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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熙载是近代著名学者，他恪守儒家思想又博通道家思想，著述对后世影响巨大。本文从其著述版本、文学思想入手，探讨其文学成就及其对文艺美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刘熙载 著述版本 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晚清著名学者，出生于江苏兴化城内一户清寒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青少年时期专注于学习。刘熙载十岁之前在父母身边，受父亲影响较大，其父刘松岭为监生，在当地颇有威望。刘熙载读书学习有天赋，父亲称其可以入道。刘熙载十岁时父亲去世，几年后母亲王氏又去世。但在孤贫中，刘熙载仍艰苦向学。迫于生计，他十六岁时做过粮行学徒，因酷爱读书、手不释卷被行主辞退。曾师从张秉衡、徐子霖、查咸勤学习。后来决计教授私塾自食其力，同时为科举做准备。
第二，中壮年时期的科举与仕途。道光十九年（1839）刘熙载二十七岁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22），三十二岁中进士，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再加上文章、书法优等，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仕宦生涯。咸丰三年（1853）皇帝召对称旨，入直上书房，为诸王师。咸丰六年（1856），京察，年终考核为一等，本来可以委任为道、府，但他不愿意为吏，遂请假到山东授徒自给。咸丰十一年（1861），应胡林翼之聘，离京到武昌任江汉书院主讲。同治三年（1864），补国子监司业，广东学政，补左春坊左中允。
第三，晚年讲学时期。刘熙载五十四岁辞官回家，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六年（1880）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历时十四年。仿效宋代大教育家胡瑗的教学方法，培养出了众多人才，如张焕纶、袁爽秋、童米孙、胡适的父亲胡传等。胡适很多思想的形成可以溯源到刘熙载，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曾回忆其父深受刘熙载的影响。
刘熙载身处清季大动荡、大转变之际，森严的文网时刻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再加上其从小孤寂的生活，致使他在之后的政治上多不谈时事。面对动荡的时局与新思潮，刘熙载也有困惑与矛盾，他既不能力挽狂澜救黎民于水火，又不能像同时代的龚自珍、魏源那样启蒙民智。他不满现实，厌恶官场，忧国忧民，所有种种思想都转变为对教育与文艺教化的重视，刘熙载弃官执教、谈文论艺就是这些思想的表现。
二
刘熙载笃信程朱之学，一生穷理致知、躬行实践。他曾说过，为学不专在读书伦常之地、日用行习之间，事事准情酌理而行，便是真实学问。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之时，刘熙载把教学随笔整理为《持志塾言》，后又把治学心得结集为《艺概》、《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迭韵》，诗文稿《昨非集》。这六种书分别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五年（1879）先后刊行，合称《古桐书屋六种》。刘熙载去世后，后人又将其遗稿《古桐书屋札记》、《游艺约言》、《制义书存》三种汇刻成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付梓刊行。
在上述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艺概》。从初版本到现在版本，《艺概》流传一百多年。
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刘熙载亲手编成《艺概》一书，其内容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个部分。此种版本分为两册，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单鱼尾。此后的版本多沿袭初版本。《文概》一共包括三百三十九条，专门探讨中国古代散文，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在前一部分中，刘熙载以历史的眼光，纵向梳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评论始于先秦终于宋代的重要散文作家与作品，另外还有对明代刘基的《郁离子》的评论。在后一部分中，刘熙载又总结了散文创作理论与写作技巧。总而言之，《文概》除了《郁离子》外，评论没有涉及到明清散文，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明清缺少散文大家，二是不评论近代文章，可以远离文字狱。