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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穆斯林的葬礼》是我国回族女作家霍达的代表作品，全书采用倒叙结构，以“月”与“玉”两个主题为线索，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人与悲剧命运的抗争史和他们之间交错纠结的爱情悲剧。本文主要以《穆斯林的葬礼》中采用的谎言艺术角度来论述作品的语言艺术与悲剧主题的联系。
关键词：谎言艺术；心理刻画；悲剧
作者简介：李志彬（1990-），男，白族，云南大理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
《穆斯林的葬礼》是作家霍达的代表作品，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以“月”与“玉”双线视角，描写了中国穆斯林家庭在华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艰难而漫长的足迹，并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人们对《穆斯林的葬礼》有许多关注和评论，冰心就说《穆斯林的葬礼》是一本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奇书”，刘白羽也称《穆斯林的葬礼》具有悲剧美的感化力，是极不平凡的。这些评论同时也说明《穆斯林的葬礼》是经得起阅读的，然而人们对《穆斯林的葬礼》的解读很多是从穆斯林民族史这样的大方向去理解的，对于作品的语言艺术这一类细节关注相对较少，这样仅从大方向考虑的文学评论显然是不全面的。本文就以小说作品一个较小的角度——谎言艺术，来对《穆斯林的葬礼》中语言艺术与悲剧主题的联系进行挖掘，希望能从微观视角展现霍达细腻的一面。
一、《穆斯林的葬礼》与谎言艺术
有的人说小说艺术就是谎言艺术，小说家其实都是谎言家。确实，谎言艺术是作家在小说作品中经常用来表现人物心理的手段，特别将谎言用作剧情铺垫从而引出巨大转折的手法，也普遍的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小说作品之中。在小说作品中的谎言往往能在不经意间升华文章主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谎言来源于生活，所以更能引起读者共鸣，据研究人员调查所示，说谎几乎是在人类早期进程里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都强调说，一个人一般是四到四岁半时就开始说谎了，在成人的世界里，谎言越加扮演着更重要甚至不可替代的角色。说谎之所以会成为人类的必需之一，这也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如在小说中，当韩子奇孤身一人时，他不需要说谎；可是当他遇到吐罗耶定，并开始要在奇珍斋构建家庭，他就已经做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制造谎言的心理准备了。所以在小说艺术作品中，人物角色之间只要存在交集，谎言的存在就是必然的，而这些谎言往往能决定故事情节的走向，并且紧紧抓住读者的心。
这里还存在一个疑问，既然谎言成了每个人的食粮和性器，那么是不是每个人也就都能成为小说家呢？答案是否定的。也许每个人都具备了成为小说家的潜在可能，但要把生活中所用的谎言转化为小说里的谎言，至少还要面对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谎言的功利因素的强化或削减。
《穆斯林的葬礼》中比比皆是的谎言并非是突兀存在的，每一个谎言都承担着铺垫的作用，而每一次谎言的揭露又会引起文章的转折。这可能是由谎言艺术本身的独特魅力所决定的，再加上作者独具匠心地采用倒叙的方式来叙事，将所有的谎言一下子全抛出来，之后随着剧情的跟进又一步步地揭开这些谎言背后的故事，这样的层层递进使得每一次转折都显得至关重要，一环紧扣一环的情节设定也让全文高潮迭起，有些内容可能需要你二次阅读才能理清其中的脉络。也恰恰是由于倒叙的缘故，引导出这些谎言的人物角色们的心理刻画需要作者极强的大局观来把握。
二、谎言背后的人物心理刻画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对象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最底层为最广大的农民心理；第二层为新兴的市民心理；第三层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心理。三者构成了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对象的金字塔式的结构。而《穆斯林的葬礼》主要针对后两者的描写，也是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心理在生活上的摩擦碰撞才产生了角色之间各式各样的谎言。所以针对作品人物角色心理刻画的研究能在摸清谎言产生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以全面的角度解读作者的创作意图。
