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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国在财税、金融体制的先进性上远远把法国甩在后面。
18世纪末期，英国的掌上明珠——北美十三州发生了独立战争，美国人也称这段历史进程为“美国革命”。
北美十三州能够独立成功，并不在于他们的旗号与理想有多么高大上，也不在于美国开国精英们的能力有多么强悍，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英国三大宿敌“法国、荷兰、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力度。英国甚至感到，若北美“平叛战争”继续下去，不仅其他殖民地可能被宿敌侵吞，本土也可能遭到入侵，所以无心再战。
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败给英国，一直心怀怨愤，而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找到报仇机会。法国倾尽国力对北美十三州施予经济和军事援助，耗尽国库，为后来爆发法国大革命埋下伏笔。
英法两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耗资数量相当，法国国土面积是英国两倍，人口数量也比英国多出一半，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安然无恙，法国却被拖垮。个中到底有何奥秘？真相是，英国在财税、金融体制的先进性上已经远远把法国甩在后面。
财税体系有优劣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战争都是最消耗金钱的项目，这还没把间接损失计算在内。就算是经济发达，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一旦参与大规模战争，花钱就如流水，财政入不敷出，导致债台高筑，恶性通胀。
14世纪30年代，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挑起英法百年战争，开战后头两年，就花去约80万英镑，但当时国王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只有5万多英镑。每当战争爆发，国王的财政都捉襟见肘，为钱发愁。
再看一个现代案例，就可以理解战争到底有多么烧钱。根据1945年的1英镑兑换4美元的汇率，二战期间（1939 -1945年），英国岁入约为705亿美元，但战费开支却达到1200亿美元。老牌工业强国的“大英帝国”二战结束时财政也濒临困境。
话题转回18世纪末美国革命对英法两国财政影响，还得先从英法的财税体系说起。
英法财税体系的区别，根植于政体的区别。英国自光荣革命后，“立宪君主制”日益巩固成熟。中世纪就已形成的征税要经过议会批准、政府用钱要接受议会监督的惯例得以制度化。
如要提升财政收入，在不能随意征税、用钱又受监管的情况下，政府就需要为工商业发展保驾护航，成为市场秩序的守卫者，经济增长了，税基自然拓展，同时也有努力打造廉洁高效公共财税体制的动力，尽量减少浪费和贪腐。
英式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国内基本不收捐税，“直接税”少且低，更多通过“间接稅”征收。根据西欧各国过去几百年的经验，间接税使大众不易感到税务负担，直接税征增加易导致社会动荡；二、相较欧陆国家，政府管制少，民间勇于创新，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在欧洲领先，民间投资活跃。
政府权限得到规范，对经济干预很少，英式经济体系更接近“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
与英国相反，法国当时是官本位社会，经济模式偏向“中央集权统制经济”。这看起来也有它的优点，决策速度快，征税比较容易，用钱也无须受到监督，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平时令各国羡慕。
法国的税收体制比较粗糙，由省议会、市政府、教会以及包税人层层分包，它们征收税款，对王室的专卖权实施监督，根据预期收入，提前向政府缴纳预付金。
各级包税组织中腐败成风，烟草专卖和食盐专卖的包税人，利用特权收受贿赂。下层机构将收取的税款截留一部分，自己吃饱后再交给上一级机构，而且还要收取5%的利息。税款在层层向上递交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私人腰包，并未进入国库。
法国的税收以直接税为主，苛捐杂税多，民间感到负担沉重。各行业中又被拥有特权的垄断性公司占据，严重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都导致民间消费水平低，投资不活跃，影响法国工商业的发展。
英国平民的收入和企业的利润远高过法国，民众勇于消费，商人踊跃投资，使得工商业更加繁荣，政府税收又得以提升。法国人有钱后，竞相去购买官职，或用钱去贿赂官员得到特殊庇护，获得特权后再横征暴敛加倍补偿回来。
金融模式与信用拉开差距
英国藏富于民的模式，使得它在战争爆发之后若遇困难则拥有更多可挖掘的财政资源。但不管国民多么富有，财政收入多么巨大，一旦参与战争，军费可以耗掉80%-90%的岁入，钱都是不够用的，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筹钱。
以往战时筹钱的方式无非有几种：一、征收更多苛捐杂税；二、大量卖官鬻爵；三、向国内外的商人或银行家借钱。
