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赫尔·范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Rahel Varnhage： the Life of a Jewish Woman， 后简称为《拉赫尔》）是阿伦特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完成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她写作周期最长的一部。但相比于阿伦特其他著作，它并不广为人知。她会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一个一百多年前的犹太妇女作传，这本身就有些令人费解；此外，相较于她的其他作品，《拉赫爾》一书的笔调隐晦，贝德福特（Sybille Bedford）说：“这本传记其实是一本有点苛刻却又相当深奥的书，它缓慢、混乱、静态而又分外压抑。”在对拉赫尔的夹叙夹议中，阿伦特实际上进行了对自己过去生活的批判，它预示着一个新的开始。
　　拉赫尔·范哈根（Rahel Varnhagen），一七七一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富裕犹太家庭，原名拉赫尔·莱文（Rahel Levin），一八一四年嫁人改随夫姓范哈根。这个今天看来有些陌生的名字，在十八世纪末柏林的文化沙龙圈，可谓尽人皆知。她组织的文化沙龙不仅招待过普鲁士王子路易斯·费迪南（Louis Ferdinand）、黑格尔、歌德、海涅、洪堡兄弟，还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提供了主要活动场所：弗里德里希·施莱格、蒂克兄弟、施莱尔马赫等人经常聚集于此高谈阔论、激烈争锋。因此，这一沙龙及其女主人的名字拉赫尔，都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重要元素。
　　与一般故事的女主角不同，阿伦特说她传记的女主角长相平平，由于其父的早逝，拉赫尔的富裕生活也没能维持很久。与当时柏林大部分文化沙龙的女主人们不同，拉赫尔沙龙的成功主要依赖她个人的交际能力，而非父亲或丈夫的经济支持和社会影响力。拉赫尔总能周到地照顾好所有的来宾，无论地位高低，和她谈话交流同样令人着迷，人们当时这么评价：“她来了，她交谈了，然后她胜利了。”私人领域的个人魅力也许对具体的人有效，但在时代面前却注定无效。

同化与例外：边缘者还是暴发户？

　　拉赫尔极度厌恶自己的犹太身份，从她留下的三千余封信件来看，她在世时经常毫无遮掩地表达这种态度：“一个人要不断自我论证合法性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啊，这就是为什么当犹太人那么令我恶心的原因。”她尝试过各种方式来抹去身上的犹太痕迹：改信天主教，改名为听上去不那么像犹太人的名字拉赫尔·罗伯特（Rahel Robert）等等。但都收效甚微。婚姻—这一留给妇女最好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方法，自然也被拉赫尔视为摆脱犹太边缘地位的武器。远在英伦、只比拉赫尔小四岁的简·奥斯丁将婚姻形容为妇女们体面的退路和最可靠的储藏室，对犹太妇女来说，婚姻使得同化既更容易也更困难。一方面，只要婚姻成功，她们就能赢得一切，并且相对于男性，主流社会对同化了的犹太女性的认可度更高（弗雷德里希·根茨说，“在犹太人中，女人，百分之百要比男人好”）；但另一方面，婚姻也几乎是她们唯一的同化之路，没有好的婚姻，也就没了一切。
　　由于总体身处犹太富裕阶层，拉赫尔周围的女性大都嫁得如意郎君：如亨丽埃特·赫兹（Henriette Herz，物理学家马库斯·赫兹的太太，成功组织了当时的第一个犹太文化沙龙）、多萝西娅·施莱格尔（Dorothea Schlegel，浪漫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太太，犹太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小女儿）、拉赫尔的妹妹萝丝·莱文等。拉赫尔曾经也对自己的同化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在她看来，虽然犹太人整体被社会所排斥，但她个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可以战胜民族的一般性和边缘性。她相信自己的命运将是不同的、格外幸运的：换言之，她拒绝和其他犹太人共命运，她期待并且相信自己会是一个例外。
　　然而婚恋的多舛远超出了拉赫尔的预期。和芬肯施泰因（Finckenstein）伯爵的恋爱是她的最先也是最接近成功婚姻的一次恋爱。初识时拉赫尔二十四岁（一七九五），她自信而富有魅力，他们相爱并订婚，但伯爵最终由于家族压力等原因与拉赫尔分手。这段关系的终结给二十八岁的拉赫尔带来了几乎致命的打击：她全部的骄傲、自尊和希望，被打落一地。她在信中写道：“一个人，如果经历了最彻底的痛苦，就再也不会开心了。”之后的数十年里，她虽然又与各种男性有过恋爱或暧昧关系，如梅特涅的首席智囊根茨（Gentz）、西班牙驻柏林公使秘书乌尔吉乔（Urquijo），但这些男人要么根本没打算娶她，要么就过于平庸。
　　拉赫尔的梦想破灭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剧不是个人悲剧，而是犹太人的悲剧，一切受压迫群体的悲剧。饱受不公待遇的边缘人们，梦想着各自的逃离，越个别越好。他们没有意识到，个人的逃离，从短期来看，是艰辛而不彻底的；从长期来看，更是必然失败。如果犹太人只是把共同的历史看作各自的厄运，如果他们追求的同化只在私人领域展开而全无集体意识，那么他们各自的成功将会是转瞬即逝的，甚至是助纣为虐的。个人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用阿伦特的话讲，就是要么当边缘人，要么当暴发户；在更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加缪所言的“受害者还是刽子手”。个人的同化努力使得“压迫—受压迫”体系不断自我强化，直到最后任何个人努力都不再可能，直到其通向纳粹之路：它绝不是一条解放之路，它只能是一条死路，通往大屠杀之路。
　　事实无意义与浪漫主义的“思”之逃避
　　不断的恋爱失败使得拉赫尔发现自己活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她不再敢指望同化了，因为此时她的任何努力都显得拙劣得像个小丑。她只能避免发出任何动静、避免去爱、避免卷入这个世界。她没有任何实际的办法，她只能逃。她尝试逃到外国，虽然轻松很多，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发现还有一处可逃，那就是思的领域：永久地摆脱犹太人身份，摆脱一切痛苦，如今只在此才有可能。浪漫主义自然为拉赫尔提供了一个精神桃花源。法国大革命、费希特哲学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为十八世纪末德国的浪漫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弗·施莱格尔语）。尽管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最初以文学的形式发起（“狂飙突进运动”），但毋庸置疑，它更是一场哲学运动。浪漫主义强调舍弃世界而强调个人，尤其突出个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reality）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当下多数人的观点凝集而成，它并非长久不变的，即：一旦有人凭借勇气和能力打破和否认，现实就能改变。事实（fact）也同样不足挂齿，因为事实如果不能为理性所解释和接受，则其只是一种偶然。只有经个人理性检验而成的真理（truth）才是有意义的。在浪漫主义“思”的世界里，拉赫尔是不是犹太人的事实并不重要，她不够美貌、恋爱无果、同化失败这些事实也都没有意义。这些事实不过是暂时的社会价值和偶然性的结果。“浪漫主義无视过去和未来……它是迷醉的梦，是甜美的忧郁和苦涩的忧郁，是孤独，是放逐的苦痛，是被隔离的感觉，是漫游于遥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