霍达在小说中对人物稍纵即逝的细微心理变化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情世故民族习俗的精确细致的描写，使得人物形象显得更有温度。作品中主人公梁君璧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这一前提也决定她所有谎言都围绕着特殊的民族信仰。她将自私的谎言当成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武器，什么时候她所坚守的传统习俗与宗教信仰受到威胁时，就毫不犹豫的用谎言予以回击。如文章最后韩子奇向妻子坦白自己的汉人身世时梁君璧顿时惊慌失措乱了方寸，只能自我安慰睁眼说瞎话，因为这样一来，她一直苦心经营的穆斯林家庭瞬间便毁于一旦，之前所有的祈祷善功都变得与《古兰经》背道而驰，这时的她依旧本能的使出了熟练的撒谎技能，一面“惊惶失措地对儿子、儿媳说，也是在对自己说：‘你爸这是胡说呢！’”一面装作不知道这回事的样子“真诚地望着丈夫的脸，说：‘你是正经的回回，心里可别糊涂！快向主做讨白，快念清真言，一辈子有什么罪也就都赎清了！’”[1]
将谎言坦白带来的冲击力往往比被揭穿的谎言来得更强烈，韩子奇面对死亡只能选择主动坦白赎罪，这坦白也击倒了可以说是小说中唯一的胜利者梁君璧。所以这时的她再也没有穆斯林该有的淡定与矜持了，最后的谎言往往最具杀伤力，这次也不例外，她多年来死守的穆斯林教义竟在她认为最接近功德圆满的时候功亏一篑。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这可能无所谓，但对于生长在穆斯林世家的梁君璧来说，这绝对是比死亡更严重的惩罚。也是这最后一笔，奠定了文章完全的悲剧意蕴，这悲剧甚至连梁君璧潜意识层面的成功都给剥夺了，也进一步阐释在这样一个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激烈碰撞的时代下，所有人都不能幸免的悲剧命运。而君璧最后自言自语地睁眼说了瞎话，这其实也是出于对自己信仰的安慰和对悲剧命运的反抗。 谎言的人性根源从大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趋利避害，当然有时也可能是为了追求刺激。趋利避害是自然界繁衍进化最本质的生存准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最根本的内在推动力，也是话语的根本原则。对于生命体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利”，死亡是第一位的“害”。
自私的谎言是损人利己的谎言。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伤害他人的感情、危害他人的生活。比如在文中梁君璧为了拴住自己的儿子，用卑劣的手段设计反而造成了天星的爱情悲剧；韩子奇为了在外地生存，隐瞒了自己的汉人身份等等。大部分的人倾向于对自己不太熟悉的人说自私的谎言，而不是关系密切的人，这是因为跟我们关系密切的人对于我们和我们每天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对他们说谎所冒的风险更大，说谎之后能侥幸成功的可能性更小。而且相对于那些琐碎而微不足道的谎言来说，人们更加强烈地反对那些极端自私的谎言。如果一个人被发现讲了自私的谎言，他们不仅会给被骗者留下一个不良的印象，而且自己的人格都将受到怀疑。霍达深知这一点，所以将文中的谎言都瞄准了主角的至亲，当这丑恶到达极致时，就产生了极致的悲剧效果。
三、结语
对比作品中的角色冲突不难发现，无论是说谎者还是被骗者，在故事中都以悲剧收尾，这虽然也是被悲剧主题卷入的小说角色无法抗拒的必然结局。但也能看出，霍达对于谎言艺术的理解与运用，骗局的铺设与承接，到最后层层递进式的真相大白共同作用才堆叠出深刻的悲剧主题。这也是作品常被批显得过分凄美的原因，然而，这既是小说张力的需要，也是霍达对生命生活的独特认识。
霍达试图把生命意识同历史意识相联系，将谎言能够从个体内部的悲剧效果，来透视能窒息人活力的外部环境，使用个体的存在方式来思考民族的生存状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良好的民族生存环境的对于个体人生的重要价值，同时也期盼、等待着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能够不断健康成长，来避免那些病态的谎言环境派生的人间悲剧。
注释：
[1]《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十五章 347页.
参考文献：
[1]霍达.穆斯林的葬礼[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刁斗.说谎者说[J].艺术广角，1995（05）：52～53.
[3]朱博.悲剧与死亡，论悲剧的美感及死亡意象的审美特质[D].陕西师范大学.2001.
[4]刘必兰.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D].扬州大学.2003.
