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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爨是中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姓氏。最早见于《战国策》中的记载，但是能让世人皆知的确实在南中地区统治过数百年的大姓爨氏，爨氏在滇东地区的统治，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开发了西南边疆，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创造了辉煌一时的爨文化。爨文化不仅在当时与周边其他文化相比处于领先地位，在当今特别是“爨二碑”中所蕴含的书法艺术，其影响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爨氏；发展演变；爨文化；影响
因为史实资料以及出土文物数量的有限，如今研究爨氏的学者并不是很多，已故的方国瑜先生不仅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志的集大成者，在爨氏的研究领域中也颇有建树。本文旨在通过对爨氏的发展演变及其消亡的过程作简要的概述以及对于爨文化的影响作浅显的愚解，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爨姓的由来
爨是中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姓氏。《滇南古金石录》早说：“《战国策》有爨襄”。《越缦堂文集》说：“《战国策》二十二魏有爨襄，其得姓甚早。”《养素堂文集》说：“《战国策》魏有爨襄”。《金石续编》说：“此爨氏之最先者”。 可见，爨氏这一姓在战国时便有了记录。然而，真正让世人所熟悉的爨氏当属于统治过南中地区的大姓爨氏，爨氏仅是南中大姓中的一个，那南中大姓又是如何发展起来从而统治整个南中地区的呢？南中大姓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南中大姓是在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乘机而起的，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姓。大姓是自秦、汉以降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大姓是汉族移民且为移民中的统治阶级，与当地各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系。西汉时期曾在西南夷中推行过移民屯垦的政策，不少民屯和军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区安家落户，经过不断与各民族的融合和阶级分化，逐渐形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到了西汉末年，文献中就开始有了大姓的记载，这时，距汉武帝开边已经有百余年了。有学者认为，大姓势力的形成，是由于屯田据守南中地区的军官，逐步演变而为世有其官，再将世代在屯田上劳动的屯军变为其私家部曲（所谓的部曲，实际是军队的编制），从而形成自己私人的势力，开始在南中地区称霸。这种观点初看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却经不起推敲，主要是它与两汉兵制的事实不相符合。西汉时军队基本上都是征发来服兵役的普通农民，有事才进行征召，即使到边疆屯田戍守，也是一年或者两年就必须替换；到了东汉时期，逐步改变为招募，即是雇佣军的性质，但有事也必须征发农民服役。这些人都有家室，自然不可能长期被束缚在边疆地区屯田戍守；当时的军官也不是世袭。因此，当时并不存在像明代的卫所官兵一样世代为官，世代为兵的制度。同时，由于封建王朝要在边疆地区实行军屯，费用高昂，所以，军事屯田往往实行于边疆开辟的初期，一旦边疆稳定后，王朝对当地的统治就主要依靠迁移而来的汉族移民为支柱。这在史料上有很多的记载，如汉魏时期的南中地区，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是分开计算的，汉族人口和内地一样，由汉族官吏直接管理，编有户籍，要交纳赋税，服各种兵役和劳役。而少数民族人口则不编户籍，由其本民族的首领王侯或夷帅管理，这些首领再听命于封建王朝任命的太守、县令。当时，在南中地区也施行了“察举”“征辟”制度，但都为少数有势力的人所把持，他们世代为官，逐步掌握了南中地区的大权。这或许也是南中大姓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中大姓的形成和发展，既是封建王朝统治南中地区的需要，也和汉文化在南中地区的传播有关。汉王朝在南中地区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客观来说，进一步加强了边疆地区和内地的交流，加强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
