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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颁布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共鸣，对未成年人德育实效提高的作用是显著的。应当说，这些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发的关于加强德育工作的文件在教育领域是最多的。这一方面表明党和国家一直关注这一教育的要害问题，但同时也表明我们的德育问题一直解决得不好，效果很不理想。
当前，学校德育工作轰轰烈烈，德育研究热热闹闹；而德育效果却不如人意，德育工作者也怨声载道。德育低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有许多专家作出过精辟的论断：有的认为，德育实效性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德育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者把德育的功能庸俗化，认为德育可以多元救世，于是，使德育目的忽视了关怀，德育过程缺失了主体，德育研究脱离了实际（《功利主义：德育实效性低迷的归因诊治》）。有的指出：德育低效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德育模式；因而，德育目标“高大全”，德育主体错位，德育主导缺失，德育方式简陋，德育评价扭曲（《主体育德——学校德育的通途》）。有的说，“德育途径”问题的症结在于德育途径与德育目标脱节（《“德育途径”问题的症结》）……更多的德育研究者和工作者，则在深入研究和努力实践着新的德育方法和策略。近一段时间，就有许多新的德育方法和德育策略：有“开放、体验”的德育，有“主体发展性”的德育，有“闲暇教育”的德育，有“关心模式”的德育，有“人性化”的德育，有“在情景对话中发展”的德育，还有生活化德育、社会化德育、“渗透式”德育等等。叙述的都是事实，阐述的都有道理，但是，德育工作依然如故，德育仍旧不能走出低效的怪圈。
我个人认为，德育工作主要呈现以下几种矛盾，只有认清并证实这些矛盾和现象，才有可能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益。
一、德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与低度专业化之间的矛盾
前面说过，这些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发过很多德育文件，这一方面表明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德育问题，但同时也表明我们的德育问题一直解决得不好，效果很不理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我们处理德育问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或者说对于德育工作的科学性、专业性认识不够，也可以说是“高度”重视与“低度”专业化的矛盾。
首先德育工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较低。许多领导具有对德育工作重要性的朴素认识，却很少考虑到让对德育工作有研究，敢于讲真话、实话的专家参与德育政策的制定。比如，听说我们每次召开的全国德育工作会议基本上都是全国负责德育工作的首长们的会议，专业人士一律“不在场”。这样的德育工作会议当然就只能在一个行政思维上打转转，而不可能有较大变革。其次，德育工作者专业化水平过低。在教师专业化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关切的往往是教师所担任学科教学的学科知识和一些教育技能的培训，对于德育工作这项高度复杂性工作的专业性质缺乏应有的认识。不仅一般的教师教育在德育问题处理方面鲜有涉及，就是对于那些从事直接德育工作的教师(如思想政治课教师、班主任、团队和学校领导干部等)也主要进行的是学科知识为主的教育，对于德育所必须涉及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如德育原理、品德发展心理学等课程基本不涉及，这样教师在从事德育工作的时候就只能“摸石头过河”，效果可想而知。再次，对于德育学科的研究队伍重视不够。我们重视对德育研究中“德”方面的研究关注，而严重忽视“育”方面的研究。其结果，“德育专家”似乎就等于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者。而实际上，许多问题解决的关键，不是在“德”方面而是在“育”方面。
二、学校德育工作的相对滞后性与社会发展性之间的矛盾。
首先，表现为德育观念的淡化。“五育并举，德育为首”虽然我们都已接受，但在实际工作中，德育“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德育让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由于考试机制的评价和甄选功能仍然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德育评价的非量化特点就使得许多业内人士，尤其是一线教师无暇把过多的精力分配在短期内无法见到效果的德育上来，他们说：“有时间还不如多讲几道题。”得！这就是“分数至上论”。