《诗概》一共包括二百八十五条，专门讨论先秦到宋代的诗歌。在此部分中，刘熙载认为：自然的灵性可以通过人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就可以成为诗；诗与社会的关系需要统一起来，文艺方可发挥其应有功能；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较，诗可以更加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赋概》一共包括一百三十七条，论述了赋这种文体的起源与发展，探讨了赋的功能及写作。《词曲概》一共包括一百五十九条，重点在评述词，论曲为辅。刘熙载论词从词史、词学史切入，批评清代浙、常两派的同时，提出众多精辟见解。《书概》一共包括二百四十六条，探讨书法源流及众多书体特点。《经义概》一共包括九十五条，探讨八股文，总结出不少写作理论。
距初刻本面世不久，也是在同治年间刊出了《古桐书屋六种》本，版式依然沿袭初刻本样式，两册，但在用字上稍有变化，例如《艺概·书概》，初刻本第九条“韧字乃要诀也”，第一八三条“笔软则奇怪生焉”；而《古桐书屋六种》本却变为
“ 笔自有诀也”，“笔软则奇怪出焉”，等等。
光绪三年《艺概》岭南重刻本，版式同初刻本，二册，陈璞为书名题签，并有“古樵”印章；光绪二十九年四川成都官书局《艺概》；宣统三年山西两级师范学堂排印《艺概》铅印点校本，两册。
到民国时期，《艺概》出现很多版本。如1923年开明书店铅印点校本排印本《艺概》、民国十六年北京青云阁内富晋书社铅印点校本《刘熙载先生艺概》等版本。解放后铅印点校本更多，主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王国安标点本《艺概》；巴蜀书社1990年版徐中玉、萧华荣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包括《艺概》、《昨非集》、《游艺约言》、《制义书存》、《古桐书屋札记》、《持志塾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立人、陈文和点校本《刘熙载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薛正兴点校本《刘熙载文集》，等等。
从内容上来说，《游艺约言》与《艺概》相类，前者可视为后者的补充，也是以札记的形式谈论诗文书画；《持志塾言》与《古桐书屋札记》是其教学随笔；《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迭韵》属于音韵学心得；《昨非集》是其创作集，包括寓言故事、散文、诗、词四类；《制义书存》为其早年习作，实为《昨非集》未收入者。
三
同国家不幸诗家幸一样，刘熙载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其成就早就得到后人肯定，民国时期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称刘熙载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大师。探究刘熙载文学思想与文学成就必须做到知人论世。从刘熙载的一生来看，他一直秉持儒家正人君子气概，同时，刘熙载又是一位博闻强识、学识渊博的学者，从小研读经史，深受儒学熏陶，又能杂学旁搜，出入佛道等各家学派思想，志趣同于陶渊明。虽然他没有象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却始终以匡救时弊为己任，手段就是文艺教化。而从他留给后人的众多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文学思想：
首先，在其著述中，刘熙载非常强调文章的真实性，确信“盖文惟其是，惟其真”。如果忽略是与真，仅仅模拟古人文章形式，就会舍本逐末，不可取。真实是文章的生命所在，若所写文章内容失真，其形式无论怎样完美，也只是华而不实。在语言运用上，刘熙载也提出自己的标准：“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为了达到字句洽当自然，他还提倡炼字炼句，主张诗中要有妙语，这样才可以达到令人神远的境界。由此可见，刘熙载对语言的运用也充满辩证思维。同时，刘熙载在《诗概》里还总结出“诗一戒滞累尘腐，一戒轻浮放浪”。这些对当今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还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刘熙载的文学思想具有儒家倾向。刘熙载在《艺概》及《游艺约言》中探讨各体文体、不同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想倾向和情感时，往往流露出强烈的宗经思想。《艺概·文概》开卷即提出，《六经》思想是圣人旨意的再现，深博无涯章。同样，《六经》乃是一切文章之渊薮，统摄着所有类型的文章，反而言之，所有文章都应以《六经》思想为旨归，以合乎儒家经典的雅正，这说明刘熙载谈论文学时明显的宗经思想。溯流而上，宗经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此后历代众多文论家对此又发扬并光大。
