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离时世之悲歌与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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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诗歌塑造了许多形象各异的女性形象,在初中语文教材中,《木兰诗》和《石壕吏》两首诗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这两首同为古代叙事诗中的名篇,都以战争为题材,但对惨烈的战争场面却“惜墨如金”,对生动具体的生活场景却“泼墨似水”。《木兰诗》中对木兰征战十年出生入死保家卫国的战斗生活,仅用六句三十六字概括叙述,而着力描绘木兰出征前、征途中和回家后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石壕吏》一诗中也没有直接描绘战争的场面。而是以小见大,把大战乱浓缩到普通的百姓家中,以写实的笔触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家庭的悲惨遭遇。
  《木兰诗》与《石壕吏》二者在题材上相似,但给人的感受却不同。前者“事奇诗奇人亦奇”,富有喜剧色彩;后者“事惨诗实人更哀”,充满悲剧气氛。
  就叙事而言,《木兰诗》叙述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故事的传奇色彩非常浓烈,而叙事细节却生动逼真。南北朝时期,北朝虽然尚武,但女子是不能上战场的,木兰年轻貌美,勤劳纯朴,为了尽孝道,脱下红装,穿上戎装,奔走战场,巾帼不让须眉,戎马十余载,凯旋而归,辞官拒爵,回家与亲人团聚,重着女装引得战友惊奇不已。木兰以其传奇的经历,而又不失女子本色的英雄形象,在古代诗歌画廊中熠熠生辉。《石壕吏》记叙了安史之乱中,作者投宿一村人家,亲眼目睹暴吏夜色捉人,老翁跳墙逃走,老妪被捉走的悲惨事实。诗歌以安史之乱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战争中一个家庭的悲剧:儿子战死,孙子尚在襁褓中,为保全丈夫和儿媳,老妪不顾年迈体衰,被迫挺身而出,替夫行役。诗人隐身在幕后,从旁观者的角度,照相似的笔触,客观真实地叙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唯其真实,才令人感到战争的残酷和百姓遭遇的不幸。“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惨”字了得。
  就艺术风格上而言,《木兰诗》“诗奇”(沈德潜《古诗源》),昂扬乐观、明朗活泼、富于传奇,堪称北方民歌的典范;《石壕吏》“诗实”,阴郁深沉、含蓄悲怆、极力写实,应属现实主义力作。
  首先,《木兰诗》着笔浪漫,诗的叙事背景十分广阔。时间跨度大,“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历时十多年之久;从空间上来说,从集市到征途到战场到朝廷再回到故乡,空间背景十分广阔。征途中,那奔腾千里的黄河,绵延起伏的燕山创造了一幅宏远辽阔的场面。气势豪放、宏大,令人感到舒畅、昂扬,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特别是对木兰征前和归后的铺排描写,节奏急促、明快,从而制造出一种热闹欢快的气氛。而《石壕吏》注重写实,诗歌所描绘的画面更为具体集中。时间跨度小,故事的发生从诗人“暮投”开始到“天明”结束,令人压抑;从空间上来说,《石壕吏》的故事背景浓缩在石壕村的百姓家中,可谓“山村寥落暮烟微”,老妪的家庭凄惨冷清,只剩下老人和乳下孙,诗人把大战乱造成的沉重灾难通过一个家庭的遭遇折射出来,风格沉郁顿挫,令人倍感沉重和悲哀。
  其次,《木兰诗》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诗中的客观叙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诗歌把叙述与描写巧妙结合起来,极力在描写中抒情,全诗充满浓郁的抒情氛围。诗歌的情感倾向也非常明显和强烈,字里行间皆流露出对木兰的赞美之情。尤其是结尾四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情调坦率爽朗,充分显示了北朝民歌的特色。《石壕吏》则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记叙了诗人投宿一户人家时的所见所闻。但是诗人在叙述时隐藏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上的矛盾。在这首诗中诗人的思想情感是矛盾的,不似他的其他诗作那般鲜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激昂。从这一点来说,《石壕吏》的风格是含蓄蕴藉的。
  再次,《木兰诗》是一首民歌,开篇采用一问一答的民歌形式,语言质朴而生动,浅白而节奏明快。诗中使用了大量音节响亮的叠音拟声词,如“唧唧”、“溅溅”、“啾啾”、“霍霍”等等,造成了活泼明朗的气氛。此外,诗中新奇幽默的比喻,精妙绝伦的夸张,和谐生动的排比,比比皆是,使诗歌具有鲜明的喜剧情调和传奇色彩,富有浪漫主义的民歌风味。《石壕吏》是文人创作,语言深沉、凝重、写实。诗中使用“苦”、“哀”、“泣”、“咽”等音节低沉的伤感语,给人一种低沉叹息、悲哀凄凉的感受。在修辞上《石壕吏》没有丝毫的夸饰,完全写实,朴实真挚,沉郁顿挫,因其真实,才更显其悲哀,是一曲现实主义的悲歌。
  就人物形象而言,《木兰诗》中的木兰是个喜剧性的传奇人物。她被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她不仅勤劳善良,美丽活泼、富有生活情趣,而且机敏勇敢、骁勇善战、深明大义、富有牺牲精神。她刚柔相济,既有男子刚毅的一面,又不失女子的本色,既爱国又爱家。木兰代父从军是主动选择的,既保家卫国,又忠孝两全。她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在她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种种美德,同时寄托了普通百姓的美好愿望和审美情趣。读之,令人昂扬激奋,顿生仰慕之心。《石壕吏》中的老妪则是一个真实的悲剧性人物。在她身上同样体现了中国妇女的美德:敢于承担苦难、富有牺牲精神。战乱已经让她失去了两个儿子,另一个还生死难料,为了保全丈夫和儿媳,在危急之中,她被逼无奈,挺身而出,主动从军,勇于牺牲,敢于担当。差吏深夜捉人,老翁跳墙而逃,老妪只好出来周旋,在暴吏的威吓下,申诉哀情,想以此博得一丝同情,但她的机智勇敢在暴吏面前丝毫无用,最终她还是被带走了。老妪替夫行役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是两难的选择,其结局是悲剧性的,令人同情和叹息。年迈体弱的她这一去也是生死难料,家里的老翁逃过了这一次,能否躲得了下一回?老妪为了保全家人而“从军”,但家在乱世中真能保住吗?真是不忍卒读。在老妪身上浓缩了战乱的残酷和百姓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寄托了诗人深切的同情。这是一个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悲剧形象,时过境迁,今人读之,依然让人潸然泪下,为之心酸。
  对于这两首同为战争题材的叙事诗,呈现出了喜与悲,浪漫与现实、传奇与真实不同的艺术风格。让人仿佛从缥缈的云端突然跌至烟尘弥漫的尘埃,浓烈的传奇色彩消退了,真实的历史裹挟着苦难汹涌而至。■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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