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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间的曾静案，震惊朝野。湖南一个穷困潦倒的秀才，居然派遣门徒远赴西安，联络素不相识的川陕总督岳钟琪，邀其举兵反清。在当时人看来，这绝对匪夷所思。在给雍正的密折中，岳钟琪称之为“此等奇幻之事”。而雍正帝本人看过曾静等人的供词后，朱批：“览逆犯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还很幽默地在宠臣鄂尔泰密折的批语中说：“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卿可听之。”
曾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他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
造反不是儿戏，总得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基础。曾静的同道，只是手下两三个学生。承担联络岳钟琪的关键任务的张熙，跋涉千里的盘缠竟然是他本人在曾静蛊惑下，“当了屋和塘”才勉强凑的。
曾静在湖南的穷乡僻壤，听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因功高受到皇帝的猜忌，觉得是个机会。他也不想想，即便道听途说句句是实，即便岳钟琪真有心谋反，他干吗要听一个山野村夫的摆布？
当然，曾静也意识到，传闻可能不确，行前告诫张熙，到西安后如果岳钟琪并无与朝廷剑拔弩张的状况，就不必执行任务了。被捕后，张熙招供，他抵达陕西后，已经发现传闻不实，本来不准备行动了，“后思万里远来，不可虚返”，决定冒险一试。要知道，这可是造反！仅仅因为大老远来了，不能空手回去，就动员别人起兵叛乱？这恐怕得算天字第一号“无知者无畏”了吧？
于是，雍正六年（一七二八）九月二十六日，张熙当街拦下了岳鐘琪的车子，在众目睽睽下递上了这封劝人谋反的书信，岳氏当即将张熙扣留。
张熙还算条汉子。在总督衙门，岳钟琪与陕西巡抚西琳亲自审讯，用夹棍拷问，他坚不吐实。岳氏等怕用刑过度“重刑致毙”，只好暂时罢手。
但质朴的张熙很快着了道儿。没过几天，岳钟琪改变策略，派人假扮仆役，与张熙套近乎，宣称之前上刑只是考验，现在考验合格，可以敞开胸怀了。于是岳氏与张熙对天盟誓，骗出了实情。
张熙啊张熙，头天岳钟琪已凶相毕露，他居然还能被甘言蒙骗，只能说山野小民没见过世面。这就是曾静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强将手下无弱兵。有这样的学生，其老师可想而知。这真的是在严肃地造反吗？
说穿了，答案很简单。和张熙一样，曾静也根本没见过世面，所以才会荒唐地去策反素不相识的朝廷大员。但他哪来的豹子胆，居然要造反？
曾静有部书稿，叫《 知新录》。书中提到，天地出现异象，“五星聚，黄河清”，预示着世道将大变，正是召唤英雄之时。而曾静这只井底之蛙，自视有经天纬地之才，“在今日似恰逢其会”。他至少从三个迹象判断，清朝将亡。
首先即上述异象，加上曾静居住的湖南永兴县在雍正四、五两年因水灾导致粮食大幅减产，社会动荡。甚至雍正通宝在曾静看来也暗藏玄机。古代铜钱是用铜、铅搭配铸成，铜的比例越高，钱越美观，其上文字越清楚，但铜本身的价值可能会超过铜钱面值，就会有不法分子销毁铜钱，铸造铜器以牟利。康熙时代，铜六铅四，就带来了这样的问题。所以雍正即位后，改变比例，铜铅一比一铸造，使奸民无利可图。但造成的后果是，雍正通宝上的文字远不如康熙通宝清楚。对此，山野村夫当然不懂，于是就有谣言，“以为如今新皇帝因铸钱不成，杀了几多铸匠”。凡此种种，让迷信的曾静以为，是上天昭告清朝将亡的信号。
其次，康熙末年，诸子争夺皇位，演出了一幕手足相残的惨剧。城府极深的胤禛即位后，对兄弟痛下毒手，从而引发了关于其得位不正、劣迹斑斑的种种传闻。尤其是他将竞争对手的仆从流放南方偏远地带，这些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从京城到南方的漫长行程中，一路散播种种攻击胤禛的言论。按照曾静的总结，传闻列举了胤禛谋杀康熙、逼死母亲、杀害兄长的种种罪状，又称胤禛贪财、酗酒、好色，诛杀忠良，信用小人，等等。总之，国之将亡，暴君当道，在曾静看来，清朝的日子不长了。