第一种方式通常明智的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过度采用，因为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第二种方式也不能发掘太多财政资源，因为官职的数量不是无限的，同样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三种方式来钱多，是交战各方最喜欢的筹钱渠道，但需要支付利息，而且数目多少和利息高低受以往信誉的影响。英王爱德华三世曾因为赖账，致使后来的英国国王战时举债频频受阻。
在第三种方式基础上，后来演化出“公债制度”。虽然早在14和15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就开始发行政府债券，但把这一筹钱模式发扬光大并制度化的当属荷兰。
荷兰以商贸立国，建立强大海军可为其海上商贸保驾护航，但海军的扩充和战事需要巨额资本，荷兰开始大举发行公债，从市场中向大众募资，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的能力急剧扩充，可以支撑远超收入能力的战争。
举个例说，公债制度之于政府，就好像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原本只能在千元以内进行消费，但有了公债制度，使其能支撑月耗5000元的消费活动。这一模式的优点令各国趋之若鹜，荷兰很快成为欧洲的公债发行中心。
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迎来奥兰治亲王，荷兰的金融技术被大力引入英国。英国可谓后来居上，逐渐替代荷兰成为欧洲的公债发行中心，募集到的巨资使英国大规模扩充海军，支撑远超过自身财政收入水平的海上争霸战，成就了大英帝国。
但记住一点，公债发行能否成功、是否得到市场认可，一方面跟公债回报率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金融信用紧密关联。金融信誉又基于财税体系的完善程度，因为具备公正高效透明的公共财政，政府更容易以低利息举债。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的国债大约有2.2亿英镑，但它却以仅仅3%的利息借到，每年偿还的利息数额高达660万英镑。
法国对战争的投入没有英国多，但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加上其他开支，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的国债与英国不相上下，约有2.15亿英镑，但法国的贷款利息要比英国高得多，它每年要付息1400万英镑。这是英法两国的财税体系和金融信用决定的，法国只能借到高利息的国债，在国库亏空的情况下债务变成巨大负担。
此后的历届法国财政大臣试图征收新税，但又遭到各方势力抵制，作为交换条件，贵族和精英们提出政治改革的建议。国王被迫召开三级会议协商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自此打开通向法国大革命之门。
18世纪末期，英国的掌上明珠——北美十三州发生了独立战争，美国人也称这段历史进程为“美国革命”。
北美十三州能够独立成功，并不在于他们的旗号与理想有多么高大上，也不在于美国开国精英们的能力有多么强悍，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英国三大宿敌“法国、荷兰、西班牙”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力度。英国甚至感到，若北美“平叛战争”继续下去，不仅其他殖民地可能被宿敌侵吞，本土也可能遭到入侵，所以无心再战。
法国在七年战争中败给英国，一直心怀怨愤，而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找到报仇机会。法国倾尽国力对北美十三州施予经济和军事援助，耗尽国库，为后来爆发法国大革命埋下伏笔。
英法两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耗资数量相当，法国国土面积是英国两倍，人口数量也比英国多出一半，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安然无恙，法国却被拖垮。个中到底有何奥秘？真相是，英国在财税、金融体制的先进性上已经远远把法国甩在后面。
财税体系有优劣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战争都是最消耗金钱的项目，这还没把间接损失计算在内。就算是经济发达，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一旦参与大规模战争，花钱就如流水，财政入不敷出，导致债台高筑，恶性通胀。
14世纪30年代，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挑起英法百年战争，开战后头两年，就花去约80万英镑，但当时国王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只有5万多英镑。每当战争爆发，国王的财政都捉襟见肘，为钱发愁。
再看一个现代案例，就可以理解战争到底有多么烧钱。根据1945年的1英镑兑换4美元的汇率，二战期间（1939 -1945年），英国岁入约为705亿美元，但战费开支却达到1200亿美元。老牌工业强国的“大英帝国”二战结束时财政也濒临困境。
话题转回18世纪末美国革命对英法两国财政影响，还得先从英法的财税体系说起。