从现在看来。刘熙载的宗经观念并无多少创新，但是，就《艺概》与《游艺约言》而言，刘熙载在谈论具体作家、作品时多以此观念来分析文学思想，却又超越常人之处。刘熙载并非泛泛空论，而是把其看作一条重要标准，始终贯穿于对作家作品情感、思想倾向评论之中，其论文的儒家思想倾向不言而喻。有例为证，“诗言志”乃是儒家文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言志，一般来说，是指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怀，而儒家的“诗言志”却富有特定的政教含义：“志”要合乎儒家的政教要求，文学乃政治教化的一种工具。刘熙载非常重视“志”，其在《艺概》中论文学时说，志是文章的主导，谈论文体不如谈论志。由此可见，刘熙载不仅重视言志，而且更重视“志”要合乎儒家的标准。
再次，刘熙载的文学思想受道家影响。儒家的哲学精神体现着对现实的执著追求，道家的哲学精神体现着一种超越意识。刘熙载在论文时一方面具有宗经思想，另一方面受道家影响也很大。
据刘熙载回忆，自己从小时候开始学习以来，就知道圣贤的道理不容易弄明白，所以就想从其他渠道参验，博览群书，一直学习到阴阳家、道家、佛家的言论，如果有可以使他明白圣贤道理的，他必然会不厌其烦，竭诚向学。这不仅契合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学中儒道互补的现实，也说出了儒道聚合的内驱力。
虽然刘熙载以习儒业并科举出身，但其大不同于当时儒生，其一生好道，《梦受丹经》诗便可为证，刘熙载从少年时代起就与道结缘。但是，刘熙载与道结缘并不意味着道教思维就左右其为人处事，他所好的是道家的哲学思维，《饮酒答人间仙》诗可以为证，尤其是末句“君自求仙我饮酒”。
儒道互补贯穿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并且早已融入历代文学家的血液之中，刘熙载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典型。《清史稿·儒林传》评价刘熙载为“品学纯粹，以身为教”，俨然是一位醇然儒者，他恪守儒家传统，注重经世致用，强调求知即在践履道德；同时，他又契合老庄哲学，一心通道言艺，努力发掘文艺创作底蕴与规律，始终以深邃的眼光、不偏不倚的治学态度评论文艺，其文学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
刘熙载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同时具有辩证思想的文艺美学家。他提出“艺者，道之形也”，把“道”看作艺术的本源。为了阐释此概念，刘熙载用阴阳刚柔来概括道，同时把阴柔与阳刚的概念推而广之，在《艺概》的文、诗、赋、词曲、书等部分中，大量运用阴柔阳刚理论，并衍生出众多成双成对、相反相成的理论范畴，例如圆与方、是与异、刚与柔、密与疏、正与奇、阔与细、稳与超、醇厚与雄奇、沉着与飘逸、缠绵与超旷、凝重与流动，等等。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阴柔阳刚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特殊思维方式，并且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刘熙载融通儒道，提炼先秦哲学思想精华，把辩证、矛盾的法则运用到文学、艺术中来，提出有我与无我、深与浅、直与曲、虚与实、有尽与无穷等命题，对后世相关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有学者统计，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可以发现刘熙载论文谈艺的影子，例如：有我与无我、意境说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熙载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集大成者与终结者，王国维是近代文艺美学的开创者，二人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在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中，既包含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又包含艺术辩证思维。不管是谈文、诗、词、曲、赋，还是书法、经义，都表现出遵循艺术规律，坚持创造精神的美学原则。考察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可以发现他很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不论是其文艺作品论还是创作论，都是济世救民和自我实现。总而言之，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包含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与情结，体现出高度的人文关怀与中国古典美学“和”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刘熙载：《艺概》，《刘熙载论艺六种》，巴蜀书社，1990年版。