其三，最诡异的是，曾静突然间明白了多年熟读的“四书五经”中华夷之辨的道理。这就牵涉了吕留良。吕氏生于明末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官宦世家，易代之际随兄长阖门抗清，兵败后隐居行医。顺治十年（一六五三）一度参加科举，中秀才，一失足成千古恨（吕氏自称“失脚”）。后来他追悔莫及，频频自责，为拒绝清廷征召，不惜以削发为僧相抗拒。入清以后，为生计所迫，吕留良成了评点、出版八股文选的名家，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原本一心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曾静，很自然地就成了吕留良的粉丝。
不过，直到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吕氏的八股文评点中隐含的华夷之辨观念，并未在曾静的心中留下什么印象。雍正三年，因为湖南地少人多，曾静一度欲迁居四川，并曾付诸实施。是年七月末，这位此前“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的秀才，终于在远赴四川的途中，首先抵达了长沙。这是他生平第一遭到省城，“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没想到在长沙城中“竟看见有一告示，上说五星联珠、日月合璧（是年二月初二之天象）的话”，曾静大喜，认为这是太平盛世行将到来的吉兆。他自信满满，既然太平盛世要来，自己这样的旷世才子必定要受重用，那还辛辛苦苦去四川干吗？在家等着不就行了？于是调转马头，曾静回家了。
但在家待了两年，守株而不见兔，加之永兴“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于是曾静开始怀疑，雍正三年的“五星联珠、日月合璧”并非为本朝而现，相反，是改朝换代的迹象。而最后让曾静确信清朝要亡的，是吕留良的两首诗。
雍正五年，因为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派学生张熙去各地求购“四书五经”之《大全》（明代将“四书五经”的历代重要注解汇编在一起的书），以及《朱子语类》《朱子文集》等。因为吕留良是曾静衷心崇拜的科举名家，且吕氏父子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出版商，所以张熙到浙江后，专门到吕家访书，无意中买了一本吕留良的诗集。
张熙浙江之行，绝非受《春秋》大义感召，去吕府朝圣，原本只是为了举业而已。但他无意中购得的这部吕氏诗稿，其中《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两首给了曾静极大的触动，“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 所幸今天我们还能读到这两首诗，可以推测曾静何以有如此反应。《如此江山图》本是南宋遗民感慨故国沦丧的画作，吊诡的是，元朝灭亡后，有汉族文人在此画上题诗作序，抒发对元朝的故国之思。吕留良对此颇为愤慨，立意要澄清华夷之辨，《题如此江山图》原诗甚长，关键在其中两句：“不特元亡不足悲，宋亡之恨亦雪矣。”要之，吕留良否认元政权之合法性。
钱墓乃明代海盐钱氏家族墓地，墓地上有两株数百年的老松树。吕留良在《钱墓松歌》中，认定一株种于南宋末年（称为“紫云”），一株种于明朝初年（称为“万苍”）：“紫云宋松围一丈，万苍明松八尺余。……紫云未必五百寿，固当系之在德祐。万苍不止三百多，只合题名洪武后。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除却戌（犬）年与未（羊）月，宋松明松正相接。”对元朝的否定更为直白。
在今天看来，这两首诗无非是明遗民的老生常谈，但对僻处荒村、除举业外恐怕没读过几本书的曾静，却实实在在是振聋发聩。德祐乃宋恭帝年号（一二七五至一二七六），洪武元年为一三六八年，相隔九十余年。而顺治元年为一六四四年，雍正五年乃一七二七年，相距八十余年。至此，在天象、传闻的警示下，两首诗让曾夫子恍然大悟，原来清朝就是熟读的《春秋》所谓“攘夷”之“夷”！也正是在天象、传闻、《春秋》与元朝的短命历史这四重证据下，曾静坚信，清朝要亡了。所谓华夷之辨，对他而言，代表的并非被野蛮统治的悲愤，恰恰相反，预示着新时代即将来临。曾静进一步相信，他就是上天选中的那个人。
