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谁能想到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少年居然创作了一部武侠小说！班长告诉我时，我还有点不相信。后来班长还偷过来给我看了，武侠小说是写在一本练习簿上的，他的字写得不算差，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开始我还很平静，后来就有点惊奇了，再后来就有点愤怒了，因为他把我的名字、校长的名字和我们班学生名字全都编进了他的武侠小说中。他自己也在其中，做了武侠小说中武功最强大的王。我们的校长在里面成了一个卖老鼠药的。
　　我让班长把那部作品送回去，并要求他不要向外说。班长走后，我想了很久，在他的武侠小说里，我成了他的一个烧火的仆人。我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就成了一个烧火的仆人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遇见他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多看他几眼——可是他有点怯弱，总是躲着我。这个脸上有雀斑的少年，这个文静少年内心的波澜，我真的想象不出。

2

　　一些少年的嘴唇又紫了，肯定又是去偷桑葚了。我在课堂上讲过很多次，桑葚不卫生，有苍蝇叮过，不可以吃的，可那些少年还是照吃不误，只留下紫嘴唇给我。有时他们不留下紫嘴唇——把舌头伸出来吃，但手指肯定是紫色的，洗也洗不掉。过了夏天，许多学生脸上长了很多虫斑，像很多光斑打在脸上，甚是惹眼。我就给他们上了一节卫生课，专门谈蛔虫的害处。我讲了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一个男孩，喜欢吃桑葚，他不知道刚刚有一条蛇从那颗最大最紫的桑葚上游过去，后来他吃下去了，结果没有几天，他肚子越来越大，后来就疼得厉害，后来医生把他肚子剖开来一看，肚子里卧着几条小蛇呢。少年的脸都变白了。这种狐假虎威的恐吓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再也没有看过那些少年的嘴唇变紫。
　　其实这时树上已经没有桑葚了。有的学生听了我的话，开始吃驱虫药打虫。虫斑从他们的脸上消失，红嘴唇又出现了，红润润的脸蛋也出现了，在我的课堂上，就像一朵朵红莓花儿开。但愿在明年夏天，他们还能够记得我这堂带有恐吓意味的课。

3

　　乡里的孩子一般是双名，班里点名簿上是大名，村里是大家熟知的绰号。比如王继宏——大山芋、比如刘小兵——二扁头、比如小眼睛的刘永强——三斜瓜、比如皮肤比较黑的刘永业——黑菜瓜、比如王志军——小肥皂。追溯这些绰号的来历，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遗传，王继宏的父亲王学宝的绰号就叫大山芋，据说他爷爷也叫大山芋。二扁头刘小兵也是属此类。二是外形，像三斜瓜刘永强，黑菜瓜刘永业。三是典故，比如王志军，他皮肤白，他妈妈总是说“我家用肥皂”——谁家不用肥皂？而王志军就叫小肥皂了。
　　我开始不知道这些内幕故事。那一次，我让一个学生找刘永强，学生把刘永强找来，对我说，先生，三斜瓜来了。我当时就笑了。我也叫了声三斜瓜。刘永强不恼。而当我在路上，跟着别的乡亲叫刘小兵为二扁头时，他却没有理我，反而气鼓鼓地走了。我当时完全是开玩笑，可能当时他挺忌讳的，我伤害了他。

4

　　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让学生们写作《新学期的打算》。我的班长一口气写了十条，其中有一条是：“我保证以后不再不文明。”我有点看不懂，后来想起来了，班长是记住了暑假的事。这个班长是我选定的，他不太像我原先在城里实习的那个班的班长：城里的班长都是一些小老师式的，能说会道，有魅力有能力;而这标准对于乡村学校只能是苛求，我选了一个比较老实本分成绩又好的学生做了班长;这样的班长要放在城里只能算作是学习委员，而在我们学校，他能算得上楷模。就是这样一个小班长，我在暑假里见到他时，他正和一群少年从一棵斜生在河面上的杨树上往下跳，而他身上一块布纱也没有。我本想站在那儿悄悄看他游一会儿，后来，可能他在河上看见了我，就扎猛子下潜，呵，他晓得害羞了。

5

　　在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人是近视眼。在城市里，近视很常见，可是，在我们学校，的确只有我一个人是个近视眼。我是有眼镜的，可是我不好意思戴。老教师们很奇怪，他们有时候兴致来了，就指着操场上，问我：“操场上是三只鸡，还是四只鸡？”我就窘了，眼睛眯起来，也看不清操场上究竟是三只鸡，还是四只雞。或许，操场上一只鸡也没有。老教师们还模仿我看书的样子。
　　当然，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有一次开完会，天黑了，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近视是什么滋味，出门走路时，他们竟争相扶着我走，还一路提醒着我。前面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右边又是什么。我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像是他们刚刚会走路的孩子。

6

　　有一次，我发现少年们竟然全都聚精会神地在听我讲课，连班上最调皮的学生也很安稳，这是以往很少有的，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讲得越发得意，板书也龙飞凤舞。真相是我转身擦黑板的时候发现的。我瞥见了一只灰色的虫子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并没有太在意，等我擦完了黑板再准备板书时，发现那只虫子不是别的虫子，而是一只放屁虫。难怪少年们这么安静地听讲，我还以为我讲课讲得很好呢。再后来，我觉得我上课效果就差多了，放屁虫像肩章一样伏在我的肩头，依据经验，绝对不能主动驱逐这只灰色的放屁将军，否则，“热情洋溢”的放屁虫真的会对我进行一场难受的“嗅觉考试”。那种味道，还很难消除。就这样，我上了半节好课，上了半节差课，少年们还是那么聚精会神，或者叫作幸灾乐祸——当听见下课铃声的时候，我看了看肩头的放屁虫。没有了。也许它也听到下课的铃声，知道已经下课了。

7

　　平时我们学校醒得最早的是那些树上的鸟，其次就是我们校长。有时我们走进教室时，校长已站在我们教室门外，看着叽里呱啦的学生读课本了，弄得我们都像一个个迟到的学生，那时学校里的铜钟还静静地睡着呢——它还没有到醒来的时候。校长在办公室里可以和我们称兄道弟，可在学生面前不，一般得我们先叫他一声他才缓过脸来，然后“嗯”的一声走开，似乎威严得很。
　　如果夜里风大，树枝和落叶多了些，他就到每个教室叫上几个学生出来扫地，让学生把树的影子扫得像他一样清瘦。每当此时，他身上就多了些形式主义。对于我们学校来说，这是世界上最为亲切的形式主义。
　　（赵邦荐自《青年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