在三国两晋时期，活跃在南中地区的大姓很多，最著名的就是“四姓五子”，即孟、李、爨、董、毛，其他各郡大姓文献留有记载者多达数十家。在爨龙颜碑中有关于爨氏来历的一段话：“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眇胤也。”颛顼和祝融都是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又说“子文铭德于春秋，班朗绍综于季叶”，子文乃是春秋时楚的令尹（丞相），班朗乃其后，以班为姓。后又说东汉时的大史学家班固、威镇西域的班超皆其先祖，“爰及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就是说到东汉末年，才改姓爨。“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后“迁运庸蜀，流薄南入”。此外1999年12月在四川省成都市郊区出土的唐代砖室墓一座钟，墓志题为“大唐故河东爨府郡墓志之铭”，文中记载了墓的主人即爨归王之子爨守忠的生平事迹。曰：“王名子华，字守忠，其先河东汾阴人也。……是二代祖遐，左迁是邦，世豪南夏，繁枝固本而一十四郡宗之。”还有就是《新唐书·南蛮传》记载：“西爨自言本安邑人。”据考证安邑在今天的夏县，在汉代时属于河东郡。根据这些综合起来，虽然在考察爨氏的来源时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爨氏原本是从中原迁来的汉族，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二、南中地区爨氏的发展
爨氏最迟应该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定居在南中地区了。据《华阳国志》记载，蜀汉大将李恢为建宁俞元大姓，而其姑父爨习为建宁令，“有违犯之事，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长期稳定蜀国后方，诸葛亮有意识地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如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和孟获等）为官属，结果，经过诸葛亮的扶植，以爨姓为代表的“四姓”（其余三姓不详或诸说不一）大姓豪族，成为南中颇有势力的统治集团，为后来爨氏最终取代其他三姓而独霸云南打下了基础。两晋之交，南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东晋王朝和氐族在四川建立的成汉政权争夺南中，双方都必须依靠当地的大姓势力，而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也各有立场，依附不同的政权，互相争夺。在爨氏中，也各有依违。后成汉击败东晋在南中的势力，爨琛降。成汉在南中地区分设宁州、交州，以霍彪、爨琛分别为刺史，可见当时爨氏已成为南中首屈一指的大姓。后来霍氏的势力也被打垮了，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主要就剩下了爨氏，独自称霸南中。爨氏为何能控制南中地区呢？有学者认为，东晋政权是靠门阀势力支持建立起来的，所以东晋皇帝对豪门大族的利益就不能不进行更多的保护，使臭名昭著的门阀制度在东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吏治方面， 东汉时期有“举贤不出世族”的政治标准，这样大姓可以做大官， 并且世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 父子兄弟把持朝政。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爨氏作为南中唯一的大姓， 就很自然地控制了南中地区。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从爨氏逐步控制南中地区开始， 中原朝代更替频繁， 战乱不止， 无暇顾及南中边陲， 因而爨氏得以长期独霸南中。从三国结束到唐朝建立的350 多年里， 历西晋、东晋、南北朝、隋等四个大的朝代， 共有71人相继称帝， 平均在位不足五年。相对统一的西晋东晋间且不讲， 就拿南北朝说， 短短169 年， 就先后出现了刘宋、萧齐、萧梁、陈、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9 个不同的王朝， 有时是几个王朝共存对峙， 其形势真正叫做是“朝秦暮楚”了。如此动荡不安的局面， 还有谁能顾及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中诸郡呢？ 有时中原王朝年号已更改若干年了， 云南地区竟还用着旧年号， 而且无人追究。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混乱局面，也就不难理解当时爨氏“开门刺史闭门天子”的真实写照。 一直到隋初，内地的战乱，政权的更迭，都没有影响到爨氏家族对南中地区的统治。爨氏称霸南中以后，出现了爨地和爨人的称呼。非常明显的是这里的爨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只是在爨氏统治区域的众多民族的群体。而这些民族群体在相互的交往过程中也必定会发生过一定的联系。其中最突出的提点就是汉晋以来进入南中地区的汉族最终夷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蛮夷”。当然，这样的夷化也应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就是汉族同化到了夷人之中；第二是汉族和一些夷人的融合成就了一个就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新的民族。到了唐代的时候，在爨氏统治的南中地区出现了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樊绰《蛮书》卷四说道：“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自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而“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晋南宁太瘦，中国乱，遂王蛮中。