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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响性诉讼"是指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诉讼，通常在一定范围内为公众普遍知晓和广泛关注，能够在较大范围和一定深度影响立法创新、司法改革、促进公众法治观念的建立。本文例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研究司法应对影响性诉讼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分析其对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影响性诉讼、立法、法治进步
"影响性诉讼"来源于英文的impact litigation,通过诉讼司法活动，对一个国家的立法、司法、社会观念、司法观念、乃至法制进程都产生积极影响的事件。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往往对今后的司法应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因此"影响性诉讼"往往成为立法和司法领域制度创新的起因和契机。
一、影響性诉讼的研究背景
影响性诉讼兴起于2004 年，是由一群志在公益诉讼的律师所发起，2005年全国律师协会成立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影响性诉讼"得以制度化运作。该组织先后发起多场重大案件研讨会，并于2005年起，开始主办一年一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到今天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已经连续开展了六年的评选活动，共评选出60例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强调以个案促进法治"，是年度影响诉讼评选活动的初衷和理想。
"影响性诉讼"因其本身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和传播，因而通常比普通的诉讼更具有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其意义要远远超越解决单纯个案的层面。这些"影响性诉讼"，伴随着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人主动合作、媒体的积极报道，对于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法治走向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吴革教授指出："关注典型案件，促进法制改革"是中国法律人的不懈追求。"影响性诉讼"的作用已不仅仅是化解个案，影响类似案件，更是普及法律知识，宣扬法治理念，更重要的是，它正激活法律，通过公开辩论明确观念，进而起到推动司法与立法完善的作用。
二、影响性诉讼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许霆案促进《刑八》出台
2006年4月21日，广州许霆与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为何两次判决结果相差如此之大？ 根据《刑八》生效前的《刑法》，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法官们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无可厚非。其判决依据：根据现行《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证劵、其他财物……，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至10万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在本案中，许霆在第一次取款时，仅构成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但他在明知ATM机有故障后继续恶意取款，并叫上自己的朋友再次取款，此时许霆已经具备了犯罪构成要件。但许霆的人身危险性并不大，他只是展现了人性应有的贪婪，并且再犯的可能性也较小，所以一审的判决，在公众眼里觉得很不公平。在我看来，公众认为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是立法的不平衡造成的，我国是公有制经济，银行又属于国有，在国家眼里，百姓盗国家和盗个人造成的危害自然不同，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日益提高，《刑法》对盗窃金融机构的处罚加重量刑，这种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公众自然难以接受。
《刑法刑法修正案（八）》三十九、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废除了盗窃罪的死刑，对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不再区别量刑。《刑法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让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要求主体资格平等和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的情况下，对金融机构不再过度保护，不再区别对待。根据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及时修改立法不当的地方，这是我国立法制度的进步。
三、个案的处理不当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彭宇案导致公众的冷漠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彭宇不服判决。双方在二审中达成和解，随后淡出公众视野。
今天再回顾彭宇案，不难发现一审宣判留下来的隐患日渐凸显，实际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如果证据不足，就应该直接判决原告败诉，无需进行推理。而一审法官却在审判过程中推理："从常理上分析，其(彭宇)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仅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做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判决的依据应该是客观事实，而法官竟然推理出被告承担部分民事责任。这个依据常理的审判，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后退。之后不知有多少人不敢再对倒在马路边上的病人、老人伸出援助之手。无数更多的事例说明，南京彭宇案的错误判决对全社会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和示范意义，对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也敲响了警钟。徒法不能自行，法官才是活着的法律。就整体制度而言，不提升法官群体素质，不遵循法官职业道德，不赋予精英法官以自由，类似彭宇案这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案子，将不会断绝。
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一句至理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影响性诉讼"正是法律界宝贵的经验，有人这样概括："对于公众而言，影响性诉讼是论坛。对于律师而言，影响性诉讼是乱石堆中的钻石。对于媒体而言，影响性诉讼是报道的题材。对于决策者而言，影响性诉讼是决议的参考。" 从实际情况看，影响性诉讼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发展，但也有一定负面影响，所以，司法实践中应当更谨慎的应对影响性诉讼，应该避免欠缺法律要素的案件，同时，应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正确引导公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怀效锋：法院与媒体，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谢佑平：司法公正的构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
[3]张吉喜：刑事诉讼法中的公正审判权--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4]吴革、王振宇：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5]吴革：中国影响性诉讼2006，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6]吴革、董彦斌：影响性诉讼--影响中国的十大名案（2007-2009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7]黄维春：许霆案改判--司法与民意的双赢,江淮法治，2008年10期。
[8]周航、高琳琳：略论司法独立，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06期。
