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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公民社会理论角度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严重缺乏，民众与政府对话的平台缺失；由此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自己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参与的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公民社会的概念虽然不是我们的本土理论，但公民社会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文章通过一个案例——瓮安事件、利用一个理论分析视角——公民社会构建理论来分析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和根据原因分析我们应对这类群体性事件可以借鉴的路径。
关键词：公民社会理论；瓮安事件；群体性事件
一、瓮安事件的概况
2008年6月28日下午，因对贵州省瓮安三中初二年级女学生李树芬死因鉴定结果不满，死者家属聚集到瓮安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上访。在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最终酿成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继而发生一起影响全国的“打、砸、抢、烧”恶性事件，导致瓮安县委、县政府和瓮安县公安局、财政局被烧毁，以及一百多名公安民警被打伤的严重后果，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政治稳定。
二、公民社会构建理论
公民社会理论起源于公元一世纪，首先由西塞罗提出，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到14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公民社会表示从封建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商业城市文明。到17-18世紀，随着欧洲封建专制国家的产生，公民社会在此阶段被认为是从自然状态脱离出来的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到19世纪，“公民社会”概念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里得到改造并获得新的内涵。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又称为“外在的国家—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和理智所想象的国家”，而在他的“国家”中，又包括着“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社会与国家的统一体，是国家与社会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才真正分化为纯粹的社会和国家，但马克思只是选取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内涵，即将其解释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安东尼奥·葛兰西将公民社会定义为不同经济利益或利益集团的代表机构的总和。尽管各个流派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不同，现在普遍将当代公民社会定义归结为“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一般来说，公民社会内涵包含以下三个层面：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所组成；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其三，公民社会有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或公民的道德与风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实现了当代复兴。随着全球民主化、市场化浪潮与波及世界各地的新社会运动，许多民族国家的学者以西方经验为凭据，采用“公民社会”概念思考本国现实社会境遇，探讨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及必然性问题。公民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西方新左派学者、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争相投入到讨论的热潮中，公民社会话语开始形成，独立的公民社会理论范式开始被建构。公民社会理论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缘于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程。它使得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外部开始渐渐地生长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领域，这也正是我们从实证意义上客观认识到的公民社会雏形。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公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公民社会理论中，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模式多种多样。中国学者何增科从理论上将其概括为五种：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就当代公民社会理论而言，关于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主流倾向为，注重公民社会在形成和扩大社会资本方面的作用，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社会不是对抗和制约国家，也不是取代国家，而是要渗透和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不再纯粹是公民自由的庇护所，国家也不再是纯粹的消极工具。公民社会作为公民与国家的中介，组织和教育公民参与政治，致力于改善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推动国家的有效治理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的实现。而国家则在承认和尊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公民社会，为其提供外在的法律保障，对其进行必要的、有限度的干预、调节和支持。“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
总而言之，“公民社会”在理性的研究视域中，既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又可以是一种分析概念。宏观上，它体现在与国家关系的把握中；微观上，它体现在与结为共同体的公民关系的应对中。“公民社会”在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下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它的价值功能与内涵指向对于形塑自由与秩序兼备、公平与效率平衡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用重大。
三、基于公民社会构建理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背景