梁元帝时……，有爨瓒者，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而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在隋唐时期，爨氏已经被认为是白蛮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汉族融入到了白蛮中，而是汉族与原来就已经分不在这里的僰人、夷人共同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白蛮。东汉时期，夷人的分布就已经延伸到了滇黔交界地区。《西南彝志》曾记载：“蜀汉皇帝时，孔明先生出兵，征讨南方，与叛帅交战时，祖先妥阿哲，出兵助汉皇，供给军粮，为其后援，攻无不克……妥阿哲发展基业，住在慕俄勾”。而《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记载：“济火助武侯有功，后主时又受命征普里仡僚有功……既平仡僚，以其地赐火。……柏墨自濮徙居之。”可见，在蜀汉时期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的夷人在中央政权的支持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当时，在滇东北地区的朱提郡除了夷人外，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所以也有大量的汉族分布。东爨乌蛮的崛起应当是在刘宋时期，根据《爨龙颜碑》记载：“岁在壬申，百六遘衅，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君收合精锐五千之众，身伉矢石，仆碎千计，肃清边嵎。”学术界对此段话争论和猜测也是颇多，说法也不尽一致。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東爨乌蛮的发展加上他们不再听从爨氏的统治，并且驱掠汉人，于是爨氏便和东爨乌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也因为东爨乌蛮分布的地区属于爨氏统治区域，所以这里的乌蛮被称为东爨乌蛮。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东爨地区并非只有乌蛮，西爨也不只是只有白蛮，只不过是在这两个地方，他们各自的人口总数占优罢了。在爨氏统治区域间，除汉族移民以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既有从事定居农业的焚人、滇人、夜郎等部族，也有从事游牧的叟人、昆明人等部族。在汉代边郡制的特殊的行政体制下，各族首领在郡县太守、县令的管辖下，各自统治自己的本部族，汉族居民则直接归太守县令治理，各民族之间存在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族和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相互帮助、相互交流、相互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间的界限逐渐泯灭，就是说，和当时北方黄河流域的民族大融合相对应的，在西南也出现了民族的大融合，不过西南的民族融合产生的则是爨人这一新的共同体。
公元581年，隋渡长江灭陈，结束了内地两个多世纪无休止的战乱，中原王朝的势力又强大起来，自然不会让爨氏在西南继续割据。隋文帝遂两次出兵南中，将爨氏家族的首领爨玩押回长安处死，但此举并未能控制南中地区，爨氏的其他首领仍继续踞有南中。唐朝建立后改变了政策，将爨玩的儿子爨宏达放回南中任昆州刺史，对爨地实行羁縻统治。这种状况大体保持了一百多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王朝为进一步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控制，在安宁筑城并修筑通往安南（今越南北部）的道路，使爨部做苦役，政苛人弊，激起爨人的反抗。诸爨首领召集部众，合力进攻，杀唐官，夷平了安宁城。接着爨氏又发生内乱，互相争权夺利，纷争不休，约在公元746年，被已经统一了洱海区域的南诏趁机进攻。众叛亲离之下，最大势力的爨崇道败亡，爨氏家族在南中地区四百年的统治结束了。爨氏家族人民的命运可能是下面这三种：第一是与众多的宁州汉族一样，和当地的一些民族融合成为了西爨白蛮，并且可能迁徙到了滇西地区；第二是回到了中原，例如爨归王的儿子爨守忠，最后又称为了汉族；第三种是同化到了白蛮之外的其他夷人当中。那为什么现在极少有人姓爨？显赫一时的家族真的没有后裔了？有学者认为，爨氏的后裔后来可能改姓寸了，爨、寸同声同韵，以爨字繁复，讹为寸，其后人改姓寸。已故云南大学副校长寸树声先生就有此种看法。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很多人并不以为然。解放初在鹤庆找到了明初立的一块碑名《寸升碑》，叙述其祖先本为称霸南中的爨氏，南诏大理以后保有贵族身份，改为寸，曾有人为大理国丞相，说明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后人改姓了寸，到了明代还留有记载。至于没有改姓的和改姓了的人的后裔具体何在，资料不足，依旧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三、爨文化的特征及其影响