其次是德育目标与社会实际的脱离，将德育目标封闭在校园狭小的圈子中，禁锢在理想化的主观臆想中，全然不顾社会现实的发展情况，使德育于社会脱节。在中国，对学生的道德培养都叫做“道德教育”，但在国外就叫“道德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呢？国外学校在上德育课时是要设置情境的，比如讲“诚实”时，老师要设置两种情境，一种是面对好人时，一种是面对坏人时，让学生自己判断。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发生的變化连我们自己也难以预料。各种新旧思潮冲击着学校的德育教育，致使当前学校德育工作往往处于内外两难的境地，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此它必须以动制动。
再次是德育的内容与学生的需要背离。不从学生需求新知识、新观念的内驱力入手，内容陈旧单一。德育，不受学生的欢迎。有的站在圈外，冷眼旁观；有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有的则不以为然，甚至故意违背。比如有的教师谈“追星”色变，对学生津津乐道的时尚明星嗤之以鼻，甚至恨之切切。其实引导学生了解这些明星追求理想奋斗不止，光环背后的艰辛付出也是一种激励，再说，仔细听听周杰伦的《蜗牛》，其实是一首很好的励志歌曲。流行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但也绝不都是坏的。
此外，德育方式简单，德育方法陈旧，一味灌输，途径狭窄等等都极大制约当前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学校德育的正面教育与社会家庭负面影响的矛盾。
学校、家庭、社会都是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其中，学校是主导学生价值取向、内化素质的主阵地。但不可否认，当前家、校、社会的德育教育目标还缺乏一体化，社会、家庭中客观存在的消极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正确的价值定位和道德理想的完善。前些年就有人提出5+2=0，其实细品起来，虽有些夸大其辞，但也不无道理。
四、学校德育工作与学生自我实践的矛盾。
德育的作用必须通过受教育者的理性选择才能实现，而这种理性选择的最好方式就是自身的亲身实践。长期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与学生自我实践存在着脱节现象，德育工作往往停留在口头认识和表面形式上，正面灌输和机械训练的较多，而落实到学生具体行动上的较少。过多地以他律代替自律，往往造成了学生“双重人格”的形成，所以很多孩子一旦离开校园，就表现出一种完全背离的行为。这种现象与我们学校德育长期以来“重形式，轻实践”的方式不无关联。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人才有余，而德不足者为小人；德才兼备才为君子。德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众多的君子。但如果仅仅空守一纸设想，没有立足于未来，立足于实效，立足于当下，再美好的愿望都可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颁布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共鸣，对未成年人德育实效提高的作用是显著的。应当说，这些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发的关于加强德育工作的文件在教育领域是最多的。这一方面表明党和国家一直关注这一教育的要害问题，但同时也表明我们的德育问题一直解决得不好，效果很不理想。
当前，学校德育工作轰轰烈烈，德育研究热热闹闹；而德育效果却不如人意，德育工作者也怨声载道。德育低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此，有许多专家作出过精辟的论断：有的认为，德育实效性低迷的主要原因是德育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者把德育的功能庸俗化，认为德育可以多元救世，于是，使德育目的忽视了关怀，德育过程缺失了主体，德育研究脱离了实际（《功利主义：德育实效性低迷的归因诊治》）。有的指出：德育低效的主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德育模式；因而，德育目标“高大全”，德育主体错位，德育主导缺失，德育方式简陋，德育评价扭曲（《主体育德——学校德育的通途》）。有的说，“德育途径”问题的症结在于德育途径与德育目标脱节（《“德育途径”问题的症结》）……更多的德育研究者和工作者，则在深入研究和努力实践着新的德育方法和策略。近一段时间，就有许多新的德育方法和德育策略：有“开放、体验”的德育，有“主体发展性”的德育，有“闲暇教育”的德育，有“关心模式”的德育，有“人性化”的德育，有“在情景对话中发展”的德育，还有生活化德育、社会化德育、“渗透式”德育等等。叙述的都是事实，阐述的都有道理，但是，德育工作依然如故，德育仍旧不能走出低效的怪圈。
我个人认为，德育工作主要呈现以下几种矛盾，只有认清并证实这些矛盾和现象，才有可能提高德育工作的效益。
一、德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与低度专业化之间的矛盾
前面说过，这些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颁发过很多德育文件，这一方面表明党和国家一直重视德育问题，但同时也表明我们的德育问题一直解决得不好，效果很不理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我们处理德育问题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或者说对于德育工作的科学性、专业性认识不够，也可以说是“高度”重视与“低度”专业化的矛盾。
