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什么垃圾？”
　　這不是一个段子，是许军这样的沪漂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早上七点，他拎着两袋垃圾下楼，朝小区最里面的垃圾厢房走去。“黄马甲”阿姨就会守候在那里，并向他发出这个“直击灵魂的拷问”。
　　在“黄马甲”的监督下，许军把夜里吃剩的外卖、果皮，倒进湿垃圾的窗口，并沥干垃圾袋，连同他手里的另一包装着纸巾、卫生巾的垃圾，扔进干垃圾的窗口—这是湿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之外，第四类垃圾的统称。
　　像前两天一样，“黄马甲”阿姨围了上去，翻开了他的垃圾袋，仔细检查起来。许军已预感到这样的场景，急急地跑开了。
　　在上海这场垃圾之战中，干湿垃圾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整个上海都在极力确保干湿垃圾能够走向各自的终点。
　　眼下小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黄马甲”个个富有热情，一丝不苟，除了引导投放，他们还会挨个检查。这也是许军感到难为情的地方，每次想起自己的垃圾被保洁和一众志愿者检视，他就有一种公开凌迟的感觉，尤其是有次阿姨翻出了一只避孕套，并半开玩笑地说：“这是要沥干的呀。”
　　许军是垃圾分类的坚定支持者，他欣慰于小区环境在短短一个月的急速改变，但也看到了这场运动让人尴尬的地方，比如不合理的投放时间，引得一句“996不配扔垃圾”的调侃；比如以上所经历的场景，让他意识到，个人隐私与公共议题产生了一丝诡秘的越界。
　　楼组长也跟他们诉苦，“我们也很累的呀，谁不期待垃圾分类进入常态化？现在正是集体习惯和卫生环境的决战时刻，”楼组长给他描绘一个蓝图，“等以后人人都养成好习惯，也不需要那么麻烦地管理和监督了”。

个体与系统

　　6月以来的上海，垃圾成了全城议论的话题，垃圾分类经过各路段子手的包装，俨然成了一个网红。“相亲不看年薪不看房，看你会不会做垃圾分类”这样的段子更是层出不穷。
　　调侃归调侃，但上海搞垃圾分类是认真的。这种认真，让许军有一种复杂的切身体会。
　　6年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许军，也带回来他做垃圾分类的习惯。那时候，小区只有楼道里一个垃圾桶，所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都统一收走。后来，他只好把分好的垃圾带到小区门口分类垃圾桶里。
　　但他观察发现，清运工仍混装运走。从网上披露的信息看，他的垃圾，最终被压缩到集装箱里，运到老港固废基地，完成焚烧仪式。他的仔细和用心，就像一粒小石子，沉入了大海。
　　可事实上，垃圾进入焚烧和填埋基地前，最终还得经过人工的分拣。跟他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无奈的恶性循环。
　　上海城市调查总队研究发现，上海市98.9%居民表示自己愿意做垃圾分类，复旦大学一项调查数据—只有不到20%的居民正在做垃圾分类。
　　许军也开始“摆烂”了，他开始认定，这是他无能为力的事情。就像《废品生活》的作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在一席演讲上谈到，普通人做垃圾分类为什么难，一个原因是我们卡在城市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里。微小的行动可能带来环境的改变，但系统如果不跟着变，一切注定是无效的。
　　上海垃圾系统的变革，自去年以来开始显影。根据去年12月10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截至11月底，上海已规范配置湿垃圾收运车650辆、干垃圾收运车3000辆、有害垃圾收运车15辆，全部实行指定种类垃圾的专车专运。这是《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出台的第一年，全市日湿垃圾分出量为4400吨，比2年前多了近2000吨。

普通人做垃圾分类为什么难，一个原因是我们卡在城市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里。微小的行动可能带来环境的改变，但系统如果不跟着变，一切注定是无效的。

　　到了今年6月，这个数据达到6220吨/日。分离出来的湿垃圾，就地资源化作堆肥处理，不仅可以减轻垃圾焚烧和掩埋的危害，同样起到垃圾减量的作用。截至6月，上海每天有5050吨湿垃圾得到了资源化的处置。
　　在许军小区外的马路上，垃圾桶从回收、不可回收换成了干、湿的标识，湿垃圾的清运车，每天也会定时经过。尽管小区动静还很迟缓，但风声已经开始传来，“新生活运动”要开始了。
　　时隔5年后，许军重拾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垃圾桶的战争