《知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曾静的确反清，不承认清朝的统治，但需特别注意的是，他同时否认南明政权，认为崇祯死后天下就陷入了无君的状态。他要踏遍天下，“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表明他根本不承认明朝有复兴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他反清，但不复明。那么，一个根本问题就浮现了：曾静心目中的君王是谁？
被捕后，曾静供称，受吕留良蛊惑，“不辞辛苦，不计利害，思想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人来做主”，“非是当时心下另藏有别样不好意思”。这里，曾静展现出了愚昧农民的狡诈，但恰恰暴露了自己。他竭力想撇清的是，自己并无非分之想（此即所谓“别样不好意思”），只是“不辞辛苦，不计利害”，要为苍生寻找真命天子。问题是，他寻过吗？
《知新录》又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孔孟程朱该做皇帝，这样的想法不奇怪。但说吕留良该做皇帝，就有些诡异，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明末皇帝该吕留良做，那当今皇帝呢？
答案就在《知新录》中：“敬卿（张熙）、景叔（曾氏另一门徒廖易）语言文字推崇过量，把某看作莫大的人物，心心念念望世变事革，想某乘运起来复三代。……‘仰观三代，天亶聪明，乾之九五，圣位莫乘’，此等语在某分上固不敢当。只是他也不是一时躁率轻妄，信口说大话，抬高师长，确是他心中所见，实实如是。”
这是地地道道、铁案如山的皇帝梦！曾静借学生之口，把自己想象成三代圣王的转世灵童。“天亶聪明”“乾之九五”云云，都是经书中描绘帝王的言辞。这么大的帽子，曾静多少有些羞涩，不好意思直接认领，“在某分上固不敢当”，假作谦卑。毕竟，儒家传统中圣王没有不谦恭的。但这位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又随即害怕这一点点忸怩作态的谦卑会引起误解，忙不迭澄清，弟子们绝不是在吹捧老师，而是“心中所见，实实如是”。按捺不住的狂妄背后，是可怕的贪婪与愚昧。
在審讯时，曾静这样辩解：“张熙、廖易病狂丧心，猥以此等语推尊弥天重犯，何异弥天重犯盲睛瞎眼，以千古宗人推尊吕留良！”并摇尾乞怜：“皇上圣明天纵，天地包容，万万叩首，惟冀哀之、怜之，矜恤其无知而已，更有何说分解得？”
此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尊吕（乃至尊孔、尊孟、尊程朱）正是为了尊己！只是，曾门哼、哈二将欲尊曾静为帝，是受了曾静本人的蛊惑。曾静欲尊吕氏为帝，与吕氏有何干系！
吕家后人及门生，与这幕荒诞剧并没有瓜葛。如上所述，张熙赴浙本为举业，曾静萌生邪念，是在他带回吕留良的诗稿之后。张熙赴浙时，并无所谓逆谋，吕氏后人与门生当然无从知晓。各方供词可以证明这点。
但在雍正的循循善诱下，曾静把责任全推到吕留良身上，咬牙切齿地咒骂：“今日若不恭逢皇上圣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悯念陷罪之无知，弥天重犯之磔尸碎骨，灭门赤族，俱因吕留良之逆凶毒祸之所致也。今日使吕留良而在，弥天重犯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岂但忿恨而已。”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忏悔，或许是违心的，甚而是官方拟定的。但这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曾静毫无气节可言。
曾夫子真懂华夷之辨吗？他在哪里表现出了对儒家思想的深刻体认与士人气节？几个手无寸铁的山野村夫，居然信心满满，要说动高官谋反，这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是自分必死，宁愿以卵击石，也不愿苟活在污浊的人世;不是义愤下要为理想献身，用鲜血谱写一曲正气歌;而是要乘机巧取天道循环下华夷之辨的果实！