文化的概念很宽泛，但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说，文化是民族的标志。“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团结统一，并区别于外族的一套符号系统，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从公元339年至公元748年止，作为地方家族的爨氏雄霸南中长达409年，这种情况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 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少有的。然而， 爨氏大姓这样一个拥有内地文化并发展壮大的特殊家族势力， 却因内乱不止， 为后起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灭掉， 在短短400年左右的统治时间里，在其区域内所产生的爨文化在云南文化史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仅是它拥有数百年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原华夏文化与西南夷文化的交融与凝聚。随着爨氏家族势力的扩大，滇东地区受其统治的居民统称“爨人”——爨人就是夷化的汉人和汉化的夷人。“爨人”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夷汉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因此，爨文化显现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民族包容性。爨氏因自称为班固后人，他们的汉文化水平也具有相当高的层次。如汉族的牛耕以及水田灌溉技术在当时的南中地区相当普遍。儒学和汉字在越来越多的地区流行，曲靖（建宁郡）《爨宝子碑》（东晋）、陆良（同乐县）《爨龙颜碑》这两块碑是汉文化在云南地区达到相当水平的直接证据。爨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文化的多样性。爨氏统治的滇南地区，地理环境非常复杂，属于高耸的山岭、低陷的盆地和深切的河谷所构成的横断地带。就算有着明显区别的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之说的隋唐时期，爨氏统治区域内也同时存在着其他许多少数民族比如叟、僰、濮、昆明等。爨文化第三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量的历史碑刻。陆良彩色沙林西面约二三公里的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耸立着一块古碑，这就是全国著名的“二爨”之一的爨龙颜碑。它的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邓都县侯爨使君之碑”。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于东晋“大享四年”（405），现存于曲靖一中。还有《爨龙骧之墓》刻石于1971年在陆良县的一座“梁堆”中发现，立于明朝永乐九年（1141年）大理的《寸式墓碑志》以及1999年在成都市郊区发现的《大唐故河东爨府君墓志之铭》，这也是目前为止继“二爨”以后发现的最为重要、最为完整的有关爨氏的墓志铭。以上的碑石都是与爨氏家族以及爨文化相联系的直接载体，它们从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侧面，反应了爨氏家族的兴衰，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爨氏家族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俗称“两爨碑”）为代表，两爨碑的文体书法为前贤推崇备至，阮元跋《爨龙颜碑》说：“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此碑还被誉为“书家鼻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于“二爨”的评价极高，“朴厚古朴，奇资百出……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扩大了“宝子体”的影响，为爨体书法的研究也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爨文化一直都是默默无闻，有些学者甚至怀疑爨文化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经过自己的探索，即透过历史记录的夹缝和爨氏的墓碑和墓志，由白族和彝族历史的研究，发现公元三世纪中至八世纪中西南地区400余年由爨氏、爨蛮、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创造的古代文明。爨文化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链条，它上承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因此，研究和发掘爨文化，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华阳国志·南中志》
[2]《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
[3]《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4]《新唐书·南蛮传下》
[5]《西南彝志》
[6]王文光 龙晓燕 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
[7]秦建文.爨·爨氏·爨文化[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9）.
[8]支运华. 爨氏大姓兴亡的历史之鉴[N]. 云南日报， 2001-12-19（CO3）.
[9]支运华. 爨氏为何能控制南中[N]. 云南日报， 2003-02-26（CO3）.
