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行是“大清第一清官”，深受康熙帝的赏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取民一钱”的好官，却在晚年办了一件糊涂事，甚至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情发生在康熙五十二年（1714），江苏巡抚张伯行在检查商船贸易时，无意中发现巨商张元隆与两江总督噶礼有勾结。张元隆是何许人也呢？他是当时有名的海外贸易商，他组建的商船规模十分庞大，他们往返于日本和东南亚，主要出口大米、丝绸、茶叶、瓷器等，经济实力相当雄厚。本来张元隆打算再造一百艘大船，继续向欧美扩张，但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岔子，他与噶礼之间的“灰色交易”被张伯行知道了。
　　据说，张元隆为寻求贸易保护，曾让其弟张令涛向噶礼行贿，礼品装了足足十余船。另外，张伯行还听说，噶礼曾调用战船帮张元隆运送大米。而就在这时，崇明水师抓到了一艘非法渔船，查验船照，竟是张元隆的船队。张伯行本来就怀疑张元隆与海盗有染，现在又捕获了这样一艘来路不明的渔船，张伯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推测。于是，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张伯行向朝廷上疏弹劾噶礼，并下令逮捕了张元隆及其船队的12名船主。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不但没有问出什么，张元隆还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狱中。这下张伯行傻眼了，虽然他严惩了监狱里的牢头，但仍不免落下草菅人命的口实。果然，噶礼抓住这个机会，罗列了张伯行七条罪状。
　　但张伯行并没有就此罢休，在他看来，噶礼闹得越凶，越说明有问题，更应该一查到底。碰巧这时上海县百姓顾协一状告张令涛强占他的房屋，还说张令涛有几处水寨窝藏海贼，并声称张令涛藏匿在布政使牟钦元的官署中。张伯行闻言大喜，赶紧派人前往牟钦元处抓人，可是，搜查一无所获，张伯行再次陷入被动，还被牟钦元反告了一状。
　　接着，江南官场开始斗法。康熙不得不插手此事，他命赫寿前往调查。赫寿是噶礼的朋友，象征性地走了一下过场，便以通贼之事查无实据为由结案。康熙不信，又命张鹏翮等人调查此案。张鹏翮是噶礼的人，他奏报说，张元隆、张令涛都是良民，请求夺去张伯行的官职。
　　康熙仍不信，再命人复查，并让张伯行自我申辩。张伯行上疏说：“元隆通贼，虽然上报已死，然而他财产丰厚，党徒也多，人人可以冒名，处处可以领到执照。令涛是顾协一首先告发的，如果顾协一举报不实，照例应以诬陷治罪。由于钦元庇护，致使此案久悬未决。我作为地方长官，应该在事情刚刚发生时即加以防止，怎能不追究呢？”
　　虽然张元隆的案子最终不了了之，但在康熙的心里却留下了阴影，于是他采纳了张伯行的建议，禁止大米出口。这一决定为后来的“禁海令”和闭关锁国埋下了伏笔。可以说，张伯行的好心办了一件糊涂事，间接使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商船队毁于一旦，也使蒸蒸日上的海外贸易走向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