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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坛鼎鼎大名的启功先生，人所熟知。他在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和古物鉴定以及文史音韵学上的贡献，更是国内外已有定评。我们相识半个世纪。后来他成为一位大名人，但是仍和普通人一样，有着一些有趣的言行和特殊的个性。
“将小儿送托儿所”
1976年夏天，启功旧病复发，卧床一星期。见我来到，起身交谈。我问：“已到中午想吃什么？”他指指搪瓷杯，说里面还有点馄饨，用开水一冲吃下去就行。我见暖瓶是空的，便去外面冲了开水。他将半杯馄饨吃了，指着书架上的图书、碑帖对我说：“零乱成堆，无力料理，你来得正好，帮我整理运回去，捐给安徽省博物馆，了我的心愿。”
我见他情绪不好，知是病体折磨，又无亲人照顾，一时感到苦楚。他的收藏是他一生做学问必备的珍贵实物、资料，哪能随便抛弃？就劝他说：“我把书籍整理好，这次先带回去一两种捐给馆方，试看是否重视，以后再做处理。”
启功连连点头，捡出《郁华阁藏墨簿》和《谷园法帖》两件说：“前者是清代著名收藏家盛昱记载明代徽墨的专著，后者帖内有宋代合肥人包拯的手迹，两者都与安徽文献有关。”
我把这两件文物带回合肥，由于当时安徽省博物馆已改为“安徽展博馆”，馆领导对启功捐献不是太感兴趣，仅发给20元奖金了事。我说：“启功捐献没有提奖金，待我写信征求意见再说。”启功回信说：“所示墨簿等拟付奖金，弟完全遂从，何能更有意见。此物本是愿得其所，今归博物馆，譬如将小儿送托儿所，不见收托儿费，反付奖金，安有不欣然接受者乎？一笑。”
启功此信幽默，耐人咀嚼，他把珍藏文物视如自己心爱的小儿，捐献给公家保管，以物得其所，了此心愿，毫无计较奖金的意图。《郁华阁藏墨簿》是启功祖上所遗之传家宝，盛昱藏墨评为当时之冠，是著名的传世孤本。
启功后来走运了，我对他说：“启老，你当初幸亏没有把这些东西处理掉，现在起作用了。”他说：“对，你的眼光比我远，你能看到我将来走运，不简单。”我说：“这是我长寿的关系，我早死了，还看不到你走运。”
“熊猫病了，请勿打扰”
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书法热”上升，启功也时运好转，何止连升三级，那时的他已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之后又当选名誉主席）等等头衔一大串。随着他的知名度在国内外越来越高，书画收藏家和爱好者也都以得到他的墨宝为快，求字的如潮涌来，就是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
无可奈何之下，他只有采用挡驾法，在自家门上先后贴上纸条，如由医生写的“启功先生患高血压、神经衰弱，不宜会客，说话不宜超过十分钟，请见谅”。他本人也写“熊猫病了，请勿打扰”，但均不见有效。他又写“启功性命难保”，也未能完全奏效。
于是学校在他家门上张贴公告：“启功先生每日上午教学、工作，概不会客。”仅收效一半，仍是叫门按铃不止，吵得邻居不安，他就写上“不要按铃，按铃也不开门”。有的来客求字心切，以为启功耳聋，就连续按铃不止，于是他只得打开门，热情接待，照写不误。诸计失灵，他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往哪里逃呢？当然对他以上宾热情接待之处很多，公私方面都会把他当作“国宝”照顾好的。
安徽有人慕名去北京向启功求字，找我介绍，我深知启功被扰之苦，遂婉言谢绝。但是，凡赴京见到启功的，都满意而归，并带回给我问好的口信，还说他与我是患难之交。
1986年隆冬，我去北京有事找启功，先打电话预约登门拜访。到了他家，其侄媳妇说：“启老去医院看病，请您稍等就回来。”等了半小时未归，我起身说下午再来。
走出门外，正好迎面遇到启功回来，他一把拉住我说：“走，到家去，今天咱俩唱‘二龙戏珠’。”他说，近来因感冒引起咳嗽耳聋。我说：“虽然许久不见，也知道您的艺术活动和生活蒸蒸日上，老朋友都感到高兴。”他说：“确实走了一点时运，但远不及那些走邪运的。目前艺术品商品化，国外拍卖时人作品的经济价值，超过宋元名家作品几十倍，这不是走邪运吗？”我感到确实好笑。