首先德育工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较低。许多领导具有对德育工作重要性的朴素认识，却很少考虑到让对德育工作有研究，敢于讲真话、实话的专家参与德育政策的制定。比如，听说我们每次召开的全国德育工作会议基本上都是全国负责德育工作的首长们的会议，专业人士一律“不在场”。这样的德育工作会议当然就只能在一个行政思维上打转转，而不可能有较大变革。其次，德育工作者专业化水平过低。在教师专业化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关切的往往是教师所担任学科教学的学科知识和一些教育技能的培训，对于德育工作这项高度复杂性工作的专业性质缺乏应有的认识。不仅一般的教师教育在德育问题处理方面鲜有涉及，就是对于那些从事直接德育工作的教师(如思想政治课教师、班主任、团队和学校领导干部等)也主要进行的是学科知识为主的教育，对于德育所必须涉及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如德育原理、品德发展心理学等课程基本不涉及，这样教师在从事德育工作的时候就只能“摸石头过河”，效果可想而知。再次，对于德育学科的研究队伍重视不够。我们重视对德育研究中“德”方面的研究关注，而严重忽视“育”方面的研究。其结果，“德育专家”似乎就等于思想政治方面的研究者。而实际上，许多问题解决的关键，不是在“德”方面而是在“育”方面。
二、学校德育工作的相对滞后性与社会发展性之间的矛盾。
首先，表现为德育观念的淡化。“五育并举，德育为首”虽然我们都已接受，但在实际工作中，德育“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德育让位”的现象还大量存在。由于考试机制的评价和甄选功能仍然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而德育评价的非量化特点就使得许多业内人士，尤其是一线教师无暇把过多的精力分配在短期内无法见到效果的德育上来，他们说：“有时间还不如多讲几道题。”得！这就是“分数至上论”。
其次是德育目标与社会实际的脱离，将德育目标封闭在校园狭小的圈子中，禁锢在理想化的主观臆想中，全然不顾社会现实的发展情况，使德育于社会脱节。在中国，对学生的道德培养都叫做“道德教育”，但在国外就叫“道德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呢？国外学校在上德育课时是要设置情境的，比如讲“诚实”时，老师要设置两种情境，一种是面对好人时，一种是面对坏人时，让学生自己判断。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发生的變化连我们自己也难以预料。各种新旧思潮冲击着学校的德育教育，致使当前学校德育工作往往处于内外两难的境地，经受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因此它必须以动制动。
再次是德育的内容与学生的需要背离。不从学生需求新知识、新观念的内驱力入手，内容陈旧单一。德育，不受学生的欢迎。有的站在圈外，冷眼旁观；有的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有的则不以为然，甚至故意违背。比如有的教师谈“追星”色变，对学生津津乐道的时尚明星嗤之以鼻，甚至恨之切切。其实引导学生了解这些明星追求理想奋斗不止，光环背后的艰辛付出也是一种激励，再说，仔细听听周杰伦的《蜗牛》，其实是一首很好的励志歌曲。流行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但也绝不都是坏的。
此外，德育方式简单，德育方法陈旧，一味灌输，途径狭窄等等都极大制约当前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三、学校德育的正面教育与社会家庭负面影响的矛盾。
学校、家庭、社会都是影响学生健康成长的外部环境。其中，学校是主导学生价值取向、内化素质的主阵地。但不可否认，当前家、校、社会的德育教育目标还缺乏一体化，社会、家庭中客观存在的消极因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正确的价值定位和道德理想的完善。前些年就有人提出5+2=0，其实细品起来，虽有些夸大其辞，但也不无道理。
四、学校德育工作与学生自我实践的矛盾。
德育的作用必须通过受教育者的理性选择才能实现，而这种理性选择的最好方式就是自身的亲身实践。长期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与学生自我实践存在着脱节现象，德育工作往往停留在口头认识和表面形式上，正面灌输和机械训练的较多，而落实到学生具体行动上的较少。过多地以他律代替自律，往往造成了学生“双重人格”的形成，所以很多孩子一旦离开校园，就表现出一种完全背离的行为。这种现象与我们学校德育长期以来“重形式，轻实践”的方式不无关联。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人才有余，而德不足者为小人；德才兼备才为君子。德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众多的君子。但如果仅仅空守一纸设想，没有立足于未来，立足于实效，立足于当下，再美好的愿望都可能成为“镜中花，水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