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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怎么说,我想,我与刘淑愈这个人还是有缘的。昨天,当我翻阅李怀国主编的《临沂历史书院》一书时,书中介绍的临沂地区明清建立的28个书院中,最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那个从波翻浪涌的漩涡中走来的刘淑愈。所以今天一早,我就约嘉鸿兄一起,驾车去费县的探沂镇寻访刘淑愈了。
从沂南驾车到刘淑愈的“岐山书院”,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且路况一般,多亏有GPS导航,路上拐了许多弯,直至跨过祊河,又行走了一段路程,拐出一个村庄后,才望见岐山。岐山,从远处看去并不算高,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雄奇险幽。远观岐山,那一道绵延起伏的黛绿色的山脊,反倒透着一种温柔和秀气。
顺着山道,很快来到岐山跟前,我把车子开到岐山寺前的一片空地上。岐山寺处在一个类似“座椅”或“簸箕”状的山峪中,所以当地人把这座山称作“萁山”。而“岐山”这个称呼,大概是那帮读书人叫起来的,“岐山”本在陕西,原称“凤凰山”,取周文王“凤鸣岐山”之意。
其实这座山的名字叫法很多,在清时曾被称作“旗山”,而现在的岐山寺,在大门的匾额上干脆题作“其山”了。
岐山之所以吸引我,不仅在于刘淑愈创办的书院,还有他清末揭竿而起之后据守过的这座山,以及他在这里留下的文字。
刘淑愈不仅是清道光年间的进士和“岐山书院”的创办人,而且后来还竖起了反清大旗,率众起义,后来成为“岐山幅军”寨主孙化祥的总军师。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种“进士造反”的人是极其罕见的。
刘淑愈教授生徒的“岐山书院”,就在现在的“其山寺”这个位置。“书院”虽然在战火中损毁,但那三棵一雄、双雌的千年银杏树仍在。如今,这三棵历经火烧雷击,伤痕累累的大树,就像一个个饱经沧桑的文化造型,坚挺地站立在那里。它们粗壮发达的根系,抓住石头,深入石缝,整个地与这座山融为一体了。
近年重新修建的寺院,稍显单薄。进入寺院后,许嘉鸿兄与寺院住持进行交谈,我沿着寺院西面的山坡,向山顶爬去。我想以这种方式,从这些坚硬的石头和草木中,去寻找隐秘在层层文物史料下的有机生命。
真想不到,这看似不高的山,竟然很高,整个登山的过程,让我气喘吁吁,中间歇息了数次,才接近当年“岐山幅军”遗留下的已经坍塌的寨墙墙基。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岐山海拔高度有四百多米。
岐山的山顶,树木稀疏,荒草萋萋,四周全是残垣断壁。我穿过荆棘的缝隙,登上山顶北侧断崖上的一块巨石,站在巨石向北瞭望,远处,层峦叠嶂,绵延不断的莽莽群山尽收眼底。突然,一股强劲的寒风迎面袭来,吹了我一个趔趄。这风好像是有意的,它像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见面后猛然向我肩头来了一拳,恍然中,却开启了我的思绪。
我开始在大脑中搜索着刘淑愈,搜索着刘淑愈为岐山寺大殿重修时所做的那个《碑序》:
余尝偕二三贤士大夫,登旗山之山巅,慨然而动遐思:东望艾山,则柳毅神君传书处,又其东,抵琅琊,为汉武乡侯、晋王右军故里;转而北望,蒙山在焉,山之下郁郁乎、苍苍乎,是唐颜常山、颜鲁公三昆仲坟墓。苍松古柏,历历可数,非惟人杰,山亦有灵,假使诸先政而在,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
这个《碑序》应该是刘淑愈在岐山创办书院那段时间写下的,从文中完全可以看出,沂蒙大地的山水人文,成为刘淑愈内心的独白,他让世人看到了沂蒙历史文化的厚重,和现存体制下的荒苦、寂寞的无情延续。
风突然停了下来,山野一片寂静,恍如梦境。恍惚中,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刘淑愈站在了我的面前……大山之上,在这个冬日的暖阳下,我庆幸有机会与他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对视,并有机会仔细打量他,从而获得一种气势磅礴又不乏细腻、清新的感受。
显然,站在这里的刘淑愈,对腐败的清王朝彻底失望了。于他而言,大山之上的凝思,意味着一场神圣的洗礼,它赋予了他的生命以新的索引。因而也就有了后来他在岐山幅军议事堂所作的两副楹联:
一
南朱雀,北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恰成旗山阵势;周姜尚,汉诸葛,唐李靖,宋武穆,居然名士风流。
二
东狩获麟,食其肉寝其皮;中原逐鹿,大者王小者霸。