英法财税体系的区别，根植于政体的区别。英国自光荣革命后，“立宪君主制”日益巩固成熟。中世纪就已形成的征税要经过议会批准、政府用钱要接受议会监督的惯例得以制度化。
如要提升财政收入，在不能随意征税、用钱又受监管的情况下，政府就需要为工商业发展保驾护航，成为市场秩序的守卫者，经济增长了，税基自然拓展，同时也有努力打造廉洁高效公共财税体制的动力，尽量减少浪费和贪腐。
英式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国内基本不收捐税，“直接税”少且低，更多通过“间接稅”征收。根据西欧各国过去几百年的经验，间接税使大众不易感到税务负担，直接税征增加易导致社会动荡；二、相较欧陆国家，政府管制少，民间勇于创新，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在欧洲领先，民间投资活跃。
政府权限得到规范，对经济干预很少，英式经济体系更接近“法治的自由市场经济”。
与英国相反，法国当时是官本位社会，经济模式偏向“中央集权统制经济”。这看起来也有它的优点，决策速度快，征税比较容易，用钱也无须受到监督，法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平时令各国羡慕。
法国的税收体制比较粗糙，由省议会、市政府、教会以及包税人层层分包，它们征收税款，对王室的专卖权实施监督，根据预期收入，提前向政府缴纳预付金。
各级包税组织中腐败成风，烟草专卖和食盐专卖的包税人，利用特权收受贿赂。下层机构将收取的税款截留一部分，自己吃饱后再交给上一级机构，而且还要收取5%的利息。税款在层层向上递交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私人腰包，并未进入国库。
法国的税收以直接税为主，苛捐杂税多，民间感到负担沉重。各行业中又被拥有特权的垄断性公司占据，严重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些都导致民间消费水平低，投资不活跃，影响法国工商业的发展。
英国平民的收入和企业的利润远高过法国，民众勇于消费，商人踊跃投资，使得工商业更加繁荣，政府税收又得以提升。法国人有钱后，竞相去购买官职，或用钱去贿赂官员得到特殊庇护，获得特权后再横征暴敛加倍补偿回来。
金融模式与信用拉开差距
英国藏富于民的模式，使得它在战争爆发之后若遇困难则拥有更多可挖掘的财政资源。但不管国民多么富有，财政收入多么巨大，一旦参与战争，军费可以耗掉80%-90%的岁入，钱都是不够用的，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筹钱。
以往战时筹钱的方式无非有几种：一、征收更多苛捐杂税；二、大量卖官鬻爵；三、向国内外的商人或银行家借钱。
第一种方式通常明智的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过度采用，因为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第二种方式也不能发掘太多财政资源，因为官职的数量不是无限的，同样容易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三种方式来钱多，是交战各方最喜欢的筹钱渠道，但需要支付利息，而且数目多少和利息高低受以往信誉的影响。英王爱德华三世曾因为赖账，致使后来的英国国王战时举债频频受阻。
在第三种方式基础上，后来演化出“公债制度”。虽然早在14和15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就开始发行政府债券，但把这一筹钱模式发扬光大并制度化的当属荷兰。
荷兰以商贸立国，建立强大海军可为其海上商贸保驾护航，但海军的扩充和战事需要巨额资本，荷兰开始大举发行公债，从市场中向大众募资，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的能力急剧扩充，可以支撑远超收入能力的战争。
举个例说，公债制度之于政府，就好像一个人，月收入1000元，原本只能在千元以内进行消费，但有了公债制度，使其能支撑月耗5000元的消费活动。这一模式的优点令各国趋之若鹜，荷兰很快成为欧洲的公债发行中心。
英国光荣革命之后，迎来奥兰治亲王，荷兰的金融技术被大力引入英国。英国可谓后来居上，逐渐替代荷兰成为欧洲的公债发行中心，募集到的巨资使英国大规模扩充海军，支撑远超过自身财政收入水平的海上争霸战，成就了大英帝国。
但记住一点，公债发行能否成功、是否得到市场认可，一方面跟公债回报率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府金融信用紧密关联。金融信誉又基于财税体系的完善程度，因为具备公正高效透明的公共财政，政府更容易以低利息举债。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英国的国债大约有2.2亿英镑，但它却以仅仅3%的利息借到，每年偿还的利息数额高达660万英镑。
法国对战争的投入没有英国多，但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加上其他开支，18世纪80年代末，法国的国债与英国不相上下，约有2.15亿英镑，但法国的贷款利息要比英国高得多，它每年要付息1400万英镑。这是英法两国的财税体系和金融信用决定的，法国只能借到高利息的国债，在国库亏空的情况下债务变成巨大负担。
此后的历届法国财政大臣试图征收新税，但又遭到各方势力抵制，作为交换条件，贵族和精英们提出政治改革的建议。国王被迫召开三级会议协商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自此打开通向法国大革命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