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哲珠的小说看似比较单纯——简明的结构、简单的人物关系和简洁的意象已然构成了一种简约主义的叙事风格，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放弃了深度追求。在《老寨》《祭坟》《月光光》《无法言说》等小说中，她关注的是旧有生活方式的失落带给人的伤感和困惑，希望用文字留住乡村醇厚的生活记忆，以及浸透在日子里的温情和传统的伦理价值。她反复书写着乡愁、逃离、失落与孤独，苦苦寻觅着现代人的精神家园。与一些同龄写作者相比，王哲珠既不炫耀技巧，也无意精神撒娇，更少有物质气息，文字显得淡定而清新。她的新作《寄居时代》，再一次显示了她以简驭繁、以小见大，追求个人化美学风格的努力。
　　《寄居时代》看上去颇像一部成长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讲述“我”一直苦恼于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小时候，为了躲避计划生育检查，“我”经常和奶奶躲在山上的“泥屋”里;长大后为了在县城求学，只好寄宿于舅舅家;读师范后，放假不得不去小姨家借宿;等到母亲在县城里买下了房子，“我”觉得“这房子很陌生，我没法习惯这是我的家”;毕业后到一个偏僻的乡镇当老师，学校给了“我”半间办公室作卧室，可“我”觉得这也不是“家”，最后决定辞职去外地的一家私立学校……“我”厌恶寄居生活，即便舅舅、小姨对“我”再好，“我”依然感到孤独，无法找到“家”的感觉。“我”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可是始终不能如愿……小说采用的是单线条叙事，情节简单、波澜不惊，人物关系也很单纯，几乎没有戏剧性冲突，但叙事如行云流水，十分流畅，绵密的细节设置，清新朴素的语言，自有一种阅读吸引力。
　　“屋子”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意象，具有强烈的隐喻意味。首先，它是物质层面的，是温暖、舒适的庇护所，能给人带来安全感。从远古时代开始，无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屋子”——石窟、泥屋、茅屋、木屋、毡包等等，有了“屋子”也就有了“家”，它使得在大地上奔走、劳作的人获得安全的栖所。随着社会的发展，“屋子”也成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譬如小说中的母亲竭尽所能在城市里买下房子，这意味着他们一家人走出乡村进入城市并拥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也拥有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尊严。由于小时候上山躲避计划生育的特殊经历，“我”留下了心理阴影，所以才对“屋子”特别敏感，以致后来宁可流落街头，也不愿去亲戚家寄宿。“我”渴望安全感，更渴望尊严。它又是文化层面的，是乡愁的象征。我一直怀念故乡的老屋，因为它是永恒的温暖的“家”，承载着“我”生命的最初记忆，承载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和那片土地所孕育出的伦理价值。哪怕当“我”师范毕业之后，因为传统观念问题而不能回去工作，哪怕它已显得“荒芜”，“我”依然充满眷念，因为它是永远的心灵慰藉。它还是哲学层面的，是女性精神独立的象征。伍尔夫有一部广有影响的著作叫《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激烈地发出了女性主义的宣言，“自己的房间”因此成为具有特指意义的符号。但是，王哲珠在使用这个“符号”时，并没有刻意站在性别立场上表现对男权意识的反抗，而是聚焦于对人的精神独立性的反思。无论是物质、亲情还是爱情，都不能成为“我”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羁绊，“我”需要的是一个身心皆能自由翱翔的空间。“屋子”的丰富象征意味，使得这部小说更具思想张力，也使得她的简约叙事不那么简单——她经由日常生活经验通向了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深入思考。
　　尽管“我”渴望一间自己的“屋子”，渴望“家”，但“我”并不满足于现实中的“屋子”和“家”。从“我”爱上画画开始，也许就已注定了“我”的命运，那就是流浪——去远方，寻找……这个过程本身也意味着结果——抵達自由之境。
　　小说中不断写到“我”的绘画作品，这也是重要的隐喻符号。在“泥屋”的时候，“我画了第一张完整的家”，“奶奶很满意，承认跟我家的院子一模一样，只是不明白我为什么把院子画在半山腰”，这就暗示了“我”心中的“家”并不完全等同于现实中的那个“家”。上中学之后，“最喜欢画一个孩子，看不出是男是女，只知是个流浪儿，……走到哪算哪，想去哪就去哪，想怎么呆就怎么呆……”“流浪儿”是自由的，所到之处皆可以为“家”。读师范之后，“我画一个奔跑的女孩，她跑得那么快，……她像在草原上奔跑，但远处全是楼房，楼极高，直触天上的云，楼极密，像错杂的蛛网”，“女孩”使劲奔跑，更像是要试图挣脱蛛网一样的生活。到饼干工厂打工时，“画包饼工，画宿舍里那些女孩，发现画这些时，我的画里有热腾腾的生活气”，实实在在的生活将“我”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拉扯了出来。去公园里写生，把湖对面的商店画成古堡，想象“我”是古堡的主人，这依然表达的是“我”对另一种生活的的幻想。一个月明之夜，“我”站在操场上产生幻觉：“我长成一棵树，亮绿色的枝叶，在月光里招招摇摇，……”“我”决定画下自己长成一棵树的样子，题目叫《人树》。“我”画画的过程就是精神探索的过程，“人树”的诞生象征着“我”在精神上的成熟与涅槃。它不仅隐喻了人与自然的融合，也隐喻了新生——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返回“林中路”，心灵最终获得安栖。
　　在小说的结尾，王哲珠借凤凰树之口说到：“那时，人类走得到的地方就呆得住，没有房子，但所有地方都是他们的。”为什么当代人不可能这样呢？因为我们失去了广袤的原野，失去了自由自在的奔跑，失去了对远方的渴望。在本质上，我们都没有自己的“屋子”，只不过是滚滚红尘中的寄居者——这是一个“寄居时代”。凭借婉转而平静的叙述，王哲珠传递出了由生命深处渗出的感伤和忧虑。
　　《寄居时代》并不是一般性的成长小说，它摆脱了青春叙事对封闭的私人经验的迷恋和对自我情绪、感受的恣意放纵，而是像谢有顺所指出的，“她（指王哲珠）渴望接通现实这一粗大的血管，探出头去，以实现对私人经验书写的超越”，“把时代性议题融入到个体或家庭的遭际之中，以期让写作重获关注严峻现实、思索生存命运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超越了对生活的简单摹写，在更广阔的时空中思考人的存在，并对现代性进程中人的心灵困惑展开了自己的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