[2]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3]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王娜艳，女，1964—，河北定州人，本科，图书馆员，研究方向：图书管理，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关键词：刘熙载 著述版本 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一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晚清著名学者，出生于江苏兴化城内一户清寒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青少年时期专注于学习。刘熙载十岁之前在父母身边，受父亲影响较大，其父刘松岭为监生，在当地颇有威望。刘熙载读书学习有天赋，父亲称其可以入道。刘熙载十岁时父亲去世，几年后母亲王氏又去世。但在孤贫中，刘熙载仍艰苦向学。迫于生计，他十六岁时做过粮行学徒，因酷爱读书、手不释卷被行主辞退。曾师从张秉衡、徐子霖、查咸勤学习。后来决计教授私塾自食其力，同时为科举做准备。
第二，中壮年时期的科举与仕途。道光十九年（1839）刘熙载二十七岁乡试中举，道光二十四年（1822），三十二岁中进士，殿试二甲，赐进士出身。再加上文章、书法优等，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开始了断断续续的仕宦生涯。咸丰三年（1853）皇帝召对称旨，入直上书房，为诸王师。咸丰六年（1856），京察，年终考核为一等，本来可以委任为道、府，但他不愿意为吏，遂请假到山东授徒自给。咸丰十一年（1861），应胡林翼之聘，离京到武昌任江汉书院主讲。同治三年（1864），补国子监司业，广东学政，补左春坊左中允。
第三，晚年讲学时期。刘熙载五十四岁辞官回家，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六年（1880）主讲上海龙门书院，历时十四年。仿效宋代大教育家胡瑗的教学方法，培养出了众多人才，如张焕纶、袁爽秋、童米孙、胡适的父亲胡传等。胡适很多思想的形成可以溯源到刘熙载，在《胡适口述自传》中，曾回忆其父深受刘熙载的影响。
刘熙载身处清季大动荡、大转变之际，森严的文网时刻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再加上其从小孤寂的生活，致使他在之后的政治上多不谈时事。面对动荡的时局与新思潮，刘熙载也有困惑与矛盾，他既不能力挽狂澜救黎民于水火，又不能像同时代的龚自珍、魏源那样启蒙民智。他不满现实，厌恶官场，忧国忧民，所有种种思想都转变为对教育与文艺教化的重视，刘熙载弃官执教、谈文论艺就是这些思想的表现。
二
刘熙载笃信程朱之学，一生穷理致知、躬行实践。他曾说过，为学不专在读书伦常之地、日用行习之间，事事准情酌理而行，便是真实学问。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之时，刘熙载把教学随笔整理为《持志塾言》，后又把治学心得结集为《艺概》、《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迭韵》，诗文稿《昨非集》。这六种书分别于同治六年（1867）到光绪五年（1879）先后刊行，合称《古桐书屋六种》。刘熙载去世后，后人又将其遗稿《古桐书屋札记》、《游艺约言》、《制义书存》三种汇刻成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付梓刊行。
在上述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艺概》。从初版本到现在版本，《艺概》流传一百多年。
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刘熙载亲手编成《艺概》一书，其内容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个部分。此种版本分为两册，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单鱼尾。此后的版本多沿袭初版本。《文概》一共包括三百三十九条，专门探讨中国古代散文，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在前一部分中，刘熙载以历史的眼光，纵向梳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评论始于先秦终于宋代的重要散文作家与作品，另外还有对明代刘基的《郁离子》的评论。在后一部分中，刘熙载又总结了散文创作理论与写作技巧。总而言之，《文概》除了《郁离子》外，评论没有涉及到明清散文，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明清缺少散文大家，二是不评论近代文章，可以远离文字狱。《诗概》一共包括二百八十五条，专门讨论先秦到宋代的诗歌。在此部分中，刘熙载认为：自然的灵性可以通过人的思想感情表现出来就可以成为诗；诗与社会的关系需要统一起来，文艺方可发挥其应有功能；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较，诗可以更加深刻地反映现实社会生活。《赋概》一共包括一百三十七条，论述了赋这种文体的起源与发展，探讨了赋的功能及写作。《词曲概》一共包括一百五十九条，重点在评述词，论曲为辅。刘熙载论词从词史、词学史切入，批评清代浙、常两派的同时，提出众多精辟见解。《书概》一共包括二百四十六条，探讨书法源流及众多书体特点。《经义概》一共包括九十五条，探讨八股文，总结出不少写作理论。