第一，社会基本结构的对比。转型前的“领域合一”与“中心限定”计划经济时期里各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直接地统合为一体，这种诸领域间的结合方式被称为“领域合一”以政治为中心形成对经济、文化、思想的限定为诸领域间协调方式之特征被称为“中心限定”。缺少以市场关系和经济活动为调节手段的国家治理都需要用一种超经济的力量去生产制造和维护社会秩序以整合分散的个体政治的标准价值身份手段改造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在各领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仅依靠政治强力去维持秩序增加社会整合，这导致了社会发展的许多失误。转型期的“领域分离”与“网状限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相互联系地独立运作政治活动的垄断性地位发生完全改变，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基本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三大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独立承担的功能分化社会个体具有相对的经济自主性，政府在总体上发挥作用，此为“领域分离”的表现，领域间的关系不再是“中心依附”的等级结构系统。而是一种网状结构系统。其间的协调方式只能是一种交互控制。此为“网状限定”的含义。分离不是隔绝、隔离、割裂、否则也就不成为社会结构了。事实上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应该是各领域在分离的同时保持着联系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和相关性因而具有互补性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第二，社会基本特征的对比。转型前的社会基本特征由“领域合一”的社会基本结构及其内部特有的“中心限定”的均衡方式决定了转型前社会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合一状态。社会与国家高度一体化。社会对政府具有依附型特征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地位。经济成为了政治的附庸政府行政力量无所不在地控制了一切社会领域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
综上，瓮安事件发生在改革开放实行三十年之际，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参与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扩大。瓮安县的社会结构和基本特征也发生着变化。
（二）民众权利意识的转变
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民主法治的文化根基，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开始进入启蒙发展阶段，但也因种种原因而历经曲折。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发展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网络传播等媒介的迅速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参与的能力的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自身权利的认识也比社会转型之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对自己权利的诉求欲望十分强烈。
（三）民众权利诉求渠道的不畅通
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正经历着深层次的变迁，经济成分、利益格局、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摩擦、冲突引发出了许多群体性突发事件。尽管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群众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造成这些矛盾和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中间组织，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公民社会不健全。在当今强势政府控制的社会建制中，我国并没有有效地形成一套整合30多年改革开放衍生来的利益多元个体的制度机制，当政府不得不面对没有组织的无数游离态的个体时，连对话或谈判的对象都找不到。在缺乏中间组织的社会里，社会矛盾将无法通过政府与中间组织之间的协商来解决，政府管不过来，又不许民间组织来管，就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种情况下，国家与无数个人之间缺乏协商机制，社会的稳定成本就会大为提高，群体性事件也就必然频发。瓮安事件当中瓮安县党委、政府在长期的工作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的问题。”长期治理失当，正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失去信任甚至产生对立的原因所在，在瓮安事件中游行的队伍里没有死者的亲属，这正是人民诉求长期得不到正确的表达而导致的。
四、减少这类群体事件的路径
（一）培养公民有序、理智参与政治的意识和素质
培养公民有序参与、理性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是完成政治参与有序化、制度化的客观要求。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本身的政治发展，公民的文化素养、政治意识、政治能力是实现公民正确参与政治的基本条件。
一是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教育。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意识在推进政治参与有序化建设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教育，发挥多种机构和媒介作用，对公民进行必要的政治参与技能培训，指导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逐步地培养公民健全的公民意识、主动参与意识、权力意识和监督意识，克服那些长期支配他们的封建观念的消极影响，提高公民的平等观念、主人翁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广泛的参与活动中深化和扩展民主政治知识，了解我国政治体系的结构和运行过程，合法、有序、理性地参加政治活动，提高政治参与能力。
二是政府部门及社会管理者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高涨的趋势要充分重视，积极引导，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提供良好环境。在工作中，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政治生活主体的观念，了解民声，关注社情，尊重民意，解决矛盾。在公民出现对社会问题不理智的认识时，给予及时和积极的引导教育，尽量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或者降低其参与程度，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创造有利的氛围和制度环境。
三是运用正确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培养公民有序、理性的参与意识，必须依据公民参与意识培养的特殊性，运用正确的教育原则和方法。首先要把握教育方向的正确性原则。政治参与的目的是推进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政治参与需要遵守一定的规范，以保证参与的有序性、合法性。同时为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也必须教育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团结稳定的大局。其次教育过程要运用实践的方法。政治参与是一个实践过程，引导公民实际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是最好的教育手段。
（二）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公民信访制度等。同时还要完善各级党组织、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职代会等传统政治参与载体，充分发挥它们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作用。
