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山曹植墓位于东阿城南黄河北岸，1951年发掘，出土文物曾收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1984年移藏东阿县文管所。曹植墓因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先后被公布为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鱼山因此也成为当地最受欢迎的观光胜地，年年有众多游客前来凭吊游览。
　　鱼山的鱼和神
　　鱼山曾经有一个学名“吾山”。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顿丘瓠子（今河南濮阳）两次决口，冲击了今天的菏泽、聊城两地，并顺着瓠子河影响到了吾山南北。23年后的元封二年(公元109年)，汉武帝亲自位临黄河决口的地方，“沉白马玉壁，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新填决河，”堵塞决口，并作歌一首，歌词中提到了吾山。
　　吾山成为鱼山，是方言的问题。“吾”在古代发音同“鱼”，故三国时吴国人韦昭在解释《国语·晋语》中的“吾”字时说“吾读如鱼”，吾鱼同音。吾山就是鱼山。
　　但是，吾山是鱼山的主要原因还不仅仅是一个方言读音的问题，而是与鱼有关。山东有一道名菜“糖醋鲤鱼”，是鲁菜的招牌菜，其主料鲤鱼就是黄河鲤鱼。但是，黄河之中还有一个特产，就是黄河刀鱼这种鱼原来生长在大清河，也就是古济水，在入海口成长，其故乡却是东平湖。每年它们都要从入海口回游到东平湖产卵，像黑龙江的大马哈鱼一样。黄河改道夺大清河问道，把大清河湮没后，这种刀鱼也不得不入乡随俗，改成黄河的属员。但是它们溯流回东平湖产卵的习性却并没有因为黄河的侵入而改变，所以，这种刀鱼还被人们呼为“倒鱼”，即倒流回游的鱼。鱼山所处的位置，正是大清河与黄河交汇的地方，也是黄河刀鱼溯流拐弯的地方。据说，当刀鱼按照季节回游到鱼山一带的时候，常常因为鱼群的拥挤而呈现出极为壮观的场面。鱼山因其是河北岸惟一的制高点而成为人们观鱼的好地方，鱼山其实是一座观鱼山。
　　因为河甲的鱼多，同时也因为鱼山是黄河(济水)北岸惟一的一座小山，所以鱼山很快就成为人们迷信的场所。在曹植时代，鱼山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传说。晋朝于宝《搜神记》有一则故事说，曹魏嘉平年间(公元245—254)，济北郡从事椽弦超，曾经在梦山与一个叫成公智琼的天仙玉女相会，后来美梦成真，玉女下嫁这个地方小吏，和其结为连理，成为夫妻。但是，两人的结合有些像偷情，神女也只是夜晚来相会，除了弦超以外，一般人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后来因为玉女晚来朝去的秘密被他人发觉，遂与弦超泣别。5年后，弦超在鱼山附近突然和玉女再会，两人遂重修旧好，一同到洛阳生活到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2—289)、但是这次神女接受了教训，并不夜夜来会，而是按照规律，在逢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以及初一、十五这样的特殊日子才肯来相会，凡住一宿就走，并不流连。弦超找了这样一位神女的事情很快就传播了出去，于是就有好事者为之编故事，写诗歌，推波助澜。干宝编了一个故事。张华则为此创作了一篇《神女赋》。到了唐代，大诗人王维到了鱼山后，还专门写了《祠鱼山神女歌二首》，以迎神、送神为题，表达了希求艳遇神女的意愿。
　　在这些传说中，神女是否居住在鱼山，没有明说，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弦超在鱼山遇见了分别5年的神女。鱼山一带是他们夫妇再会的地方。后人在鱼山祭祀神女，目的很清楚，就是希望能够和弦超一样，在这里撞上—位仙女。
　　除了玉女外，民间传说和负山相关的还有一位神女。这位神女是玉皇大帝的干闺女，负责掌管天下鱼族，人们亲切地称其为渔姑。因为渔姑有统管鱼族的权力，所以每年的桃花汛期间，五湖四海的鱼，族们都要集中到鱼山朝拜渔姑。渔姑庙遂应运而生，渔姑也有了安身下榻之处。渔姑庙的建成，使渔姑在接受鱼族们朝拜的同时，也享受着人间的烟火。当地还传说这位渔姑在发现曹植因郁郁不得志而致病的时候，曾亲自上门为曹植把脉治病，帮助曹植排解郁闷。这可能是一种演义。但渔姑传说应该和黄河刀鱼有关，与刀鱼回游的习性有关，这也是鱼小名称的人文阐释。
　　
　　鱼山和曹植墓
　　鱼山西南坡下的曹植墓室呈前堂后室型前堂方正，后室竖长，是典型的汉代墓葬形制。按照当时的习俗，前堂部分主要放置随葬品，象征着墓主人在地下世界里会客和饮食起居，后室长方形，放置棺木，象征墓主人的寝室，是其安居休息的地方。棺木放置在棺床上，棺床山木炭、朱砂和云母铺底。随葬品摆置在棺木左右两侧，左侧是陶井、陶车和陶鸡、鸭、鹅、狗等家畜家禽俑；右侧则是灶具和餐具，如陶灶、陶案、陶壶、陶罐、陶盆、陶耳杯等，另外还有玛瑙坠珠、玉璜、石圭、石壁和铜铺首。从随葬物品可以看山，曹植墓还是比较简朴的，这个仅仅反映了曹植生前生活的拮据，也可能与曹魏时期薄葬风俗有关。
