺激趋利的动机与行动的制度后果，其实这正是导入的初衷。人们必然担心EVA考核将加剧央企朝着更加垄断的方向发展，何况中国已经产生无可争辩的国进民退问题，央企垄断性原本就在加剧。我坚信EVA考核会对这种垄断性推波助澜，只是程度大小之别。此外，EVA考核还会激发企业追求短期利益和资本投资的快速回收。换言之，我们不能赋予EVA太高预期，相反在建立制度的公平性和短期性方面，还不能无视EVA潜在的负面作用。
CBR：央企一直强调其对国家经济的战略性和社会责任等。EVA考核是否与这些战略性目标不一致?有一种观点认为，央企应该进行分类管理，确定类似营利性、战略性、公益性等不同类型，实施不同的管理方案，你如何看待?
汤谷良：仅靠EVA制度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的研究中，改换以行业平均投资资本回报率来测算各企业EVA，这改进了公平性和可比性，但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比如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超级巨型央企，尽管从大的概念上讲是同一行业，但它们在原油开采、炼油、产品品种和销售等产业链及其结构布局上差异明显。因此，要严格辨明各产业环节的毛利率和投资回报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国家战略与社会责任，EVA指标更是无能为力，必须要加上一些别的考核指标和调整系数来实现。在这方面，国资委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考核时有难度系数、社会责任、员工待遇等指标。据我了解，央企的员工工资水平有两个极端：一是薪酬奖金超分配；二是工资待遇特别低，员工薪酬太低了，这就是社会责任的缺失。解决社会责任问题还要靠其他举措的配合，EVA不能承载太多的预期。
CBR：一些专家认为，EVA在税后净利润中减去了资本成本，为降低资本成本，央企可能会更有效地利用资金，并且避免盲目扩张，您如何看待?EVA考核对非主营或非经常性收入、收益都将在E VA的会计调整中被剔除，有观点认为这可以防止央企偏离主业，参与金融、地产等高收益行业，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汤谷良：EVA指标能够抑制低效投资，这是EVA的主旨，但“避免”可能有点一厢情愿。再说，央企的投资行为甚至投资冲动在很大程度是融资供给，包括负债融资能力驱动。例如金融危机中，国家为保增长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每家央企都持有巨额的现金，这种情况会使得EVA抑制央企低效投资的效果大打折扣。
至于EVA是否可以防止央企偏离主业问题，这关系到对EVA计算取数调整的方法。由于EVA是一个极为强劲的趋利指标，思腾思特公司推出的EVA计算调整项目上，没有主业与副业之别或项目调整。而国资委在制度设计上作了这样的调整，明确“限制非主业投资，对非经常性收益按减半计算”等四条政策。非房地产主业企业的房地产盈利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均属于非主业投资的收益，在计算EVA时需要按照特殊政策减半计算。然而今年“两会”过后，北京又出现三个地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下属企业毫不犹豫拿了一块地王。因此我觉得，EVA难以抑制国企盲目投资，还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
CBR：国资委用EVA指标考核央企，那么央企如何运用EVA考核下属企业?
汤谷良：对于央企来说，这次制度变革是一个契机，可以加大集团总部对各个子公司EVA考核力度。实施EVA考核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曾去一家已经先期导入EVA的央企调研，询问EVA考核的效果。对方说，过去要下属企业给总部(股东)主动分红是不可能的，引入EVA以后，现金分红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下属企业如果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就会主动上缴或分配一部分盈利，减少其占有的资本金额。这样可以抑制一些低效投资或盲目扩张，提升总部财务资源的操控能力。
当然，在央企内部推行EVA的挑战也不能小视：比如央企内部也有行业之差，总部如何实施既差异化又较为公平的EVA指标，极具挑战性。
另外，如果总部对下属企业实施较为集权的管理体系，如对定位于成本中心的下属企业实施EVA考核，可能会出现权利与责任不配比问题。因为EVA的考核对象应该比配的是投资中心或利润中心。
最后，EVA指标是“结果导向”的管理理念，而当今的企业管控仍推崇“过程导向”。企业在引入EVA的同时，还需要将EVA纳入预算体系、资金控制、资源投入、奖金分配等全过程。只有与这些管N，Z具的配套使用，EVA才会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
CBR：很多央企是整体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不考核EVA，国资委却推出一套EVA指标，你如何预估这种制度差异的后果?