距初刻本面世不久，也是在同治年间刊出了《古桐书屋六种》本，版式依然沿袭初刻本样式，两册，但在用字上稍有变化，例如《艺概·书概》，初刻本第九条“韧字乃要诀也”，第一八三条“笔软则奇怪生焉”；而《古桐书屋六种》本却变为
“ 笔自有诀也”，“笔软则奇怪出焉”，等等。
光绪三年《艺概》岭南重刻本，版式同初刻本，二册，陈璞为书名题签，并有“古樵”印章；光绪二十九年四川成都官书局《艺概》；宣统三年山西两级师范学堂排印《艺概》铅印点校本，两册。
到民国时期，《艺概》出现很多版本。如1923年开明书店铅印点校本排印本《艺概》、民国十六年北京青云阁内富晋书社铅印点校本《刘熙载先生艺概》等版本。解放后铅印点校本更多，主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王国安标点本《艺概》；巴蜀书社1990年版徐中玉、萧华荣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包括《艺概》、《昨非集》、《游艺约言》、《制义书存》、《古桐书屋札记》、《持志塾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立人、陈文和点校本《刘熙载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薛正兴点校本《刘熙载文集》，等等。
从内容上来说，《游艺约言》与《艺概》相类，前者可视为后者的补充，也是以札记的形式谈论诗文书画；《持志塾言》与《古桐书屋札记》是其教学随笔；《四音定切》、《说文双声》、《说文迭韵》属于音韵学心得；《昨非集》是其创作集，包括寓言故事、散文、诗、词四类；《制义书存》为其早年习作，实为《昨非集》未收入者。
三
同国家不幸诗家幸一样，刘熙载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学遗产，其成就早就得到后人肯定，民国时期钱基博在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称刘熙载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大师。探究刘熙载文学思想与文学成就必须做到知人论世。从刘熙载的一生来看，他一直秉持儒家正人君子气概，同时，刘熙载又是一位博闻强识、学识渊博的学者，从小研读经史，深受儒学熏陶，又能杂学旁搜，出入佛道等各家学派思想，志趣同于陶渊明。虽然他没有象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却始终以匡救时弊为己任，手段就是文艺教化。而从他留给后人的众多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文学思想：
首先，在其著述中，刘熙载非常强调文章的真实性，确信“盖文惟其是，惟其真”。如果忽略是与真，仅仅模拟古人文章形式，就会舍本逐末，不可取。真实是文章的生命所在，若所写文章内容失真，其形式无论怎样完美，也只是华而不实。在语言运用上，刘熙载也提出自己的标准：“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为了达到字句洽当自然，他还提倡炼字炼句，主张诗中要有妙语，这样才可以达到令人神远的境界。由此可见，刘熙载对语言的运用也充满辩证思维。同时，刘熙载在《诗概》里还总结出“诗一戒滞累尘腐，一戒轻浮放浪”。这些对当今的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还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刘熙载的文学思想具有儒家倾向。刘熙载在《艺概》及《游艺约言》中探讨各体文体、不同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想倾向和情感时，往往流露出强烈的宗经思想。《艺概·文概》开卷即提出，《六经》思想是圣人旨意的再现，深博无涯章。同样，《六经》乃是一切文章之渊薮，统摄着所有类型的文章，反而言之，所有文章都应以《六经》思想为旨归，以合乎儒家经典的雅正，这说明刘熙载谈论文学时明显的宗经思想。溯流而上，宗经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此后历代众多文论家对此又发扬并光大。