作者简介：邵波（1981- ），女，辽宁本溪市人，贵州大学2009级法律硕士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影响性诉讼、立法、法治进步
"影响性诉讼"来源于英文的impact litigation,通过诉讼司法活动，对一个国家的立法、司法、社会观念、司法观念、乃至法制进程都产生积极影响的事件。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判例在我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判例，往往对今后的司法应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因此"影响性诉讼"往往成为立法和司法领域制度创新的起因和契机。
一、影響性诉讼的研究背景
影响性诉讼兴起于2004 年，是由一群志在公益诉讼的律师所发起，2005年全国律师协会成立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影响性诉讼"得以制度化运作。该组织先后发起多场重大案件研讨会，并于2005年起，开始主办一年一度"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到今天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已经连续开展了六年的评选活动，共评选出60例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强调以个案促进法治"，是年度影响诉讼评选活动的初衷和理想。
"影响性诉讼"因其本身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和传播，因而通常比普通的诉讼更具有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其意义要远远超越解决单纯个案的层面。这些"影响性诉讼"，伴随着公众的广泛参与、法律人主动合作、媒体的积极报道，对于处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法治走向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吴革教授指出："关注典型案件，促进法制改革"是中国法律人的不懈追求。"影响性诉讼"的作用已不仅仅是化解个案，影响类似案件，更是普及法律知识，宣扬法治理念，更重要的是，它正激活法律，通过公开辩论明确观念，进而起到推动司法与立法完善的作用。
二、影响性诉讼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许霆案促进《刑八》出台
2006年4月21日，广州许霆与郭安山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许取出17.5万元，郭取出1.8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而许霆潜逃一年落网。2007年12月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2008年2月22日，案件发回广州中院重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
为何两次判决结果相差如此之大？ 根据《刑八》生效前的《刑法》，广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法官们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无可厚非。其判决依据：根据现行《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无期或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的资金等，如储户的存款、证劵、其他财物……，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至10万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在本案中，许霆在第一次取款时，仅构成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但他在明知ATM机有故障后继续恶意取款，并叫上自己的朋友再次取款，此时许霆已经具备了犯罪构成要件。但许霆的人身危险性并不大，他只是展现了人性应有的贪婪，并且再犯的可能性也较小，所以一审的判决，在公众眼里觉得很不公平。在我看来，公众认为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是立法的不平衡造成的，我国是公有制经济，银行又属于国有，在国家眼里，百姓盗国家和盗个人造成的危害自然不同，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日益提高，《刑法》对盗窃金融机构的处罚加重量刑，这种对金融机构的过度保护公众自然难以接受。
《刑法刑法修正案（八）》三十九、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废除了盗窃罪的死刑，对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不再区别量刑。《刑法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让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要求主体资格平等和获得法律的平等保护的情况下，对金融机构不再过度保护，不再区别对待。根据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及时修改立法不当的地方，这是我国立法制度的进步。
三、个案的处理不当对社会的不良影响--彭宇案导致公众的冷漠
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彭宇不服判决。双方在二审中达成和解，随后淡出公众视野。
今天再回顾彭宇案，不难发现一审宣判留下来的隐患日渐凸显，实际上，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如果证据不足，就应该直接判决原告败诉，无需进行推理。而一审法官却在审判过程中推理："从常理上分析，其(彭宇)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仅仅好心相扶。如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做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判决的依据应该是客观事实，而法官竟然推理出被告承担部分民事责任。这个依据常理的审判，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后退。之后不知有多少人不敢再对倒在马路边上的病人、老人伸出援助之手。无数更多的事例说明，南京彭宇案的错误判决对全社会产生了非常有害的影响和示范意义，对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也敲响了警钟。徒法不能自行，法官才是活着的法律。就整体制度而言，不提升法官群体素质，不遵循法官职业道德，不赋予精英法官以自由，类似彭宇案这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案子，将不会断绝。
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一句至理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影响性诉讼"正是法律界宝贵的经验，有人这样概括："对于公众而言，影响性诉讼是论坛。对于律师而言，影响性诉讼是乱石堆中的钻石。对于媒体而言，影响性诉讼是报道的题材。对于决策者而言，影响性诉讼是决议的参考。" 从实际情况看，影响性诉讼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发展，但也有一定负面影响，所以，司法实践中应当更谨慎的应对影响性诉讼，应该避免欠缺法律要素的案件，同时，应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正确引导公众对司法机关的监督。
参考文献：
[1]怀效锋：法院与媒体，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谢佑平：司法公正的构建，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
[3]张吉喜：刑事诉讼法中的公正审判权--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基础，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
[4]吴革、王振宇：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5]吴革：中国影响性诉讼2006，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6]吴革、董彦斌：影响性诉讼--影响中国的十大名案（2007-2009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7]黄维春：许霆案改判--司法与民意的双赢,江淮法治，2008年10期。
[8]周航、高琳琳：略论司法独立，安徽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06期。
作者简介：邵波（1981- ），女，辽宁本溪市人，贵州大学2009级法律硕士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