曾静只是个无知无识又无耻，猪油蒙了心的狂妄小人！
胤禛何等精明，曾静是个什么货色，他一清二楚。认真对待这样的政治犯，岂非也成了荒诞剧中的一角？胤禛的高明在于，假戏真做，将荒诞剧演成了杀伤力十足的正剧。
他赦免了曾静、张熙，这不算“奇料理”。
真正的奇，是将为此案发布的数道冗长谕旨、筛选过的历次审判记录与曾静的忏悔录《归仁说》合编成册，题为《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连当时的偏远地区台湾都领到了近万册），组织全国官民定期学习，移风易俗。而曾静、张熙被派到地方巡讲，用改造获得新生的亲身经历，向国人诉说大清王朝的圣德。
真正的奇，是吕留良被鞭尸，吕氏后人、门生惨遭屠戮，家人流放宁古塔为奴。这，是为了制服在清廷眼中，始终没有心悦诚服接受清朝统治的江南士子。
曾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他到底怀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
造反不是儿戏，总得有一定的人力、物力基础。曾静的同道，只是手下两三个学生。承担联络岳钟琪的关键任务的张熙，跋涉千里的盘缠竟然是他本人在曾静蛊惑下，“当了屋和塘”才勉强凑的。
曾静在湖南的穷乡僻壤，听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因功高受到皇帝的猜忌，觉得是个机会。他也不想想，即便道听途说句句是实，即便岳钟琪真有心谋反，他干吗要听一个山野村夫的摆布？
当然，曾静也意识到，传闻可能不确，行前告诫张熙，到西安后如果岳钟琪并无与朝廷剑拔弩张的状况，就不必执行任务了。被捕后，张熙招供，他抵达陕西后，已经发现传闻不实，本来不准备行动了，“后思万里远来，不可虚返”，决定冒险一试。要知道，这可是造反！仅仅因为大老远来了，不能空手回去，就动员别人起兵叛乱？这恐怕得算天字第一号“无知者无畏”了吧？
于是，雍正六年（一七二八）九月二十六日，张熙当街拦下了岳鐘琪的车子，在众目睽睽下递上了这封劝人谋反的书信，岳氏当即将张熙扣留。
张熙还算条汉子。在总督衙门，岳钟琪与陕西巡抚西琳亲自审讯，用夹棍拷问，他坚不吐实。岳氏等怕用刑过度“重刑致毙”，只好暂时罢手。
但质朴的张熙很快着了道儿。没过几天，岳钟琪改变策略，派人假扮仆役，与张熙套近乎，宣称之前上刑只是考验，现在考验合格，可以敞开胸怀了。于是岳氏与张熙对天盟誓，骗出了实情。
张熙啊张熙，头天岳钟琪已凶相毕露，他居然还能被甘言蒙骗，只能说山野小民没见过世面。这就是曾静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强将手下无弱兵。有这样的学生，其老师可想而知。这真的是在严肃地造反吗？
说穿了，答案很简单。和张熙一样，曾静也根本没见过世面，所以才会荒唐地去策反素不相识的朝廷大员。但他哪来的豹子胆，居然要造反？
曾静有部书稿，叫《 知新录》。书中提到，天地出现异象，“五星聚，黄河清”，预示着世道将大变，正是召唤英雄之时。而曾静这只井底之蛙，自视有经天纬地之才，“在今日似恰逢其会”。他至少从三个迹象判断，清朝将亡。
首先即上述异象，加上曾静居住的湖南永兴县在雍正四、五两年因水灾导致粮食大幅减产，社会动荡。甚至雍正通宝在曾静看来也暗藏玄机。古代铜钱是用铜、铅搭配铸成，铜的比例越高，钱越美观，其上文字越清楚，但铜本身的价值可能会超过铜钱面值，就会有不法分子销毁铜钱，铸造铜器以牟利。康熙时代，铜六铅四，就带来了这样的问题。所以雍正即位后，改变比例，铜铅一比一铸造，使奸民无利可图。但造成的后果是，雍正通宝上的文字远不如康熙通宝清楚。对此，山野村夫当然不懂，于是就有谣言，“以为如今新皇帝因铸钱不成，杀了几多铸匠”。凡此种种，让迷信的曾静以为，是上天昭告清朝将亡的信号。
其次，康熙末年，诸子争夺皇位，演出了一幕手足相残的惨剧。城府极深的胤禛即位后，对兄弟痛下毒手，从而引发了关于其得位不正、劣迹斑斑的种种传闻。尤其是他将竞争对手的仆从流放南方偏远地带，这些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在从京城到南方的漫长行程中，一路散播种种攻击胤禛的言论。按照曾静的总结，传闻列举了胤禛谋杀康熙、逼死母亲、杀害兄长的种种罪状，又称胤禛贪财、酗酒、好色，诛杀忠良，信用小人，等等。总之，国之将亡，暴君当道，在曾静看来，清朝的日子不长了。