作者简介：
卢贺茜，女，湖南益阳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硕士。
关键词：爨氏；发展演变；爨文化；影响
因为史实资料以及出土文物数量的有限，如今研究爨氏的学者并不是很多，已故的方国瑜先生不仅是研究云南地方史志的集大成者，在爨氏的研究领域中也颇有建树。本文旨在通过对爨氏的发展演变及其消亡的过程作简要的概述以及对于爨文化的影响作浅显的愚解，以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爨姓的由来
爨是中国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姓氏。《滇南古金石录》早说：“《战国策》有爨襄”。《越缦堂文集》说：“《战国策》二十二魏有爨襄，其得姓甚早。”《养素堂文集》说：“《战国策》魏有爨襄”。《金石续编》说：“此爨氏之最先者”。 可见，爨氏这一姓在战国时便有了记录。然而，真正让世人所熟悉的爨氏当属于统治过南中地区的大姓爨氏，爨氏仅是南中大姓中的一个，那南中大姓又是如何发展起来从而统治整个南中地区的呢？南中大姓最早见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南中大姓是在东汉末年至两晋时乘机而起的，各地形成了许多大姓。大姓是自秦、汉以降不断进入西南地区的汉族官吏、商人和移民中分化出来的统治阶级，大姓是汉族移民且为移民中的统治阶级，与当地各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系。西汉时期曾在西南夷中推行过移民屯垦的政策，不少民屯和军屯官吏及士兵在西南夷地区安家落户，经过不断与各民族的融合和阶级分化，逐渐形成为雄踞一方的豪族大姓。到了西汉末年，文献中就开始有了大姓的记载，这时，距汉武帝开边已经有百余年了。有学者认为，大姓势力的形成，是由于屯田据守南中地区的军官，逐步演变而为世有其官，再将世代在屯田上劳动的屯军变为其私家部曲（所谓的部曲，实际是军队的编制），从而形成自己私人的势力，开始在南中地区称霸。这种观点初看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却经不起推敲，主要是它与两汉兵制的事实不相符合。西汉时军队基本上都是征发来服兵役的普通农民，有事才进行征召，即使到边疆屯田戍守，也是一年或者两年就必须替换；到了东汉时期，逐步改变为招募，即是雇佣军的性质，但有事也必须征发农民服役。这些人都有家室，自然不可能长期被束缚在边疆地区屯田戍守；当时的军官也不是世袭。因此，当时并不存在像明代的卫所官兵一样世代为官，世代为兵的制度。同时，由于封建王朝要在边疆地区实行军屯，费用高昂，所以，军事屯田往往实行于边疆开辟的初期，一旦边疆稳定后，王朝对当地的统治就主要依靠迁移而来的汉族移民为支柱。这在史料上有很多的记载，如汉魏时期的南中地区，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是分开计算的，汉族人口和内地一样，由汉族官吏直接管理，编有户籍，要交纳赋税，服各种兵役和劳役。而少数民族人口则不编户籍，由其本民族的首领王侯或夷帅管理，这些首领再听命于封建王朝任命的太守、县令。当时，在南中地区也施行了“察举”“征辟”制度，但都为少数有势力的人所把持，他们世代为官，逐步掌握了南中地区的大权。这或许也是南中大姓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中大姓的形成和发展，既是封建王朝统治南中地区的需要，也和汉文化在南中地区的传播有关。汉王朝在南中地区设置郡县，移民实边，客观来说，进一步加强了边疆地区和内地的交流，加强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发展。
在三国两晋时期，活跃在南中地区的大姓很多，最著名的就是“四姓五子”，即孟、李、爨、董、毛，其他各郡大姓文献留有记载者多达数十家。在爨龙颜碑中有关于爨氏来历的一段话：“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眇胤也。”颛顼和祝融都是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人物。又说“子文铭德于春秋，班朗绍综于季叶”，子文乃是春秋时楚的令尹（丞相），班朗乃其后，以班为姓。后又说东汉时的大史学家班固、威镇西域的班超皆其先祖，“爰及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就是说到东汉末年，才改姓爨。“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后“迁运庸蜀，流薄南入”。此外1999年12月在四川省成都市郊区出土的唐代砖室墓一座钟，墓志题为“大唐故河东爨府郡墓志之铭”，文中记载了墓的主人即爨归王之子爨守忠的生平事迹。曰：“王名子华，字守忠，其先河东汾阴人也。……是二代祖遐，左迁是邦，世豪南夏，繁枝固本而一十四郡宗之。”还有就是《新唐书·南蛮传》记载：“西爨自言本安邑人。”据考证安邑在今天的夏县，在汉代时属于河东郡。根据这些综合起来，虽然在考察爨氏的来源时还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爨氏原本是从中原迁来的汉族，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二、南中地区爨氏的发展
