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难忘，我是78级的大学生。那一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考戏剧文学常识和写作两门，前者试卷上有一道解词的题：“举国欢腾”和“百废俱兴”的“举”和“俱”各自的词义。我答对了后者，却答错前者。这两个成语，具有特殊年代感，和我完全个人化的考试记忆，竟然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中，有些年月，千载难逢，不同寻常，无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个人。
　　70年代末，就是这样的一段年月。
　　那时候，“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才忽然觉得悲尽兴来、物转星移，才一下子觉得报国有门、济世对策，也才真正明白了“举国欢腾”和“百废俱兴”是什么意思，仿佛天都格外地蓝了起来。
　　彼时我在北京郊区一所中学里教书，业余时间到丰台文化馆里参加文学活动。文化馆里聚集着一群爱好文学的志同道合者，其中有后来成为报告文学家的理由、小说家毛志成、儿童文学家夏有志，不幸英年早逝的评论家张维安……不过三尺微命，都是一介书生，在此之前，大家并不认识，却仿佛惊蛰后的虫子一下子冒出来似的，相逢何必曾相识一般聚在了一起，坚信东隅己逝、桑榆未晚，将一份几乎丧失殆尽的文学旧梦，像是普希金童话诗里那条小金鱼一样，让渔夫撒网般终于捞了上来。
　　我们一起编了一本叫做《丰收》的内部文学杂志，和那个“百废俱兴”的氛围是如此吻合，在那间也就10平方米的小屋里，激情和想象驰骋，争吵与辩论共存。或是剪灯听雨、拍窗对月，或是清茶浊酒、白雪红炉，或是干脆吃着5分钱一个的烧饼，喝着白开水，润着早己争執得沙哑的嗓子，将我们彼此写的小说或诗歌，像在舞台上一样充满感情地朗诵着，然后相互毫不留情地批评，突然冒出的好建议和噼噼剥剥的煤火一起蹿起来。我们甚至为文章里多了几个“的”字到底要不要而激烈争论，仿佛哈姆雷特在追问“是生还是死”一样认真而执著。
　　我们也常常结伴，骑着自行车，一列长龙浩浩荡荡地从郊区出发，把车铃转得山响，一路迤逦而来，杀向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不惜排着小半天的长队，为了买那些重见天日让我们渴望己久的古今中外名著。那时，托尔斯泰的《复活》1.85元一本、雨果的《九三年》1.15元一本、两本《古文观止》才1. 50元……
　　文化馆的文学组组长是理由，他大我整整10岁，为了能够让我抽出一段时间专门到文化馆里安心创作，他骑着破摩托车跑到我们学校里，磨碎了嘴皮子，找校长为我请假。他还骑着那辆破摩托车大老远地找到我家，为的是带上我风驰电掣地穿过半个北京城，跑到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去看一场当时的内部电影。而在大雪纷飞的春节头一天，张维安一身雪花雪人一样推开了我的家门，为的只是因文学而联系在一起的情感，还有一点点当时他那么坚定的希望，他总是果断地鼓励我说：你行，一定能行！
　　我对自己的写作并没有信心，而且，投稿对于我来说更觉得山高水远，烧香找不到庙门一样渺茫，心里充满忐忑，却莽莽撞撞地开始了我投稿的生涯。那时候，投稿很简单，将稿子塞进一个牛皮纸的大信封里，在信封的右上角剪下一个三角口，再在信封上写上“稿件”二字，连邮票都不用贴，直接扔进信筒就行了。至于稿子是一去豪门深似海，泥牛入海无消息，还是幸运地得以刊用，全凭稿子的质量，再有就是运气了。
　　我底气不足，投寄进绿色信筒里的第一篇稿子，并不是我自己寄的，而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田增科。我写了一篇纪念周总理的2000多字的散文《心中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