其三，最诡异的是，曾静突然间明白了多年熟读的“四书五经”中华夷之辨的道理。这就牵涉了吕留良。吕氏生于明末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官宦世家，易代之际随兄长阖门抗清，兵败后隐居行医。顺治十年（一六五三）一度参加科举，中秀才，一失足成千古恨（吕氏自称“失脚”）。后来他追悔莫及，频频自责，为拒绝清廷征召，不惜以削发为僧相抗拒。入清以后，为生计所迫，吕留良成了评点、出版八股文选的名家，在社会上影响极大。原本一心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曾静，很自然地就成了吕留良的粉丝。
不过，直到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吕氏的八股文评点中隐含的华夷之辨观念，并未在曾静的心中留下什么印象。雍正三年，因为湖南地少人多，曾静一度欲迁居四川，并曾付诸实施。是年七月末，这位此前“从未出门，只因考试到过郴州”的秀才，终于在远赴四川的途中，首先抵达了长沙。这是他生平第一遭到省城，“因到长沙城中走一回”。没想到在长沙城中“竟看见有一告示，上说五星联珠、日月合璧（是年二月初二之天象）的话”，曾静大喜，认为这是太平盛世行将到来的吉兆。他自信满满，既然太平盛世要来，自己这样的旷世才子必定要受重用，那还辛辛苦苦去四川干吗？在家等着不就行了？于是调转马头，曾静回家了。
但在家待了两年，守株而不见兔，加之永兴“这两年的收成不好，接年水荒，米贵，谷贵，百姓艰难，逃荒避水的多”，于是曾静开始怀疑，雍正三年的“五星联珠、日月合璧”并非为本朝而现，相反，是改朝换代的迹象。而最后让曾静确信清朝要亡的，是吕留良的两首诗。
雍正五年，因为僻处穷乡，无书可读，他派学生张熙去各地求购“四书五经”之《大全》（明代将“四书五经”的历代重要注解汇编在一起的书），以及《朱子语类》《朱子文集》等。因为吕留良是曾静衷心崇拜的科举名家，且吕氏父子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出版商，所以张熙到浙江后，专门到吕家访书，无意中买了一本吕留良的诗集。
张熙浙江之行，绝非受《春秋》大义感召，去吕府朝圣，原本只是为了举业而已。但他无意中购得的这部吕氏诗稿，其中《钱墓松歌》及《题如此江山图》两首给了曾静极大的触动，“始而怪，既而疑，继乃信”。 所幸今天我们还能读到这两首诗，可以推测曾静何以有如此反应。《如此江山图》本是南宋遗民感慨故国沦丧的画作，吊诡的是，元朝灭亡后，有汉族文人在此画上题诗作序，抒发对元朝的故国之思。吕留良对此颇为愤慨，立意要澄清华夷之辨，《题如此江山图》原诗甚长，关键在其中两句：“不特元亡不足悲，宋亡之恨亦雪矣。”要之，吕留良否认元政权之合法性。
钱墓乃明代海盐钱氏家族墓地，墓地上有两株数百年的老松树。吕留良在《钱墓松歌》中，认定一株种于南宋末年（称为“紫云”），一株种于明朝初年（称为“万苍”）：“紫云宋松围一丈，万苍明松八尺余。……紫云未必五百寿，固当系之在德祐。万苍不止三百多，只合题名洪武后。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除却戌（犬）年与未（羊）月，宋松明松正相接。”对元朝的否定更为直白。
在今天看来，这两首诗无非是明遗民的老生常谈，但对僻处荒村、除举业外恐怕没读过几本书的曾静，却实实在在是振聋发聩。德祐乃宋恭帝年号（一二七五至一二七六），洪武元年为一三六八年，相隔九十余年。而顺治元年为一六四四年，雍正五年乃一七二七年，相距八十余年。至此，在天象、传闻的警示下，两首诗让曾夫子恍然大悟，原来清朝就是熟读的《春秋》所谓“攘夷”之“夷”！也正是在天象、传闻、《春秋》与元朝的短命历史这四重证据下，曾静坚信，清朝要亡了。所谓华夷之辨，对他而言，代表的并非被野蛮统治的悲愤，恰恰相反，预示着新时代即将来临。曾静进一步相信，他就是上天选中的那个人。
《知新录》中有这样一段话：“《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曾静的确反清，不承认清朝的统治，但需特别注意的是，他同时否认南明政权，认为崇祯死后天下就陷入了无君的状态。他要踏遍天下，“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表明他根本不承认明朝有复兴的合法性。换句话说，他反清，但不复明。那么，一个根本问题就浮现了：曾静心目中的君王是谁？