爨氏最迟应该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定居在南中地区了。据《华阳国志》记载，蜀汉大将李恢为建宁俞元大姓，而其姑父爨习为建宁令，“有违犯之事，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长期稳定蜀国后方，诸葛亮有意识地扶植南中大姓，收其俊杰（如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和孟获等）为官属，结果，经过诸葛亮的扶植，以爨姓为代表的“四姓”（其余三姓不详或诸说不一）大姓豪族，成为南中颇有势力的统治集团，为后来爨氏最终取代其他三姓而独霸云南打下了基础。两晋之交，南中地区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东晋王朝和氐族在四川建立的成汉政权争夺南中，双方都必须依靠当地的大姓势力，而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也各有立场，依附不同的政权，互相争夺。在爨氏中，也各有依违。后成汉击败东晋在南中的势力，爨琛降。成汉在南中地区分设宁州、交州，以霍彪、爨琛分别为刺史，可见当时爨氏已成为南中首屈一指的大姓。后来霍氏的势力也被打垮了，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主要就剩下了爨氏，独自称霸南中。爨氏为何能控制南中地区呢？有学者认为，东晋政权是靠门阀势力支持建立起来的，所以东晋皇帝对豪门大族的利益就不能不进行更多的保护，使臭名昭著的门阀制度在东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在吏治方面， 东汉时期有“举贤不出世族”的政治标准，这样大姓可以做大官， 并且世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 父子兄弟把持朝政。在这种社会环境下， 爨氏作为南中唯一的大姓， 就很自然地控制了南中地区。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从爨氏逐步控制南中地区开始， 中原朝代更替频繁， 战乱不止， 无暇顾及南中边陲， 因而爨氏得以长期独霸南中。从三国结束到唐朝建立的350 多年里， 历西晋、东晋、南北朝、隋等四个大的朝代， 共有71人相继称帝， 平均在位不足五年。相对统一的西晋东晋间且不讲， 就拿南北朝说， 短短169 年， 就先后出现了刘宋、萧齐、萧梁、陈、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等9 个不同的王朝， 有时是几个王朝共存对峙， 其形势真正叫做是“朝秦暮楚”了。如此动荡不安的局面， 还有谁能顾及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南中诸郡呢？ 有时中原王朝年号已更改若干年了， 云南地区竟还用着旧年号， 而且无人追究。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混乱局面，也就不难理解当时爨氏“开门刺史闭门天子”的真实写照。 一直到隋初，内地的战乱，政权的更迭，都没有影响到爨氏家族对南中地区的统治。爨氏称霸南中以后，出现了爨地和爨人的称呼。非常明显的是这里的爨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只是在爨氏统治区域的众多民族的群体。而这些民族群体在相互的交往过程中也必定会发生过一定的联系。其中最突出的提点就是汉晋以来进入南中地区的汉族最终夷化，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蛮夷”。当然，这样的夷化也应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就是汉族同化到了夷人之中；第二是汉族和一些夷人的融合成就了一个就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新的民族。到了唐代的时候，在爨氏统治的南中地区出现了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樊绰《蛮书》卷四说道：“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自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川、南至步头，谓之东爨，风俗名爨也。”而“西爨自云本安邑人，七世祖晋南宁太瘦，中国乱，遂王蛮中。梁元帝时……，有爨瓒者，据其地，延袤二千余里。……而益州刺史段纶遣俞大施至南宁，治共范川，诱诸部皆纳款贡方物。”在隋唐时期，爨氏已经被认为是白蛮了。但是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汉族融入到了白蛮中，而是汉族与原来就已经分不在这里的僰人、夷人共同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白蛮。东汉时期，夷人的分布就已经延伸到了滇黔交界地区。《西南彝志》曾记载：“蜀汉皇帝时，孔明先生出兵，征讨南方，与叛帅交战时，祖先妥阿哲，出兵助汉皇，供给军粮，为其后援，攻无不克……妥阿哲发展基业，住在慕俄勾”。而《民国贵州通志·土司志》记载：“济火助武侯有功，后主时又受命征普里仡僚有功……既平仡僚，以其地赐火。