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出自西方的关于“人”的说法，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比如“人人生而自由”，“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等。这些说法被人们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假思索地就脱口而出，成为人们讨论、评价很多问题的前提和标准。其实，关于对“人”的认识，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内容也很丰富。因此，思考“人”这一问题时，只要不对传统抱有偏见，经常就会在中国传统中寻找、对照相关的内容，结果往往会有很朴素的感悟。
　　孔子去世的时候，他的学生们为他守丧三年。为何要守丧三年？是不是太长了点？如果生活富裕、无所事事，守在那里也没什么。如果经济条件不好，身体也不好，三年里面靠什么维持生存？虽然在那个年代，父母去世后，人们的习惯就是守丧三年，但是，为何要定这样一个三年的规定？在孔子生前说过的一段话中，似乎有答案。
　　孔子有一个学生，名叫宰我，也叫宰予，他也有同样的疑问，他对孔子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意思是说守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孔子说，父母去世了，你吃好的，穿好的，你能够心安吗？宰予居然说：能。孔子肯定有点生气，便说：如果你能心安，你就去做吧。宰予一看老师有点不高兴，便离开了。孔子对留下的学生说：每个人生下来，都要三年左右才能完全脱离开父母的怀抱，所以，为父母守丧三年，天下都如此。宰予难道没有享受过父母三年的爱护吗？
　　孔子的这段话体现了儒家学说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所关注的人，都是现实中的人；它所希望建立的规则，都是现实中最实用的规则。有父母对婴儿的三年之养育，就有儿女对父母的三年之守丧，因而，儒家学说中人与人的关系才显得温情和真实。对于今天来说，三年只是一个具体的数字，一个操作层面的细节，但是，本质上来说，父母对子女爱护，对应子女对父母孝顺，原则上依然是天然合理的。
　　而文艺复兴以后西方的很多“人”的理论，从“人人生而自由”、“人人生而平等”，到“天赋人权”等，所论述的都只是一个概念的人，而不是真实的、现实的人。概念里的人，没有父母，没有子女，没有夫妻，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同事，也不需要学习、成长，也不会生病、衰老，仅仅是一个不真实的“人”。也许，这个概念的人，由于独立，由于自我，排除了与他人关系的考虑，便只剩下了生与死。
　　现实中的人，不管在家庭、单位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他一定是与其他人发生关联的，由于这种关联，才会有善恶、好坏，才会有道德的要求。当然，我们不能说西方的哲学没有道德伦理的内容，西方哲学关于这方面的理论也很多。但是，出于概念的人，道德伦理大多成为外在的标准，而且，这种外在的道德标准会显得僵硬，比方说，如何让一个孩子和成人遵守同样的道德，享有同样的权利？即使按照现在通用的法律，18岁以后都一样了，那么，18岁以前的“小人”不是人吗？反过来，儒家从现实的人出发，道德伦理发自内心，自觉自愿。遵守道德不是为了客观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孩子与成年人之间，便不会有这种僵硬的道德统一标准。
　　从现实的人出发来考虑问题，一个刚刚降生的婴儿，人格都还没有确立，如何能有自由和平等？即便有“天赋人权”，也要通过他人，通过教育，通过学习才能了解和拥有。那么，所谓的“天”，难道不就是那些抚养他、教育他的人吗？因此说，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都不是先天被赋予、被恩赐的，而是后天争取、建立的。前者是被动的，后者是主动的。
　　因此，当我们单纯从概念上的“人”出发，来阐述关于“人权”等问题时，常常都会面临诸多困惑，只有与现实中的“人”联系起来，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