被捕后，曾静供称，受吕留良蛊惑，“不辞辛苦，不计利害，思想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人来做主”，“非是当时心下另藏有别样不好意思”。这里，曾静展现出了愚昧农民的狡诈，但恰恰暴露了自己。他竭力想撇清的是，自己并无非分之想（此即所谓“别样不好意思”），只是“不辞辛苦，不计利害”，要为苍生寻找真命天子。问题是，他寻过吗？
《知新录》又云：“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不该把世路上英雄做。……春秋时皇帝该孔子做;战国时皇帝该孟子做;秦以后皇帝该程、朱做;明末皇帝该吕子做。今都被豪强占据去了。”孔孟程朱该做皇帝，这样的想法不奇怪。但说吕留良该做皇帝，就有些诡异，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明末皇帝该吕留良做，那当今皇帝呢？
答案就在《知新录》中：“敬卿（张熙）、景叔（曾氏另一门徒廖易）语言文字推崇过量，把某看作莫大的人物，心心念念望世变事革，想某乘运起来复三代。……‘仰观三代，天亶聪明，乾之九五，圣位莫乘’，此等语在某分上固不敢当。只是他也不是一时躁率轻妄，信口说大话，抬高师长，确是他心中所见，实实如是。”
这是地地道道、铁案如山的皇帝梦！曾静借学生之口，把自己想象成三代圣王的转世灵童。“天亶聪明”“乾之九五”云云，都是经书中描绘帝王的言辞。这么大的帽子，曾静多少有些羞涩，不好意思直接认领，“在某分上固不敢当”，假作谦卑。毕竟，儒家传统中圣王没有不谦恭的。但这位没见过世面的井底之蛙，又随即害怕这一点点忸怩作态的谦卑会引起误解，忙不迭澄清，弟子们绝不是在吹捧老师，而是“心中所见，实实如是”。按捺不住的狂妄背后，是可怕的贪婪与愚昧。
在審讯时，曾静这样辩解：“张熙、廖易病狂丧心，猥以此等语推尊弥天重犯，何异弥天重犯盲睛瞎眼，以千古宗人推尊吕留良！”并摇尾乞怜：“皇上圣明天纵，天地包容，万万叩首，惟冀哀之、怜之，矜恤其无知而已，更有何说分解得？”
此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尊吕（乃至尊孔、尊孟、尊程朱）正是为了尊己！只是，曾门哼、哈二将欲尊曾静为帝，是受了曾静本人的蛊惑。曾静欲尊吕氏为帝，与吕氏有何干系！
吕家后人及门生，与这幕荒诞剧并没有瓜葛。如上所述，张熙赴浙本为举业，曾静萌生邪念，是在他带回吕留良的诗稿之后。张熙赴浙时，并无所谓逆谋，吕氏后人与门生当然无从知晓。各方供词可以证明这点。
但在雍正的循循善诱下，曾静把责任全推到吕留良身上，咬牙切齿地咒骂：“今日若不恭逢皇上圣德合天，洞悉致罪之有由，悯念陷罪之无知，弥天重犯之磔尸碎骨，灭门赤族，俱因吕留良之逆凶毒祸之所致也。今日使吕留良而在，弥天重犯当食其肉而寝其皮，岂但忿恨而已。”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样的忏悔，或许是违心的，甚而是官方拟定的。但这改变不了一个基本事实：曾静毫无气节可言。
曾夫子真懂华夷之辨吗？他在哪里表现出了对儒家思想的深刻体认与士人气节？几个手无寸铁的山野村夫，居然信心满满，要说动高官谋反，这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是自分必死，宁愿以卵击石，也不愿苟活在污浊的人世;不是义愤下要为理想献身，用鲜血谱写一曲正气歌;而是要乘机巧取天道循环下华夷之辨的果实！
曾静只是个无知无识又无耻，猪油蒙了心的狂妄小人！
胤禛何等精明，曾静是个什么货色，他一清二楚。认真对待这样的政治犯，岂非也成了荒诞剧中的一角？胤禛的高明在于，假戏真做，将荒诞剧演成了杀伤力十足的正剧。
他赦免了曾静、张熙，这不算“奇料理”。
真正的奇，是将为此案发布的数道冗长谕旨、筛选过的历次审判记录与曾静的忏悔录《归仁说》合编成册，题为《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连当时的偏远地区台湾都领到了近万册），组织全国官民定期学习，移风易俗。而曾静、张熙被派到地方巡讲，用改造获得新生的亲身经历，向国人诉说大清王朝的圣德。
真正的奇，是吕留良被鞭尸，吕氏后人、门生惨遭屠戮，家人流放宁古塔为奴。这，是为了制服在清廷眼中，始终没有心悦诚服接受清朝统治的江南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