拓展和建立新的政治参与的渠道，并将其制度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新利益关系和新社会阶层，及时将新生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纳入参政体系，为新生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电视网络等新技术的条件下，当前创新有序政治参与的新渠道主要有：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和责任制；建立、健全公共决策听证制度，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听取有关公民、团体、专家学者的意见，运用民主科学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义、有科学根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健全、完善监督制度，要给公民知情权，使公民社会成为民主监督的主体，进一步完善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对执政党的监督制度，完善协商对话制度，完善舆论监督制度。 （三）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扩宽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公民组织有可以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释放、消极对抗情绪、维护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可以增加社会的有机性、防止社会的原子化；可以培养其成员作为公民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精神；可以为社会培育、积累起深厚的“社会资本”、维护捍卫公民之正当合法权益，推动社会良性健康发展。公民组织作为维护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之“减压阀”的功能，与它在维护捍卫公民之正当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密不可分。实际上，社会成员之所以会产生不满、怨愤情绪，通常往往是因为其正当合法的权益受到强势者的侵害无力捍卫，而作为受侵害者个体，这种情绪很容易转化为各种消极的、反社会的行为，当这种情绪与其他人同样由于其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类似情绪汇合起来，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在外界特定条件的刺激下，就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这时，一直来逆来顺受的“顺民”就会转化为“暴民”。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有限。个体，实际上很难真正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即使这种权益获得法律的肯定。而公民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软弱无力，从而有效地维护个体的正当合法权利和独立自由。因而，健康的公民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拓宽专业化、科学化政治参与渠道，促进利益整合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大力发展公民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各阶层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渠道，进而大力培育和壮大“第三部门”，如各种民间组织、自治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等，不断拓宽公民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并使它们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務印书馆，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1）：27-32.
[4]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15）：175-183.
[5] 王学俭，张智.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3）.
[6] 刘燕，万欣荣.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J].社会主义研究，2011（4）.
[7] 李劲.社会转型视域中的中国公民社会问题[D].北京：中央党校，2008.
关键词：公民社会理论；瓮安事件；群体性事件
一、瓮安事件的概况
2008年6月28日下午，因对贵州省瓮安三中初二年级女学生李树芬死因鉴定结果不满，死者家属聚集到瓮安县政府和县公安局上访。在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最终酿成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继而发生一起影响全国的“打、砸、抢、烧”恶性事件，导致瓮安县委、县政府和瓮安县公安局、财政局被烧毁，以及一百多名公安民警被打伤的严重后果，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政治稳定。
二、公民社会构建理论
公民社会理论起源于公元一世纪，首先由西塞罗提出，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到14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公民社会表示从封建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商业城市文明。到17-18世紀，随着欧洲封建专制国家的产生，公民社会在此阶段被认为是从自然状态脱离出来的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到19世纪，“公民社会”概念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里得到改造并获得新的内涵。黑格尔将“市民社会”又称为“外在的国家—建立在需要基础上的和理智所想象的国家”，而在他的“国家”中，又包括着“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社会与国家的统一体，是国家与社会的两种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才真正分化为纯粹的社会和国家，但马克思只是选取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内涵，即将其解释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安东尼奥·葛兰西将公民社会定义为不同经济利益或利益集团的代表机构的总和。尽管各个流派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不同，现在普遍将当代公民社会定义归结为“二分法”和“三分法”两种。一般来说，公民社会内涵包含以下三个层面：其一，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由经济、宗教、文化、知识、政治活动及其他公共领域中的自主性社团和机构所组成；其二，这些社团组织由社会成员自愿地结合而形成，并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以保障或增进成员的利益或价值；其三，公民社会有一整套广泛传播的文明的或公民的道德与风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实现了当代复兴。随着全球民主化、市场化浪潮与波及世界各地的新社会运动，许多民族国家的学者以西方经验为凭据，采用“公民社会”概念思考本国现实社会境遇，探讨公民社会的可能性及必然性问题。公民社会理论成为当代世界一股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潮。西方新左派学者、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争相投入到讨论的热潮中，公民社会话语开始形成，独立的公民社会理论范式开始被建构。公民社会理论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缘于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进程。