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前后，民工荒问题都会让诸多沿海制造企业的业主备受困扰。2004年以来，除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外，每年沿海地区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严重短缺的现象。但同样是沿海地区，为何每年在珠三角地区发生用工荒的程度要远甚于长三角和其他制造业基地呢?从根本上来讲，对劳动力的需求在短期内增长导致了“用工荒”。
　　珠三角外贸依存度非常高的制造业迅速扩张，这是东南沿海劳动力短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珠三角的服装、鞋帽、玩具和机械电子等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接受国际市场的订单迅速增加，企业纷纷增加投资，扩大产能。这也是为什么珠三角地区会在2004年最先遭遇劳动力短缺困境。
　　首先，跟长三角等地区比，珠三角外贸出口比重高，对外贸依赖性更强。2009年，外贸出口占珠三角地区GDP为72.74％，而长三角仅为51.04％，其他制造业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则要更低一些。而且，与内贸相比，外需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更大，这样就决定了珠三角地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较其他制造业地区的不确定性更强，出现短期内大量用工需求增长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跟其他地区比，珠三角的制造业更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更为强烈，但区域内的劳动力供给却远不如其他地区充裕。目前珠三角与长三角生产的出口产品总值相差无几，是京津冀经济圈的4倍、环渤海经济圈的2倍左右；但人口总量4200万，仅为环渤海经济圈的1／6左右、长三角的一半多点儿。加之珠三角的城市化率要远高于这几个地区，本区域内的农民工数量就更加不足。这就决定了珠三角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要比其它地区更强，像深圳和东莞的外来人口已经占到常住人口的2／3还多，而天津这一比例仅为1／6左右。无疑，区域内的劳动力要较区域外的劳动力供给更加稳定，这样就决定了在同等条件下，珠三角发生招工难的可能性和程度都要高得多。
　　再次，跟长三角和京津地区比，珠三角有其独特的产业特点。珠三角更多是“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不但对外贸依存度高，而且国外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波动较其他附加值高的产品要更不稳定。使得这些企业的生产、运营和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多呈现周期性和季节性，这样的需求特点使得劳动力供给很难在短期内满足企业的用工要求。而长三角和天津的制造业一开始就跨越了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引来的大多数是高新技术项目，企业大多是做自己的品牌，而且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对稳定得多，国外对于高新产品的需求的周期性不明显。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会骤然增加，出现用工荒的概率自然小得多。
　　另外，相对于天津和长三角的苏州等，珠三角生产基地的服务业发展滞后，为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蓄水池作用不明显。一般情况下，当外需萎缩引起制造业不景气时，部分劳动力会从制造业转移到同一地区的服务业部门继续工作；而当制造业扩张时，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也会转向该地区的制造业寻求工作机会。而珠三角地区各城市的从业人员多数分布在制造业，服务业就业人员比重低于天津和苏州。像深圳、惠州和东莞从事制造业的从业人员占全体从业者的比重都超过50％，其中惠州更是达到了71.4％，而天津的这一比例仅为31％。这样制造业的景气程度对惠州、东莞的劳动力供需状况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天津、苏州，用工荒或是失业潮也就更加明显。
　　当然，薪酬和福利问题也是问题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正是因为广东发展速度快、机会多、给的报酬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珠三角对于劳动力工资和福利改善速度过于缓慢，甚至停滞不前，而其他制造业基地则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像长三角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农民工收入、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相比之下，在广东的农民工在这方面的待遇则要差得多。这样低福利和停滞不前的收入，导致劳动力将打工的首选地点从珠三角转移到长三角和天津等其他制造业基地。
　　未来5年到10年内，珠三角的制造类企业的缺工现象仍将很凸显，甚至程度将更为严重。这是因为一直以来向珠三角输出了大量劳动力的湖南、四川等省，将承接大量从沿海地区转移而来的加工制造业，从而吸引大量农民工在当地就业，因此沿海，尤其是广东的劳动力总量将有所减少。
　　加之，虽然珠三角率先实行了“腾笼换鸟”政策，有望促进地区内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和技术相结合型的制造业发展，对中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将有所减慢，但是广东本地未来服务业将更快速发展，从而产生大量中低端劳动力需求，也将会部分分流制造企业的劳动力供给。因此该地区内对于劳动力的总需求将有增无减，用工荒现象将逐年严重。
　　同样，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迁，长三角和其他沿海制造业基地也将在未来面对更为严峻的用工荒。
　　因此，相关企业需要通过与各种劳动者建立长期规范的劳动关系，加强员工在岗培训，与劳动力输出地区的地方政府合作，为当地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市场需求信息等，来稳定用工来源，保证企业的正常经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