刘淑愈,祖籍今兰陵县横山乡沈坊前村,明末,先祖迁至费县毛家河村。刘淑愈生于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他“自幼聪慧,记忆力超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他由于“不会投机钻营,仕途蹭蹬”,直至道光十九年(1839),才被授予顺天府房山县知县。且任职仅百日,即因“不谙政体,难膺民社”而革职。后朝廷以“该员文理尚优,可任教职”,降为泰安县教谕。任职不到半年,又因“触怒权贵”遭弹劾,刘淑愈愤而辞职回乡。
辞职回乡的刘淑愈,反而轻松了许多。但人是需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的,而他心中的目标就是“文化”。“文化”这两个字在他的心目中,概括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坚守。很快,刘淑愈来到了香火旺盛的岐山寺,他与住持僧空仙结为好友,在岐山寺正殿开办书院。几年下来,他的学生有四位先后考中进士,另有进学、中举的学子“难以计数”。
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刘淑愈解散书院,居于家中。咸丰十一年(1861),刘淑愈竖起反清大旗,率众与岐山幅军会合,被幅军首领孙化祥委任为总军师,他亲自手书讨清榜文,“传示蒙山之阳抱犊之阴,有众数十万。”岐山幅军的起义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同治二年(1863),清廷调集山东兵力进行围剿,起义军受到重创后,刘淑愈率领留守人员在岐山固守,不幸被俘,后在狱中被害。
又一阵山风袭来,天慢慢地变得暗了起来,我踏着一块块坍塌的乱石,沿着山脊由西向东,感受着一个人曾经走过的路……
太陽将要落山了,橘红色的太阳大且圆。此刻,我的周围——那个柔润淡然的空间中,那太阳,那山脊,那若隐若现的身影,于我的心中慢慢地生成了一首歌:日落日出都是一个样子,那是因为太阳始终站在那里;睡着和醒着都是一个样子,那是因为睡着醒着都在梦里;死亡和出生都是一个样子,那是因为生前死后的你都在那里……
太阳开始轻轻地碰触山顶,天地间忽明忽暗的光照恍如梦境。此刻,岐山之中,我被一种传奇而恒久的气息,被一种自由、悲壮、独立和完整的个性所感染,我因而清晰地看到了山寨和书院交相辉映的影子,听到了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但却发于同一个源头的声音。
责任编辑|李 瑾
冯春明,山东沂南人。山东省作协会员,现任职于沂南县人民检察院。作品散见《诗刊》《星星》《山东文学》《前卫文学》等,著有诗文集三部。
从沂南驾车到刘淑愈的“岐山书院”,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且路况一般,多亏有GPS导航,路上拐了许多弯,直至跨过祊河,又行走了一段路程,拐出一个村庄后,才望见岐山。岐山,从远处看去并不算高,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雄奇险幽。远观岐山,那一道绵延起伏的黛绿色的山脊,反倒透着一种温柔和秀气。
顺着山道,很快来到岐山跟前,我把车子开到岐山寺前的一片空地上。岐山寺处在一个类似“座椅”或“簸箕”状的山峪中,所以当地人把这座山称作“萁山”。而“岐山”这个称呼,大概是那帮读书人叫起来的,“岐山”本在陕西,原称“凤凰山”,取周文王“凤鸣岐山”之意。
其实这座山的名字叫法很多,在清时曾被称作“旗山”,而现在的岐山寺,在大门的匾额上干脆题作“其山”了。
岐山之所以吸引我,不仅在于刘淑愈创办的书院,还有他清末揭竿而起之后据守过的这座山,以及他在这里留下的文字。
刘淑愈不仅是清道光年间的进士和“岐山书院”的创办人,而且后来还竖起了反清大旗,率众起义,后来成为“岐山幅军”寨主孙化祥的总军师。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种“进士造反”的人是极其罕见的。
刘淑愈教授生徒的“岐山书院”,就在现在的“其山寺”这个位置。“书院”虽然在战火中损毁,但那三棵一雄、双雌的千年银杏树仍在。如今,这三棵历经火烧雷击,伤痕累累的大树,就像一个个饱经沧桑的文化造型,坚挺地站立在那里。它们粗壮发达的根系,抓住石头,深入石缝,整个地与这座山融为一体了。
近年重新修建的寺院,稍显单薄。进入寺院后,许嘉鸿兄与寺院住持进行交谈,我沿着寺院西面的山坡,向山顶爬去。我想以这种方式,从这些坚硬的石头和草木中,去寻找隐秘在层层文物史料下的有机生命。
真想不到,这看似不高的山,竟然很高,整个登山的过程,让我气喘吁吁,中间歇息了数次,才接近当年“岐山幅军”遗留下的已经坍塌的寨墙墙基。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岐山海拔高度有四百多米。