它使得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社会外部开始渐渐地生长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领域，这也正是我们从实证意义上客观认识到的公民社会雏形。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公民社会理论的核心，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公民社会理论中，关于公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模式多种多样。中国学者何增科从理论上将其概括为五种：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就当代公民社会理论而言，关于公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主流倾向为，注重公民社会在形成和扩大社会资本方面的作用，强调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社会不是对抗和制约国家，也不是取代国家，而是要渗透和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不再纯粹是公民自由的庇护所，国家也不再是纯粹的消极工具。公民社会作为公民与国家的中介，组织和教育公民参与政治，致力于改善国家制度和公共政策，推动国家的有效治理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的实现。而国家则在承认和尊重公民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公民社会，为其提供外在的法律保障，对其进行必要的、有限度的干预、调节和支持。“透过这种互动，双方能够较好地抑制各自的内在弊病，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
总而言之，“公民社会”在理性的研究视域中，既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又可以是一种分析概念。宏观上，它体现在与国家关系的把握中；微观上，它体现在与结为共同体的公民关系的应对中。“公民社会”在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下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它的价值功能与内涵指向对于形塑自由与秩序兼备、公平与效率平衡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用重大。
三、基于公民社会构建理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背景
第一，社会基本结构的对比。转型前的“领域合一”与“中心限定”计划经济时期里各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直接地统合为一体，这种诸领域间的结合方式被称为“领域合一”以政治为中心形成对经济、文化、思想的限定为诸领域间协调方式之特征被称为“中心限定”。缺少以市场关系和经济活动为调节手段的国家治理都需要用一种超经济的力量去生产制造和维护社会秩序以整合分散的个体政治的标准价值身份手段改造运动等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在各领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仅依靠政治强力去维持秩序增加社会整合，这导致了社会发展的许多失误。转型期的“领域分离”与“网状限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相互联系地独立运作政治活动的垄断性地位发生完全改变，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基本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三大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独立承担的功能分化社会个体具有相对的经济自主性，政府在总体上发挥作用，此为“领域分离”的表现，领域间的关系不再是“中心依附”的等级结构系统。而是一种网状结构系统。其间的协调方式只能是一种交互控制。此为“网状限定”的含义。分离不是隔绝、隔离、割裂、否则也就不成为社会结构了。事实上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应该是各领域在分离的同时保持着联系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和相关性因而具有互补性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第二，社会基本特征的对比。转型前的社会基本特征由“领域合一”的社会基本结构及其内部特有的“中心限定”的均衡方式决定了转型前社会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为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合一状态。社会与国家高度一体化。社会对政府具有依附型特征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地位。经济成为了政治的附庸政府行政力量无所不在地控制了一切社会领域社会生活的高度政治化。
综上，瓮安事件发生在改革开放实行三十年之际，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参与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扩大。瓮安县的社会结构和基本特征也发生着变化。
（二）民众权利意识的转变
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民主法治的文化根基，是国家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开始进入启蒙发展阶段，但也因种种原因而历经曲折。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我国公民权利意识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发展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网络传播等媒介的迅速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参与的能力的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对自身权利的认识也比社会转型之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对自己权利的诉求欲望十分强烈。
（三）民众权利诉求渠道的不畅通
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结构正经历着深层次的变迁，经济成分、利益格局、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群体间的矛盾、摩擦、冲突引发出了许多群体性突发事件。尽管群体性事件频发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群众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造成这些矛盾和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中间组织，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公民社会不健全。在当今强势政府控制的社会建制中，我国并没有有效地形成一套整合30多年改革开放衍生来的利益多元个体的制度机制，当政府不得不面对没有组织的无数游离态的个体时，连对话或谈判的对象都找不到。在缺乏中间组织的社会里，社会矛盾将无法通过政府与中间组织之间的协商来解决，政府管不过来，又不许民间组织来管，就一定会出大问题。这种情况下，国家与无数个人之间缺乏协商机制，社会的稳定成本就会大为提高，群体性事件也就必然频发。瓮安事件当中瓮安县党委、政府在长期的工作中，没有正确处理好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群众正当的利益诉求的问题。”长期治理失当，正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失去信任甚至产生对立的原因所在，在瓮安事件中游行的队伍里没有死者的亲属，这正是人民诉求长期得不到正确的表达而导致的。
四、减少这类群体事件的路径
（一）培养公民有序、理智参与政治的意识和素质