汤谷良：以前国资委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考核央企，与资本市场的核心指标一致。现在核心指标有差别了，这种差异化制度的结果可能是EVA制度效果受到打压。因为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需要关注市价变化、避免被ST并适时实施再融资，而这些都与EVA指标无关，只要考虑净利润或ROE。而证监会也强调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但对非经常性损益只是算算而已，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因此，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对央企的作用肯定越来越大，这是好事，但会影响EVA的制度效果。
EVA指标是“结果导向”的管理理念，而当今的企业管控仍推，崇“过程导向”，企业在引入EVA的同时，还需要将EVA纳入预算体系、资金控制、资源投入、奖金分配等全过程。只有与这些管理工具的配套使用，EVA才会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
《中欧商业评论》(CBR)：我们对26家整体上市央企在经济最繁荣的3年EVA的测算发现，多数央企的利润指标不错，但EVA值很低甚至为负。您认为央企EVA值低，损害股东利益的原因是什么?
汤谷良：我和学生做了一个研究。在计算可以公开获得财务报表的近70家中央企业EVA时，不是按照国资委规定的5.5％这个整齐划一的资本成本率，而是以中国资本市场行业平均投资回报率，测算发现一批利润正值很大的中央企业，其EVA很低甚至负数很大。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导入EVA考核央企非常必要。一批央企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不仅没有提升股东价值，反而毁损了股东价值。换句话说，从财务收益上看，央企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不怎么样，占用了太多的财务资源，而投资者(国家)还不如拿着投资给央企的钱改投金融市场。这就是导入EVA考评央企的信号功能和价值所在。
第二，国资委对所有央企一律以5.5％测算EVA，这个指标偏低，而且没有考虑不同企业获利能力的行业差异。也许这是国资委基于央企整体获利水平有限这个现实的无奈之举。
CBR：作为经济指标，EVA值某种意义上更强化了央企的趋利性，这会不会导致央企不断增强其垄断性以提升利润EVA值?
汤谷良：肯定会如此。EVA是一个追求超额收益的经济指标，一定会产生刺激趋利的动机与行动的制度后果，其实这正是导入的初衷。人们必然担心EVA考核将加剧央企朝着更加垄断的方向发展，何况中国已经产生无可争辩的国进民退问题，央企垄断性原本就在加剧。我坚信EVA考核会对这种垄断性推波助澜，只是程度大小之别。此外，EVA考核还会激发企业追求短期利益和资本投资的快速回收。换言之，我们不能赋予EVA太高预期，相反在建立制度的公平性和短期性方面，还不能无视EVA潜在的负面作用。
CBR：央企一直强调其对国家经济的战略性和社会责任等。EVA考核是否与这些战略性目标不一致?有一种观点认为，央企应该进行分类管理，确定类似营利性、战略性、公益性等不同类型，实施不同的管理方案，你如何看待?