谈笑中不觉已到中午12点，他说：“别走，我们开罐头吃快餐。”于是，大碗小盘端来许多，日本、东南亚、港澳台寄来的各种食品都有，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看到他的现在和过去相比，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朝成名遍地亲”。
一字千金“讹人”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于1987年夏来安徽鉴定书画藏品，鉴定组成员的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诸专家先到，启功因事随后到来，省文化厅和博物馆领导到机场迎接。启功下飞机后东张西望，问石谷风来了吗？赵馆长迎上说，石老出差开会很快就回来。事后转告我说：“启功下飞机就找你，可能有什么事。你去稻香楼看看他。”晚间我去了，问有何事，答曰：“相见亦无事，不见又思君。”我俩会心一笑。
啟功每天到博物馆库房鉴定书画。中间休息时，我俩到展厅后面园林中散步，问他经常到各处开会很忙吧？他说：“选择参加。前年在绍兴召开中日联合举办的兰亭盛会，我去参加并有当场挥毫的节目。大家谦让要我先写，我岂敢在右军（王羲之）门前弄斧，由于大会主持人安排，只好逢场作戏，拿起大斗笔，在四尺宣上，大书一个‘鹅’字，落款‘启功书’。钤印时，场上有人愿出一千元征购。主持人问我如何？我回答由大会处理。随之又有日本朋友要求同样写一幅，盛意难却，只好听从主持意见再写。其他人也要写，我搁下笔说，‘一字值千金’，这是‘鹅’（讹）人，不能再写了。”
他又回想当年“臭老九”时期的旧事：“在琉璃厂书画店卖字时，把我写的一幅字条，标价二百五，多么缺德，不多不少正好是二百五（俗语半调子）呀。”我说：“你如今一字值千金，超过王羲之了，也是正在走邪运吧？”他哈哈大笑。
老朋友们都说他“不玩笑，不谈话”，我也有同感。启先生富有传奇色彩，加之语言幽默，常令人忍俊不禁。他言行诙谐，举不胜举，可以解脱忧愁烦恼，所以长寿。幽默也是他诗文韵语和艺术创造的灵感。
附注：石谷风，1919年出生，国画家、文物鉴定家，曾任安徽省博物馆研究员
“将小儿送托儿所”
1976年夏天，启功旧病复发，卧床一星期。见我来到，起身交谈。我问：“已到中午想吃什么？”他指指搪瓷杯，说里面还有点馄饨，用开水一冲吃下去就行。我见暖瓶是空的，便去外面冲了开水。他将半杯馄饨吃了，指着书架上的图书、碑帖对我说：“零乱成堆，无力料理，你来得正好，帮我整理运回去，捐给安徽省博物馆，了我的心愿。”
我见他情绪不好，知是病体折磨，又无亲人照顾，一时感到苦楚。他的收藏是他一生做学问必备的珍贵实物、资料，哪能随便抛弃？就劝他说：“我把书籍整理好，这次先带回去一两种捐给馆方，试看是否重视，以后再做处理。”
启功连连点头，捡出《郁华阁藏墨簿》和《谷园法帖》两件说：“前者是清代著名收藏家盛昱记载明代徽墨的专著，后者帖内有宋代合肥人包拯的手迹，两者都与安徽文献有关。”
我把这两件文物带回合肥，由于当时安徽省博物馆已改为“安徽展博馆”，馆领导对启功捐献不是太感兴趣，仅发给20元奖金了事。我说：“启功捐献没有提奖金，待我写信征求意见再说。”启功回信说：“所示墨簿等拟付奖金，弟完全遂从，何能更有意见。此物本是愿得其所，今归博物馆，譬如将小儿送托儿所，不见收托儿费，反付奖金，安有不欣然接受者乎？一笑。”
启功此信幽默，耐人咀嚼，他把珍藏文物视如自己心爱的小儿，捐献给公家保管，以物得其所，了此心愿，毫无计较奖金的意图。《郁华阁藏墨簿》是启功祖上所遗之传家宝，盛昱藏墨评为当时之冠，是著名的传世孤本。
启功后来走运了，我对他说：“启老，你当初幸亏没有把这些东西处理掉，现在起作用了。”他说：“对，你的眼光比我远，你能看到我将来走运，不简单。”我说：“这是我长寿的关系，我早死了，还看不到你走运。”
“熊猫病了，请勿打扰”