岐山的山顶,树木稀疏,荒草萋萋,四周全是残垣断壁。我穿过荆棘的缝隙,登上山顶北侧断崖上的一块巨石,站在巨石向北瞭望,远处,层峦叠嶂,绵延不断的莽莽群山尽收眼底。突然,一股强劲的寒风迎面袭来,吹了我一个趔趄。这风好像是有意的,它像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见面后猛然向我肩头来了一拳,恍然中,却开启了我的思绪。
我开始在大脑中搜索着刘淑愈,搜索着刘淑愈为岐山寺大殿重修时所做的那个《碑序》:
余尝偕二三贤士大夫,登旗山之山巅,慨然而动遐思:东望艾山,则柳毅神君传书处,又其东,抵琅琊,为汉武乡侯、晋王右军故里;转而北望,蒙山在焉,山之下郁郁乎、苍苍乎,是唐颜常山、颜鲁公三昆仲坟墓。苍松古柏,历历可数,非惟人杰,山亦有灵,假使诸先政而在,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
这个《碑序》应该是刘淑愈在岐山创办书院那段时间写下的,从文中完全可以看出,沂蒙大地的山水人文,成为刘淑愈内心的独白,他让世人看到了沂蒙历史文化的厚重,和现存体制下的荒苦、寂寞的无情延续。
风突然停了下来,山野一片寂静,恍如梦境。恍惚中,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的刘淑愈站在了我的面前……大山之上,在这个冬日的暖阳下,我庆幸有机会与他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对视,并有机会仔细打量他,从而获得一种气势磅礴又不乏细腻、清新的感受。
显然,站在这里的刘淑愈,对腐败的清王朝彻底失望了。于他而言,大山之上的凝思,意味着一场神圣的洗礼,它赋予了他的生命以新的索引。因而也就有了后来他在岐山幅军议事堂所作的两副楹联:
一
南朱雀,北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恰成旗山阵势;周姜尚,汉诸葛,唐李靖,宋武穆,居然名士风流。
二
东狩获麟,食其肉寝其皮;中原逐鹿,大者王小者霸。
刘淑愈,祖籍今兰陵县横山乡沈坊前村,明末,先祖迁至费县毛家河村。刘淑愈生于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他“自幼聪慧,记忆力超强”,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他由于“不会投机钻营,仕途蹭蹬”,直至道光十九年(1839),才被授予顺天府房山县知县。且任职仅百日,即因“不谙政体,难膺民社”而革职。后朝廷以“该员文理尚优,可任教职”,降为泰安县教谕。任职不到半年,又因“触怒权贵”遭弹劾,刘淑愈愤而辞职回乡。
辞职回乡的刘淑愈,反而轻松了许多。但人是需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的,而他心中的目标就是“文化”。“文化”这两个字在他的心目中,概括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坚守。很快,刘淑愈来到了香火旺盛的岐山寺,他与住持僧空仙结为好友,在岐山寺正殿开办书院。几年下来,他的学生有四位先后考中进士,另有进学、中举的学子“难以计数”。
太平天国起义后,天下大乱,刘淑愈解散书院,居于家中。咸丰十一年(1861),刘淑愈竖起反清大旗,率众与岐山幅军会合,被幅军首领孙化祥委任为总军师,他亲自手书讨清榜文,“传示蒙山之阳抱犊之阴,有众数十万。”岐山幅军的起义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同治二年(1863),清廷调集山东兵力进行围剿,起义军受到重创后,刘淑愈率领留守人员在岐山固守,不幸被俘,后在狱中被害。
又一阵山风袭来,天慢慢地变得暗了起来,我踏着一块块坍塌的乱石,沿着山脊由西向东,感受着一个人曾经走过的路……
太陽将要落山了,橘红色的太阳大且圆。此刻,我的周围——那个柔润淡然的空间中,那太阳,那山脊,那若隐若现的身影,于我的心中慢慢地生成了一首歌:日落日出都是一个样子,那是因为太阳始终站在那里;睡着和醒着都是一个样子,那是因为睡着醒着都在梦里;死亡和出生都是一个样子,那是因为生前死后的你都在那里……
太阳开始轻轻地碰触山顶,天地间忽明忽暗的光照恍如梦境。此刻,岐山之中,我被一种传奇而恒久的气息,被一种自由、悲壮、独立和完整的个性所感染,我因而清晰地看到了山寨和书院交相辉映的影子,听到了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但却发于同一个源头的声音。
责任编辑|李 瑾
冯春明,山东沂南人。山东省作协会员,现任职于沂南县人民检察院。作品散见《诗刊》《星星》《山东文学》《前卫文学》等,著有诗文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