汤谷良：仅靠EVA制度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的研究中，改换以行业平均投资资本回报率来测算各企业EVA，这改进了公平性和可比性，但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比如中石化和中石油两家超级巨型央企，尽管从大的概念上讲是同一行业，但它们在原油开采、炼油、产品品种和销售等产业链及其结构布局上差异明显。因此，要严格辨明各产业环节的毛利率和投资回报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国家战略与社会责任，EVA指标更是无能为力，必须要加上一些别的考核指标和调整系数来实现。在这方面，国资委是有所作为的，比如考核时有难度系数、社会责任、员工待遇等指标。据我了解，央企的员工工资水平有两个极端：一是薪酬奖金超分配；二是工资待遇特别低，员工薪酬太低了，这就是社会责任的缺失。解决社会责任问题还要靠其他举措的配合，EVA不能承载太多的预期。
CBR：一些专家认为，EVA在税后净利润中减去了资本成本，为降低资本成本，央企可能会更有效地利用资金，并且避免盲目扩张，您如何看待?EVA考核对非主营或非经常性收入、收益都将在E VA的会计调整中被剔除，有观点认为这可以防止央企偏离主业，参与金融、地产等高收益行业，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汤谷良：EVA指标能够抑制低效投资，这是EVA的主旨，但“避免”可能有点一厢情愿。再说，央企的投资行为甚至投资冲动在很大程度是融资供给，包括负债融资能力驱动。例如金融危机中，国家为保增长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每家央企都持有巨额的现金，这种情况会使得EVA抑制央企低效投资的效果大打折扣。
至于EVA是否可以防止央企偏离主业问题，这关系到对EVA计算取数调整的方法。由于EVA是一个极为强劲的趋利指标，思腾思特公司推出的EVA计算调整项目上，没有主业与副业之别或项目调整。而国资委在制度设计上作了这样的调整，明确“限制非主业投资，对非经常性收益按减半计算”等四条政策。非房地产主业企业的房地产盈利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均属于非主业投资的收益，在计算EVA时需要按照特殊政策减半计算。然而今年“两会”过后，北京又出现三个地王，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下属企业毫不犹豫拿了一块地王。因此我觉得，EVA难以抑制国企盲目投资，还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
CBR：国资委用EVA指标考核央企，那么央企如何运用EVA考核下属企业?
汤谷良：对于央企来说，这次制度变革是一个契机，可以加大集团总部对各个子公司EVA考核力度。实施EVA考核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我曾去一家已经先期导入EVA的央企调研，询问EVA考核的效果。对方说，过去要下属企业给总部(股东)主动分红是不可能的，引入EVA以后，现金分红的主动性大大加强。下属企业如果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就会主动上缴或分配一部分盈利，减少其占有的资本金额。这样可以抑制一些低效投资或盲目扩张，提升总部财务资源的操控能力。
当然，在央企内部推行EVA的挑战也不能小视：比如央企内部也有行业之差，总部如何实施既差异化又较为公平的EVA指标，极具挑战性。
另外，如果总部对下属企业实施较为集权的管理体系，如对定位于成本中心的下属企业实施EVA考核，可能会出现权利与责任不配比问题。因为EVA的考核对象应该比配的是投资中心或利润中心。
最后，EVA指标是“结果导向”的管理理念，而当今的企业管控仍推崇“过程导向”。企业在引入EVA的同时，还需要将EVA纳入预算体系、资金控制、资源投入、奖金分配等全过程。只有与这些管N，Z具的配套使用，EVA才会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
CBR：很多央企是整体上市公司，资本市场不考核EVA，国资委却推出一套EVA指标，你如何预估这种制度差异的后果?
汤谷良：以前国资委用净资产收益率(ROE)考核央企，与资本市场的核心指标一致。现在核心指标有差别了，这种差异化制度的结果可能是EVA制度效果受到打压。因为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需要关注市价变化、避免被ST并适时实施再融资，而这些都与EVA指标无关，只要考虑净利润或ROE。而证监会也强调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但对非经常性损益只是算算而已，没有太大的约束力。因此，资本市场的制度安排对央企的作用肯定越来越大，这是好事，但会影响EVA的制度效果。
EVA指标是“结果导向”的管理理念，而当今的企业管控仍推，崇“过程导向”，企业在引入EVA的同时，还需要将EVA纳入预算体系、资金控制、资源投入、奖金分配等全过程。只有与这些管理工具的配套使用，EVA才会发挥更大的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