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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何的国家、民族都离不开一定文化的烙印，它像一种驱促的力量，使人们在历史、文艺、习俗、乃至生活记忆之中汇合起悠远的文化潜流，去完成精神上的回溯。生而为人，就天然地处于某种文化观念与传统之中，而人非草木虫鱼，就一定会关心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也就是人的超越问题。每种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超越追求。以儒道精神为源头的中国文化，独有的“光明意识”和“天人合一”式的追求，与西方文化的幽暗意识与忏悔精神有着深刻差异。本文就试图在两种文化精神的对照中进行双向阐释，在文化视野的观照下，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化的超越方式，将二者的文化精神资源与价值观传递出来。
关键词：儒家；道家；文化视野；精神对话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 300 -01
一、中国文化的儒道精神资源
中国的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处事之道都隐含着深厚的精神根源，那种从祖宗延续下来的、以传统文化为形式的被罪性浸透的民族性，虽经历了国家近世的猛烈变革，依然烙印在国人的内心深处。这种深厚的精神根基来源有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无论是中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乃至观念，都带有着深刻的儒、道精神渊源，它们一个有为，一个无为；一个入世，一个出世，如悠远的清钟与宏博的烈鼓，始终内核于中国人的心中，在此之上去开拓更加广阔的人生之境。
相比于儒家文化“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种容易流于虚妄和彷徨的超越方式，道家文化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能给中国人提供超越力量的精神资源了。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干脆用“逍遥精神”来概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鲁迅更是早就看到了中国文化最深的东西不是儒家而是道家。与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相对照，老庄所提及的一种“人神”理想作为道家文化的崇高愿望，同样表达了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儒家式“圣王”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而道家的“人神”境界作为一种人格修为却令中国士人们怦然心动，归隐终于有了“真意”存焉。金庸最为精彩的小说《笑傲江湖》中最为出彩的人物令狐冲就是道家“人神”理想的一个代表缩影。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称公令狐冲为“天生的‘隐士’”，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乃为精到之语。
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比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迅速入侵向我们表明了中国文化的确欠缺某种东西。只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确实有内在的力量，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士人完全有力量拒斥，可事实上，中国的现代文人在思索中国精神之现代命运时，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竟找不到某种确实可靠的依据，于是纷纷“西天取经”，希望从民主科学的理性精神中汲取力量。然而西方精神传统并非只有科学理性，还有自己的道德谱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只关注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而日渐忽视或轻视西方精神结构中的犹太—基督精神传统，可谓是一个严重失误。忏悔与拯救精神乃西方文化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的生存意义的恒长主题，一如出仕与归隐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长主题一样。
相比于中国文化靠一己之力感应自然神性，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神”境界，西方文化则是通过“神人”赐下恩典从而完成救赎。如此，“创造—堕落—救赎”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神圣情怀—幽暗意识—盼望精神”取向。西方文化首先看见并承认人的原罪和堕落，人性并不那么清洁和善美，人性也不可能替代神性，但幸而，人性中还埋藏着可以开掘的几分明智。当然，这明智并不就是清洁和善美，更不是神性，但因其能够向往清洁和善美，能够看见人的残缺与丑陋，于是能够建立起信仰，以此来弥补人性的缺欠，来监视和管束人性之丑陋。对人性采取某种“幽暗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一大特点。
三、文化视野中的精神对话
20世纪初，某些去欧美观光的中国智士看到西方虚无主义盛行，以为这就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下场，证明了西方价值毁灭的现实，于是决意拒绝西方文化，返回东方文明的精神故土。霎时间，复兴国学的势头大热，原本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又全部转向了对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颂扬与重新阐释。面对异质文明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值得欣赏的，但他们并没有致力去发现西方精神的真实底蕴，而此番过于匆忙地回头，事实上也无法真正客观、彻底地审视自己的精神传统。中西方文化之间确实有着深刻的精神品质差异，西方文化精神并不具备中国文化精神中所拥有的某些品质，反之亦然。但这些不同的精神品质又恰恰关涉到人类共同的精神话题，即人的超越问题，因此精神资源的冲突与对话是20世纪以来面对价值虚无的深渊提出的必然要求。在中国文化中，恬然之乐的逍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无需祈求一个亲临存在深渊的上帝。而西方文化中，受难的人类通过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的境界。这两种境界的差别引导出中西方精神品质的巨大差异：乐感文化与爱感文化、光明意识与幽暗意识、自圣与忏悔、超脱与救赎……二者没有高下之分，但只有了解了这些深刻的差别，才能彻底审视自己的精神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真实价值才能得到新生。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精神依存和文化坐标，它是我们无论经历多少人世的变故、周遭环境的跌宕变化，心中永恒不变的守望。中西方文化的精神资源实际没有优劣之别，但探寻文化的生存意义却始终与人的现时处境息息相关。意义的追寻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人正是通过精神的建构活动来超越给定的现实，修正无目的的世界，从而确立自身的生存意义。文化探究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了解不同种族的文化以及文化背后所蕴含的精神资源，来加深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在文化与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我们的视野才得以更加广博，心态才能更加地平和而从容，这样就不必陷入“我族中心主义”情结，不必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陷阱中打转。我们将不再执着与你、我的差别，不再胶着于火急火燎的格格不入，我们不是因差异而疏远，而是因了差异才更能融合。文化探究要超越中西文化之争，回到生存之思与超越之辩，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或外国人。