……柏墨自濮徙居之。”可见，在蜀汉时期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的夷人在中央政权的支持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当时，在滇东北地区的朱提郡除了夷人外，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所以也有大量的汉族分布。东爨乌蛮的崛起应当是在刘宋时期，根据《爨龙颜碑》记载：“岁在壬申，百六遘衅，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君收合精锐五千之众，身伉矢石，仆碎千计，肃清边嵎。”学术界对此段话争论和猜测也是颇多，说法也不尽一致。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東爨乌蛮的发展加上他们不再听从爨氏的统治，并且驱掠汉人，于是爨氏便和东爨乌蛮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也因为东爨乌蛮分布的地区属于爨氏统治区域，所以这里的乌蛮被称为东爨乌蛮。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的是东爨地区并非只有乌蛮，西爨也不只是只有白蛮，只不过是在这两个地方，他们各自的人口总数占优罢了。在爨氏统治区域间，除汉族移民以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既有从事定居农业的焚人、滇人、夜郎等部族，也有从事游牧的叟人、昆明人等部族。在汉代边郡制的特殊的行政体制下，各族首领在郡县太守、县令的管辖下，各自统治自己的本部族，汉族居民则直接归太守县令治理，各民族之间存在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族和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相互帮助、相互交流、相互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间的界限逐渐泯灭，就是说，和当时北方黄河流域的民族大融合相对应的，在西南也出现了民族的大融合，不过西南的民族融合产生的则是爨人这一新的共同体。
公元581年，隋渡长江灭陈，结束了内地两个多世纪无休止的战乱，中原王朝的势力又强大起来，自然不会让爨氏在西南继续割据。隋文帝遂两次出兵南中，将爨氏家族的首领爨玩押回长安处死，但此举并未能控制南中地区，爨氏的其他首领仍继续踞有南中。唐朝建立后改变了政策，将爨玩的儿子爨宏达放回南中任昆州刺史，对爨地实行羁縻统治。这种状况大体保持了一百多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王朝为进一步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控制，在安宁筑城并修筑通往安南（今越南北部）的道路，使爨部做苦役，政苛人弊，激起爨人的反抗。诸爨首领召集部众，合力进攻，杀唐官，夷平了安宁城。接着爨氏又发生内乱，互相争权夺利，纷争不休，约在公元746年，被已经统一了洱海区域的南诏趁机进攻。众叛亲离之下，最大势力的爨崇道败亡，爨氏家族在南中地区四百年的统治结束了。爨氏家族人民的命运可能是下面这三种：第一是与众多的宁州汉族一样，和当地的一些民族融合成为了西爨白蛮，并且可能迁徙到了滇西地区；第二是回到了中原，例如爨归王的儿子爨守忠，最后又称为了汉族；第三种是同化到了白蛮之外的其他夷人当中。那为什么现在极少有人姓爨？显赫一时的家族真的没有后裔了？有学者认为，爨氏的后裔后来可能改姓寸了，爨、寸同声同韵，以爨字繁复，讹为寸，其后人改姓寸。已故云南大学副校长寸树声先生就有此种看法。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很多人并不以为然。解放初在鹤庆找到了明初立的一块碑名《寸升碑》，叙述其祖先本为称霸南中的爨氏，南诏大理以后保有贵族身份，改为寸，曾有人为大理国丞相，说明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后人改姓了寸，到了明代还留有记载。至于没有改姓的和改姓了的人的后裔具体何在，资料不足，依旧是一个难解的谜团。
三、爨文化的特征及其影响
文化的概念很宽泛，但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说，文化是民族的标志。“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团结统一，并区别于外族的一套符号系统，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从公元339年至公元748年止，作为地方家族的爨氏雄霸南中长达409年，这种情况不仅在云南历史上绝无仅有， 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少有的。然而， 爨氏大姓这样一个拥有内地文化并发展壮大的特殊家族势力， 却因内乱不止， 为后起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南诏灭掉， 在短短400年左右的统治时间里，在其区域内所产生的爨文化在云南文化史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仅是它拥有数百年年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原华夏文化与西南夷文化的交融与凝聚。