从现在看来。刘熙载的宗经观念并无多少创新，但是，就《艺概》与《游艺约言》而言，刘熙载在谈论具体作家、作品时多以此观念来分析文学思想，却又超越常人之处。刘熙载并非泛泛空论，而是把其看作一条重要标准，始终贯穿于对作家作品情感、思想倾向评论之中，其论文的儒家思想倾向不言而喻。有例为证，“诗言志”乃是儒家文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言志，一般来说，是指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怀，而儒家的“诗言志”却富有特定的政教含义：“志”要合乎儒家的政教要求，文学乃政治教化的一种工具。刘熙载非常重视“志”，其在《艺概》中论文学时说，志是文章的主导，谈论文体不如谈论志。由此可见，刘熙载不仅重视言志，而且更重视“志”要合乎儒家的标准。
再次，刘熙载的文学思想受道家影响。儒家的哲学精神体现着对现实的执著追求，道家的哲学精神体现着一种超越意识。刘熙载在论文时一方面具有宗经思想，另一方面受道家影响也很大。
据刘熙载回忆，自己从小时候开始学习以来，就知道圣贤的道理不容易弄明白，所以就想从其他渠道参验，博览群书，一直学习到阴阳家、道家、佛家的言论，如果有可以使他明白圣贤道理的，他必然会不厌其烦，竭诚向学。这不仅契合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学中儒道互补的现实，也说出了儒道聚合的内驱力。
虽然刘熙载以习儒业并科举出身，但其大不同于当时儒生，其一生好道，《梦受丹经》诗便可为证，刘熙载从少年时代起就与道结缘。但是，刘熙载与道结缘并不意味着道教思维就左右其为人处事，他所好的是道家的哲学思维，《饮酒答人间仙》诗可以为证，尤其是末句“君自求仙我饮酒”。
儒道互补贯穿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并且早已融入历代文学家的血液之中，刘熙载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典型。《清史稿·儒林传》评价刘熙载为“品学纯粹，以身为教”，俨然是一位醇然儒者，他恪守儒家传统，注重经世致用，强调求知即在践履道德；同时，他又契合老庄哲学，一心通道言艺，努力发掘文艺创作底蕴与规律，始终以深邃的眼光、不偏不倚的治学态度评论文艺，其文学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
刘熙载是一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同时具有辩证思想的文艺美学家。他提出“艺者，道之形也”，把“道”看作艺术的本源。为了阐释此概念，刘熙载用阴阳刚柔来概括道，同时把阴柔与阳刚的概念推而广之，在《艺概》的文、诗、赋、词曲、书等部分中，大量运用阴柔阳刚理论，并衍生出众多成双成对、相反相成的理论范畴，例如圆与方、是与异、刚与柔、密与疏、正与奇、阔与细、稳与超、醇厚与雄奇、沉着与飘逸、缠绵与超旷、凝重与流动，等等。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阴柔阳刚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特殊思维方式，并且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刘熙载融通儒道，提炼先秦哲学思想精华，把辩证、矛盾的法则运用到文学、艺术中来，提出有我与无我、深与浅、直与曲、虚与实、有尽与无穷等命题，对后世相关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有学者统计，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可以发现刘熙载论文谈艺的影子，例如：有我与无我、意境说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熙载是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集大成者与终结者，王国维是近代文艺美学的开创者，二人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在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中，既包含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又包含艺术辩证思维。不管是谈文、诗、词、曲、赋，还是书法、经义，都表现出遵循艺术规律，坚持创造精神的美学原则。考察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可以发现他很强调情感与理性的合理调节。不论是其文艺作品论还是创作论，都是济世救民和自我实现。总而言之，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包含深厚的儒家文化积淀与情结，体现出高度的人文关怀与中国古典美学“和”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刘熙载：《艺概》，《刘熙载论艺六种》，巴蜀书社，1990年版。
[2]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3]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王娜艳，女，1964—，河北定州人，本科，图书馆员，研究方向：图书管理，工作单位：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