[5]霍达.咀嚼悲剧[J].民族文学，1991（08）：23～28.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张隆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关键词：谎言艺术；心理刻画；悲剧
作者简介：李志彬（1990-），男，白族，云南大理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
《穆斯林的葬礼》是作家霍达的代表作品，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以“月”与“玉”双线视角，描写了中国穆斯林家庭在华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过程中艰难而漫长的足迹，并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人们对《穆斯林的葬礼》有许多关注和评论，冰心就说《穆斯林的葬礼》是一本极富中国性格的、回族人民的“奇书”，刘白羽也称《穆斯林的葬礼》具有悲剧美的感化力，是极不平凡的。这些评论同时也说明《穆斯林的葬礼》是经得起阅读的，然而人们对《穆斯林的葬礼》的解读很多是从穆斯林民族史这样的大方向去理解的，对于作品的语言艺术这一类细节关注相对较少，这样仅从大方向考虑的文学评论显然是不全面的。本文就以小说作品一个较小的角度——谎言艺术，来对《穆斯林的葬礼》中语言艺术与悲剧主题的联系进行挖掘，希望能从微观视角展现霍达细腻的一面。
一、《穆斯林的葬礼》与谎言艺术
有的人说小说艺术就是谎言艺术，小说家其实都是谎言家。确实，谎言艺术是作家在小说作品中经常用来表现人物心理的手段，特别将谎言用作剧情铺垫从而引出巨大转折的手法，也普遍的出现在从古至今的小说作品之中。在小说作品中的谎言往往能在不经意间升华文章主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谎言来源于生活，所以更能引起读者共鸣，据研究人员调查所示，说谎几乎是在人类早期进程里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都强调说，一个人一般是四到四岁半时就开始说谎了，在成人的世界里，谎言越加扮演着更重要甚至不可替代的角色。说谎之所以会成为人类的必需之一，这也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如在小说中，当韩子奇孤身一人时，他不需要说谎；可是当他遇到吐罗耶定，并开始要在奇珍斋构建家庭，他就已经做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制造谎言的心理准备了。所以在小说艺术作品中，人物角色之间只要存在交集，谎言的存在就是必然的，而这些谎言往往能决定故事情节的走向，并且紧紧抓住读者的心。
这里还存在一个疑问，既然谎言成了每个人的食粮和性器，那么是不是每个人也就都能成为小说家呢？答案是否定的。也许每个人都具备了成为小说家的潜在可能，但要把生活中所用的谎言转化为小说里的谎言，至少还要面对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谎言的功利因素的强化或削减。
《穆斯林的葬礼》中比比皆是的谎言并非是突兀存在的，每一个谎言都承担着铺垫的作用，而每一次谎言的揭露又会引起文章的转折。这可能是由谎言艺术本身的独特魅力所决定的，再加上作者独具匠心地采用倒叙的方式来叙事，将所有的谎言一下子全抛出来，之后随着剧情的跟进又一步步地揭开这些谎言背后的故事，这样的层层递进使得每一次转折都显得至关重要，一环紧扣一环的情节设定也让全文高潮迭起，有些内容可能需要你二次阅读才能理清其中的脉络。也恰恰是由于倒叙的缘故，引导出这些谎言的人物角色们的心理刻画需要作者极强的大局观来把握。
二、谎言背后的人物心理刻画
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对象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最底层为最广大的农民心理；第二层为新兴的市民心理；第三层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心理。三者构成了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对象的金字塔式的结构。而《穆斯林的葬礼》主要针对后两者的描写，也是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心理在生活上的摩擦碰撞才产生了角色之间各式各样的谎言。所以针对作品人物角色心理刻画的研究能在摸清谎言产生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以全面的角度解读作者的创作意图。