培养公民有序参与、理性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是完成政治参与有序化、制度化的客观要求。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本身的政治发展，公民的文化素养、政治意识、政治能力是实现公民正确参与政治的基本条件。
一是加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教育。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参与意识在推进政治参与有序化建设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意识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在全社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教育，发挥多种机构和媒介作用，对公民进行必要的政治参与技能培训，指导公民的政治参与活动。逐步地培养公民健全的公民意识、主动参与意识、权力意识和监督意识，克服那些长期支配他们的封建观念的消极影响，提高公民的平等观念、主人翁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广泛的参与活动中深化和扩展民主政治知识，了解我国政治体系的结构和运行过程，合法、有序、理性地参加政治活动，提高政治参与能力。
二是政府部门及社会管理者对公民政治参与意识高涨的趋势要充分重视，积极引导，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提供良好环境。在工作中，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政治生活主体的观念，了解民声，关注社情，尊重民意，解决矛盾。在公民出现对社会问题不理智的认识时，给予及时和积极的引导教育，尽量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或者降低其参与程度，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创造有利的氛围和制度环境。
三是运用正确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培养公民有序、理性的参与意识，必须依据公民参与意识培养的特殊性，运用正确的教育原则和方法。首先要把握教育方向的正确性原则。政治参与的目的是推进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政治参与需要遵守一定的规范，以保证参与的有序性、合法性。同时为保证政治参与的有效性，也必须教育公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团结稳定的大局。其次教育过程要运用实践的方法。政治参与是一个实践过程，引导公民实际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是最好的教育手段。
（二）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
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公民信访制度等。同时还要完善各级党组织、人大、政协、工会、共青团、妇联、职代会等传统政治参与载体，充分发挥它们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的作用。
拓展和建立新的政治参与的渠道，并将其制度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新利益关系和新社会阶层，及时将新生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纳入参政体系，为新生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供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电视网络等新技术的条件下，当前创新有序政治参与的新渠道主要有：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和责任制；建立、健全公共决策听证制度，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听取有关公民、团体、专家学者的意见，运用民主科学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义、有科学根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健全、完善监督制度，要给公民知情权，使公民社会成为民主监督的主体，进一步完善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对执政党的监督制度，完善协商对话制度，完善舆论监督制度。 （三）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扩宽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
公民组织有可以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释放、消极对抗情绪、维护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可以增加社会的有机性、防止社会的原子化；可以培养其成员作为公民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共精神；可以为社会培育、积累起深厚的“社会资本”、维护捍卫公民之正当合法权益，推动社会良性健康发展。公民组织作为维护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之“减压阀”的功能，与它在维护捍卫公民之正当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密不可分。实际上，社会成员之所以会产生不满、怨愤情绪，通常往往是因为其正当合法的权益受到强势者的侵害无力捍卫，而作为受侵害者个体，这种情绪很容易转化为各种消极的、反社会的行为，当这种情绪与其他人同样由于其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类似情绪汇合起来，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在外界特定条件的刺激下，就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这时，一直来逆来顺受的“顺民”就会转化为“暴民”。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有限。个体，实际上很难真正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即使这种权益获得法律的肯定。而公民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软弱无力，从而有效地维护个体的正当合法权利和独立自由。因而，健康的公民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拓宽专业化、科学化政治参与渠道，促进利益整合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民有组织地参与政治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大力发展公民组织，使之真正成为各阶层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渠道，进而大力培育和壮大“第三部门”，如各种民间组织、自治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等，不断拓宽公民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并使它们逐步纳入制度化轨道。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務印书馆，198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1）：27-32.
[4]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15）：175-183.
[5] 王学俭，张智.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0（3）.
[6] 刘燕，万欣荣.中国社会转型的表现、特点与缺陷[J].社会主义研究，2011（4）.
[7] 李劲.社会转型视域中的中国公民社会问题[D].北京：中央党校，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