自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书法热”上升，启功也时运好转，何止连升三级，那时的他已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之后又当选名誉主席）等等头衔一大串。随着他的知名度在国内外越来越高，书画收藏家和爱好者也都以得到他的墨宝为快，求字的如潮涌来，就是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
无可奈何之下，他只有采用挡驾法，在自家门上先后贴上纸条，如由医生写的“启功先生患高血压、神经衰弱，不宜会客，说话不宜超过十分钟，请见谅”。他本人也写“熊猫病了，请勿打扰”，但均不见有效。他又写“启功性命难保”，也未能完全奏效。
于是学校在他家门上张贴公告：“启功先生每日上午教学、工作，概不会客。”仅收效一半，仍是叫门按铃不止，吵得邻居不安，他就写上“不要按铃，按铃也不开门”。有的来客求字心切，以为启功耳聋，就连续按铃不止，于是他只得打开门，热情接待，照写不误。诸计失灵，他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往哪里逃呢？当然对他以上宾热情接待之处很多，公私方面都会把他当作“国宝”照顾好的。
安徽有人慕名去北京向启功求字，找我介绍，我深知启功被扰之苦，遂婉言谢绝。但是，凡赴京见到启功的，都满意而归，并带回给我问好的口信，还说他与我是患难之交。
1986年隆冬，我去北京有事找启功，先打电话预约登门拜访。到了他家，其侄媳妇说：“启老去医院看病，请您稍等就回来。”等了半小时未归，我起身说下午再来。
走出门外，正好迎面遇到启功回来，他一把拉住我说：“走，到家去，今天咱俩唱‘二龙戏珠’。”他说，近来因感冒引起咳嗽耳聋。我说：“虽然许久不见，也知道您的艺术活动和生活蒸蒸日上，老朋友都感到高兴。”他说：“确实走了一点时运，但远不及那些走邪运的。目前艺术品商品化，国外拍卖时人作品的经济价值，超过宋元名家作品几十倍，这不是走邪运吗？”我感到确实好笑。
谈笑中不觉已到中午12点，他说：“别走，我们开罐头吃快餐。”于是，大碗小盘端来许多，日本、东南亚、港澳台寄来的各种食品都有，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看到他的现在和过去相比，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朝成名遍地亲”。
一字千金“讹人”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于1987年夏来安徽鉴定书画藏品，鉴定组成员的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诸专家先到，启功因事随后到来，省文化厅和博物馆领导到机场迎接。启功下飞机后东张西望，问石谷风来了吗？赵馆长迎上说，石老出差开会很快就回来。事后转告我说：“启功下飞机就找你，可能有什么事。你去稻香楼看看他。”晚间我去了，问有何事，答曰：“相见亦无事，不见又思君。”我俩会心一笑。
啟功每天到博物馆库房鉴定书画。中间休息时，我俩到展厅后面园林中散步，问他经常到各处开会很忙吧？他说：“选择参加。前年在绍兴召开中日联合举办的兰亭盛会，我去参加并有当场挥毫的节目。大家谦让要我先写，我岂敢在右军（王羲之）门前弄斧，由于大会主持人安排，只好逢场作戏，拿起大斗笔，在四尺宣上，大书一个‘鹅’字，落款‘启功书’。钤印时，场上有人愿出一千元征购。主持人问我如何？我回答由大会处理。随之又有日本朋友要求同样写一幅，盛意难却，只好听从主持意见再写。其他人也要写，我搁下笔说，‘一字值千金’，这是‘鹅’（讹）人，不能再写了。”
他又回想当年“臭老九”时期的旧事：“在琉璃厂书画店卖字时，把我写的一幅字条，标价二百五，多么缺德，不多不少正好是二百五（俗语半调子）呀。”我说：“你如今一字值千金，超过王羲之了，也是正在走邪运吧？”他哈哈大笑。
老朋友们都说他“不玩笑，不谈话”，我也有同感。启先生富有传奇色彩，加之语言幽默，常令人忍俊不禁。他言行诙谐，举不胜举，可以解脱忧愁烦恼，所以长寿。幽默也是他诗文韵语和艺术创造的灵感。
附注：石谷风，1919年出生，国画家、文物鉴定家，曾任安徽省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