参考文献：
[1]《中国大学学术演讲录》，“大学学术讲演录”编委会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艾晓明《中国人为什么好吃？》，《2000中国年度最佳随笔》，杜渐坤、陈寿英选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年。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4]梁漱溟《中国文化精神》，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关键词：儒家；道家；文化视野；精神对话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0-0 300 -01
一、中国文化的儒道精神资源
中国的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处事之道都隐含着深厚的精神根源，那种从祖宗延续下来的、以传统文化为形式的被罪性浸透的民族性，虽经历了国家近世的猛烈变革，依然烙印在国人的内心深处。这种深厚的精神根基来源有二：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无论是中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乃至观念，都带有着深刻的儒、道精神渊源，它们一个有为，一个无为；一个入世，一个出世，如悠远的清钟与宏博的烈鼓，始终内核于中国人的心中，在此之上去开拓更加广阔的人生之境。
相比于儒家文化“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种容易流于虚妄和彷徨的超越方式，道家文化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最能给中国人提供超越力量的精神资源了。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干脆用“逍遥精神”来概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鲁迅更是早就看到了中国文化最深的东西不是儒家而是道家。与儒家“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相对照，老庄所提及的一种“人神”理想作为道家文化的崇高愿望，同样表达了对“天人合一”境界的向往。儒家式“圣王”往往可遇而不可求，而道家的“人神”境界作为一种人格修为却令中国士人们怦然心动，归隐终于有了“真意”存焉。金庸最为精彩的小说《笑傲江湖》中最为出彩的人物令狐冲就是道家“人神”理想的一个代表缩影。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称公令狐冲为“天生的‘隐士’”，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乃为精到之语。
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对比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迅速入侵向我们表明了中国文化的确欠缺某种东西。只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确实有内在的力量，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士人完全有力量拒斥，可事实上，中国的现代文人在思索中国精神之现代命运时，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竟找不到某种确实可靠的依据，于是纷纷“西天取经”，希望从民主科学的理性精神中汲取力量。然而西方精神传统并非只有科学理性，还有自己的道德谱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只关注西方的理性主义精神，而日渐忽视或轻视西方精神结构中的犹太—基督精神传统，可谓是一个严重失误。忏悔与拯救精神乃西方文化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的生存意义的恒长主题，一如出仕与归隐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长主题一样。
相比于中国文化靠一己之力感应自然神性，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神”境界，西方文化则是通过“神人”赐下恩典从而完成救赎。如此，“创造—堕落—救赎”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神圣情怀—幽暗意识—盼望精神”取向。西方文化首先看见并承认人的原罪和堕落，人性并不那么清洁和善美，人性也不可能替代神性，但幸而，人性中还埋藏着可以开掘的几分明智。当然，这明智并不就是清洁和善美，更不是神性，但因其能够向往清洁和善美，能够看见人的残缺与丑陋，于是能够建立起信仰，以此来弥补人性的缺欠，来监视和管束人性之丑陋。对人性采取某种“幽暗意识”是西方文化的一大特点。
三、文化视野中的精神对话
20世纪初，某些去欧美观光的中国智士看到西方虚无主义盛行，以为这就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下场，证明了西方价值毁灭的现实，于是决意拒绝西方文化，返回东方文明的精神故土。霎时间，复兴国学的势头大热，原本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又全部转向了对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颂扬与重新阐释。面对异质文明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值得欣赏的，但他们并没有致力去发现西方精神的真实底蕴，而此番过于匆忙地回头，事实上也无法真正客观、彻底地审视自己的精神传统。中西方文化之间确实有着深刻的精神品质差异，西方文化精神并不具备中国文化精神中所拥有的某些品质，反之亦然。但这些不同的精神品质又恰恰关涉到人类共同的精神话题，即人的超越问题，因此精神资源的冲突与对话是20世纪以来面对价值虚无的深渊提出的必然要求。在中国文化中，恬然之乐的逍遥是最高的精神境界，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无需祈求一个亲临存在深渊的上帝。而西方文化中，受难的人类通过上帝之爱得到拯救，人与亲临苦难深渊的上帝重新和好是最高的境界。这两种境界的差别引导出中西方精神品质的巨大差异：乐感文化与爱感文化、光明意识与幽暗意识、自圣与忏悔、超脱与救赎……二者没有高下之分，但只有了解了这些深刻的差别，才能彻底审视自己的精神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真实价值才能得到新生。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精神依存和文化坐标，它是我们无论经历多少人世的变故、周遭环境的跌宕变化，心中永恒不变的守望。中西方文化的精神资源实际没有优劣之别，但探寻文化的生存意义却始终与人的现时处境息息相关。意义的追寻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人正是通过精神的建构活动来超越给定的现实，修正无目的的世界，从而确立自身的生存意义。文化探究的意义正在于通过了解不同种族的文化以及文化背后所蕴含的精神资源，来加深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在文化与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我们的视野才得以更加广博，心态才能更加地平和而从容，这样就不必陷入“我族中心主义”情结，不必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陷阱中打转。我们将不再执着与你、我的差别，不再胶着于火急火燎的格格不入，我们不是因差异而疏远，而是因了差异才更能融合。文化探究要超越中西文化之争，回到生存之思与超越之辩，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或外国人。
参考文献：
[1]《中国大学学术演讲录》，“大学学术讲演录”编委会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艾晓明《中国人为什么好吃？》，《2000中国年度最佳随笔》，杜渐坤、陈寿英选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年。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4]梁漱溟《中国文化精神》，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