　　上海在2012年掀起过一波垃圾分类的热潮，2014年还出台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办法》，但这是个部门规章，实际推动作用不大。
　　2017年年底，上海开始筹备垃圾分类的立法，一年多以后的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正式通过，并预计于今年7月1日实施，垃圾分类将进入一个强制时代。此时整个社会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上海市政府甚至还放出豪言，在2020年，90%以上居住区实现垃圾分类达标。
　　事实上，这种底气来自各个地区的试点经验。2012年以来，上海就有零星的社区开始实验和探路。到2018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静安、长宁、杨浦、松江、奉贤、崇明6个区将率先整区域推进垃圾分类。
　　横亘在各个试点小区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垃圾桶。上海市各个小区方案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操作：撤掉楼道和小区地面的垃圾桶，设置统一的投放点，由志愿者等角色引导和监督，迫使居民完成习惯的改变。
　　但是，垃圾桶撤还是不撤这个问题是所有小区无法避开的，它纠缠于业主、业委会、物业和居委会间，可以说是硝烟弥漫。 　　前业委会主任戴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扬波大厦并没有实施定时投放，分类规则也不尽相同。厢房顶挂着“7月1日起垃圾不分类最高将罚款200元”的标语，但居民们从来没在意过。
　　至于志愿者和监督员，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自我运行已经足够稳定的垃圾分类样本。
　　扬波大厦是上海最早践行垃圾分类的小区，但并不在官方的试点名单里，而是小区自行提出， 业委会得到90%的同意后，扬波大厦就这样自发地开展起来了。
　　彼时，刚成立爱芬环保时，郝利琼的团队去扬波大厦开展工作。当时上海是“五分法”，在他们的规划里，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比较好处理，麻烦的是厨余垃圾（现在上海叫“湿垃圾”）。当时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部门很给力，借助当时成型的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理系统，把小区产生的厨余垃圾顺带运走。

周末时光，人们坐在亭子里喝茶、吃零食，用上海话叨着垃圾分类的源头治理。居民们对外来人炫耀，我們这里臭味没有，连只苍蝇都没有。

　　戴先生是个81岁的精瘦老人，他记得，当年居民热情很高，单就厢房建开放式还是封闭式这个问题，居民们就讨论了很久，最后一致决定，就做开放式的，他们有信心做到无臭无味。
　　许多人纷纷出谋划策，比如建个洗手池，又添置了热水器，甚至还主动提出多分几类，最终精细化到了11类。这些都是业主大会上取得的成果。
　　这是一种依靠高度自治和高度参与而建立起来的垃圾分类模式。早前，扬波大厦是有物业公司的，戴先生记得，“那时候物业公司把小区搞得一塌糊涂，垃圾遍地，牛皮广告到处贴。”
　　多次沟通无效后，终于有一天，居民们冲下楼来，把物业赶了出去。调解无果，最后街道告诉他们，社区可以自治。业主中有不少法律界的专业人士，社区也借助这种优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治方案。业委会成员有9人，每个月召开业主大会，讨论小区议题，寻找问题，提出方案，或者公示财务。
　　戴先生认为，扬波的垃圾分类，正是这种社区土壤里开出来的花朵。《南风窗》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大多数垃圾分类成功的小区，无不具备这种良好的社区氛围，居民有参与社区的意识和热情。
　　普陀区的樱花苑是另一个社区参与的典型。社区利用了“参与式会议技术”团结居民，为垃圾分类的开展创造了一种社区氛围。很多议题在社区图书馆里完成讨论，开放的空间汇聚着不同的观点、意见，最终形成共识。在樱花苑，垃圾分类的志愿者们还做了超出垃圾分类本身的事情，跟居民们一起种蔬菜，把绿色和环保实践到很多方面。
　　郝利琼认为，垃圾分类，并不是为了垃圾分类本身，它是一个公民意识的培育过程，也是推动社区治理的过程。
　　比起强硬的通知和行政命令，如何有效调动居民参与、营造社区氛围，是关系垃圾分类能否长效持续的关键因素。
　　而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充满不确定和阵痛的历史过程。
　　（文中许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