霍达在小说中对人物稍纵即逝的细微心理变化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人情世故民族习俗的精确细致的描写，使得人物形象显得更有温度。作品中主人公梁君璧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这一前提也决定她所有谎言都围绕着特殊的民族信仰。她将自私的谎言当成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武器，什么时候她所坚守的传统习俗与宗教信仰受到威胁时，就毫不犹豫的用谎言予以回击。如文章最后韩子奇向妻子坦白自己的汉人身世时梁君璧顿时惊慌失措乱了方寸，只能自我安慰睁眼说瞎话，因为这样一来，她一直苦心经营的穆斯林家庭瞬间便毁于一旦，之前所有的祈祷善功都变得与《古兰经》背道而驰，这时的她依旧本能的使出了熟练的撒谎技能，一面“惊惶失措地对儿子、儿媳说，也是在对自己说：‘你爸这是胡说呢！’”一面装作不知道这回事的样子“真诚地望着丈夫的脸，说：‘你是正经的回回，心里可别糊涂！快向主做讨白，快念清真言，一辈子有什么罪也就都赎清了！’”[1]
将谎言坦白带来的冲击力往往比被揭穿的谎言来得更强烈，韩子奇面对死亡只能选择主动坦白赎罪，这坦白也击倒了可以说是小说中唯一的胜利者梁君璧。所以这时的她再也没有穆斯林该有的淡定与矜持了，最后的谎言往往最具杀伤力，这次也不例外，她多年来死守的穆斯林教义竟在她认为最接近功德圆满的时候功亏一篑。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这可能无所谓，但对于生长在穆斯林世家的梁君璧来说，这绝对是比死亡更严重的惩罚。也是这最后一笔，奠定了文章完全的悲剧意蕴，这悲剧甚至连梁君璧潜意识层面的成功都给剥夺了，也进一步阐释在这样一个不同文化之间进行激烈碰撞的时代下，所有人都不能幸免的悲剧命运。而君璧最后自言自语地睁眼说了瞎话，这其实也是出于对自己信仰的安慰和对悲剧命运的反抗。 谎言的人性根源从大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为了趋利避害，当然有时也可能是为了追求刺激。趋利避害是自然界繁衍进化最本质的生存准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最根本的内在推动力，也是话语的根本原则。对于生命体而言，生存是第一位的“利”，死亡是第一位的“害”。
自私的谎言是损人利己的谎言。为了个人的私利，不惜伤害他人的感情、危害他人的生活。比如在文中梁君璧为了拴住自己的儿子，用卑劣的手段设计反而造成了天星的爱情悲剧；韩子奇为了在外地生存，隐瞒了自己的汉人身份等等。大部分的人倾向于对自己不太熟悉的人说自私的谎言，而不是关系密切的人，这是因为跟我们关系密切的人对于我们和我们每天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对他们说谎所冒的风险更大，说谎之后能侥幸成功的可能性更小。而且相对于那些琐碎而微不足道的谎言来说，人们更加强烈地反对那些极端自私的谎言。如果一个人被发现讲了自私的谎言，他们不仅会给被骗者留下一个不良的印象，而且自己的人格都将受到怀疑。霍达深知这一点，所以将文中的谎言都瞄准了主角的至亲，当这丑恶到达极致时，就产生了极致的悲剧效果。
三、结语
对比作品中的角色冲突不难发现，无论是说谎者还是被骗者，在故事中都以悲剧收尾，这虽然也是被悲剧主题卷入的小说角色无法抗拒的必然结局。但也能看出，霍达对于谎言艺术的理解与运用，骗局的铺设与承接，到最后层层递进式的真相大白共同作用才堆叠出深刻的悲剧主题。这也是作品常被批显得过分凄美的原因，然而，这既是小说张力的需要，也是霍达对生命生活的独特认识。
霍达试图把生命意识同历史意识相联系，将谎言能够从个体内部的悲剧效果，来透视能窒息人活力的外部环境，使用个体的存在方式来思考民族的生存状态。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良好的民族生存环境的对于个体人生的重要价值，同时也期盼、等待着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能够不断健康成长，来避免那些病态的谎言环境派生的人间悲剧。
注释：
[1]《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十五章 347页.
参考文献：
[1]霍达.穆斯林的葬礼[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
[2]刁斗.说谎者说[J].艺术广角，1995（05）：52～53.
[3]朱博.悲剧与死亡，论悲剧的美感及死亡意象的审美特质[D].陕西师范大学.2001.
[4]刘必兰.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心理描述系统[D].扬州大学.2003.
[5]霍达.咀嚼悲剧[J].民族文学，1991（08）：23～28.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张隆溪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