　　确认该墓葬为曹植墓的依据有二：一是文献记载，二是考古资料。《三同志·曹植传》载：曹植被封到东阿王的时候，曾经“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这一年，曹植才37岁。4年后，一代才广曹植终于病逝于东阿。1977年3月，在曹植墓山发现一块阴刻铭文砖，内容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戍朔，十五日丙午，充州刺史候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陈土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山王纳主者、司徒从椽位张顺。”这里的太和七年，应是青龙元年(公元233年)，所以记太和年号，可能是刻这块砖的人不知道皇帝已经改了元。曹植是太和六年十一月去世的，墓葬在4个月后完成，负责此项工程的200人同时得到了休假200天的奖励。这块墓砖的发现，为曹植墓的属性提供了确凿的证据。第二条考古证据是《曹植墓碑》。该碑原立于曹植墓前，后被淹没到大清河(今黄河)中，到清代捞出，并于光绪二十五年建造碑楼保护。从碑文内容可以了解，该碑是曹植十一世孙曹永洛所立。曹永洛在北齐皇建二年(公元562年)，奏请皇帝批准，在曹植墓前复建祠庙，祭祀曹植。到隋开皇上三年(公元593年)，又刻一碑，纪念曹植。碑文在历数曹植的人品、学问、才气和功绩的同时，也发了一番牢骚，称曹植“以谗言数构，奸臣内兴，十一年里频频徙都，汲汲无欢，遂发愤而薨，时年四十有一。”另外，碑文也明确指出，曹植死后，“即营墓鱼山，傍羊茂台，平生游陟有终焉陟之所。”
　　《曹植墓碑》山灰白岩石雕凿，高257厘米，宽1113厘米，碑文22行，共931字。其字体以楷书为主，夹杂有篆书和隶书，整体风格呈现出一种由魏碑向楷书转化过渡的特征。这种亦楷亦隶亦篆的扫体，被后人称之为“破体”，在中国书法史中鹤立鸡群，标新立开。也许，这是曹植后人的有意所为，希望以此引起过往人们的注意，去重新认识和评价曹植，为这位文人的不朽而扬名环宇。
　　
　　曹植之误
　　曹植是一个大才子，其才华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广为人知。《曹植传》称其“年十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植31岁时写就的《洛神赋》，以区区900字，把一位诗人和洛水女神的爱恨怨愁渲染得如梦如幻，淋漓尽致，千秋传诵，余音绕梁。
　　如此一个才子，何以在刚过不惑之年，就郁郁病逝?历代文人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并把曹植之死归咎为其兄曹丕，归咎为曹丕的嫉才妒能上。其实，客观评价曹植英年早逝的原因，其自身因素是决定性的。曹植有文才，但当时的时代迫切需要的是干才，是能够继承曹操统一大业、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的管理人才，国家的顶梁柱。而在曹植兄弟之山，具备这样才华的非曹丕莫属。曹植即使有继承王位的思想，也根本竞争不过长兄曹丕。首先，长子继承制已经深入人心，废长立幼不合规矩，曹操旧臣不会答应，老百姓也未必支持。其次，曹丕长期跟随曹操征战，学会了很多用人管理的知识，其政治才能远非曹植所能够企及的。曹植要想从政，必须遵守规矩，接受社会的约束，但他在这方面恰恰弱智。
　　然而，曹植的悲哀还不在其政治上的低能，而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缺陷，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上应有的位置，反而动不动干政议政，给皇上打报告，指东画西，甚至还“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去忧同忧民，替天子出主意，不在其位偏谋其政。另外一个不可原谅的毛病就是纠集一伙文人，借用文学的形式，评点时政，指桑骂槐。这样以来，怎么能不触犯朝廷大忌，惹得曹丕不满，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斩除其身边的党羽，调离其政治中心首都。曹植之死，其实足自己看高于自己，自己耽误了自己。
　　也许，曹植生前已经能够认识到，自己一迁再迁，越迁离自己的首都越远，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了；但是，他希望回归首都，再进朝廷的理想却始终没有破火。所以，在他决定依鱼山为墓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墓向设计为坐东朝西，而不是一般人那样坐北朝南。他把墓葬面向西方，就是要面向自己的故同、故乡，面向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邺城、许吕和洛阳，面向魂牵梦绕的洛神之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