随着爨氏家族势力的扩大，滇东地区受其统治的居民统称“爨人”——爨人就是夷化的汉人和汉化的夷人。“爨人”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夷汉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因此，爨文化显现出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民族包容性。爨氏因自称为班固后人，他们的汉文化水平也具有相当高的层次。如汉族的牛耕以及水田灌溉技术在当时的南中地区相当普遍。儒学和汉字在越来越多的地区流行，曲靖（建宁郡）《爨宝子碑》（东晋）、陆良（同乐县）《爨龙颜碑》这两块碑是汉文化在云南地区达到相当水平的直接证据。爨文化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文化的多样性。爨氏统治的滇南地区，地理环境非常复杂，属于高耸的山岭、低陷的盆地和深切的河谷所构成的横断地带。就算有着明显区别的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之说的隋唐时期，爨氏统治区域内也同时存在着其他许多少数民族比如叟、僰、濮、昆明等。爨文化第三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大量的历史碑刻。陆良彩色沙林西面约二三公里的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耸立着一块古碑，这就是全国著名的“二爨”之一的爨龙颜碑。它的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邓都县侯爨使君之碑”。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立于东晋“大享四年”（405），现存于曲靖一中。还有《爨龙骧之墓》刻石于1971年在陆良县的一座“梁堆”中发现，立于明朝永乐九年（1141年）大理的《寸式墓碑志》以及1999年在成都市郊区发现的《大唐故河东爨府君墓志之铭》，这也是目前为止继“二爨”以后发现的最为重要、最为完整的有关爨氏的墓志铭。以上的碑石都是与爨氏家族以及爨文化相联系的直接载体，它们从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侧面，反应了爨氏家族的兴衰，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爨氏家族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料。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俗称“两爨碑”）为代表，两爨碑的文体书法为前贤推崇备至，阮元跋《爨龙颜碑》说：“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此碑还被誉为“书家鼻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于“二爨”的评价极高，“朴厚古朴，奇资百出……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扩大了“宝子体”的影响，为爨体书法的研究也奠定了基础。
长期以来，爨文化一直都是默默无闻，有些学者甚至怀疑爨文化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我们依旧可以经过自己的探索，即透过历史记录的夹缝和爨氏的墓碑和墓志，由白族和彝族历史的研究，发现公元三世纪中至八世纪中西南地区400余年由爨氏、爨蛮、西爨白蛮与东爨乌蛮创造的古代文明。爨文化是云南历史发展的重要链条，它上承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因此，研究和发掘爨文化，不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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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夜郎传》
[3]《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4]《新唐书·南蛮传下》
[5]《西南彝志》
[6]王文光 龙晓燕 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
[7]秦建文.爨·爨氏·爨文化[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7，（9）.
[8]支运华. 爨氏大姓兴亡的历史之鉴[N]. 云南日报， 2001-12-19（CO3）.
[9]支运华. 爨氏为何能控制南中[N]. 云南日报， 2003-02-26（CO3）.
作者简介：
卢贺茜，女，湖南益阳人，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