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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垃圾?”
這不是一个段子,是许军这样的沪漂每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早上七点,他拎着两袋垃圾下楼,朝小区最里面的垃圾厢房走去。“黄马甲”阿姨就会守候在那里,并向他发出这个“直击灵魂的拷问”。
在“黄马甲”的监督下,许军把夜里吃剩的外卖、果皮,倒进湿垃圾的窗口,并沥干垃圾袋,连同他手里的另一包装着纸巾、卫生巾的垃圾,扔进干垃圾的窗口—这是湿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之外,第四类垃圾的统称。
像前两天一样,“黄马甲”阿姨围了上去,翻开了他的垃圾袋,仔细检查起来。许军已预感到这样的场景,急急地跑开了。
在上海这场垃圾之战中,干湿垃圾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整个上海都在极力确保干湿垃圾能够走向各自的终点。
眼下小区正搞得热火朝天,“黄马甲”个个富有热情,一丝不苟,除了引导投放,他们还会挨个检查。这也是许军感到难为情的地方,每次想起自己的垃圾被保洁和一众志愿者检视,他就有一种公开凌迟的感觉,尤其是有次阿姨翻出了一只避孕套,并半开玩笑地说:“这是要沥干的呀。”
许军是垃圾分类的坚定支持者,他欣慰于小区环境在短短一个月的急速改变,但也看到了这场运动让人尴尬的地方,比如不合理的投放时间,引得一句“996不配扔垃圾”的调侃;比如以上所经历的场景,让他意识到,个人隐私与公共议题产生了一丝诡秘的越界。
楼组长也跟他们诉苦,“我们也很累的呀,谁不期待垃圾分类进入常态化?现在正是集体习惯和卫生环境的决战时刻,”楼组长给他描绘一个蓝图,“等以后人人都养成好习惯,也不需要那么麻烦地管理和监督了”。
个体与系统
6月以来的上海,垃圾成了全城议论的话题,垃圾分类经过各路段子手的包装,俨然成了一个网红。“相亲不看年薪不看房,看你会不会做垃圾分类”这样的段子更是层出不穷。
调侃归调侃,但上海搞垃圾分类是认真的。这种认真,让许军有一种复杂的切身体会。
6年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许军,也带回来他做垃圾分类的习惯。那时候,小区只有楼道里一个垃圾桶,所有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都统一收走。后来,他只好把分好的垃圾带到小区门口分类垃圾桶里。
但他观察发现,清运工仍混装运走。从网上披露的信息看,他的垃圾,最终被压缩到集装箱里,运到老港固废基地,完成焚烧仪式。他的仔细和用心,就像一粒小石子,沉入了大海。
可事实上,垃圾进入焚烧和填埋基地前,最终还得经过人工的分拣。跟他做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无奈的恶性循环。
上海城市调查总队研究发现,上海市98.9%居民表示自己愿意做垃圾分类,复旦大学一项调查数据—只有不到20%的居民正在做垃圾分类。
许军也开始“摆烂”了,他开始认定,这是他无能为力的事情。就像《废品生活》的作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张劼颖在一席演讲上谈到,普通人做垃圾分类为什么难,一个原因是我们卡在城市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里。微小的行动可能带来环境的改变,但系统如果不跟着变,一切注定是无效的。
上海垃圾系统的变革,自去年以来开始显影。根据去年12月10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召开的新闻通气会,截至11月底,上海已规范配置湿垃圾收运车650辆、干垃圾收运车3000辆、有害垃圾收运车15辆,全部实行指定种类垃圾的专车专运。这是《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年-2020年)》出台的第一年,全市日湿垃圾分出量为4400吨,比2年前多了近2000吨。
普通人做垃圾分类为什么难,一个原因是我们卡在城市垃圾分运和处理系统里。微小的行动可能带来环境的改变,但系统如果不跟着变,一切注定是无效的。
到了今年6月,这个数据达到6220吨/日。分离出来的湿垃圾,就地资源化作堆肥处理,不仅可以减轻垃圾焚烧和掩埋的危害,同样起到垃圾减量的作用。截至6月,上海每天有5050吨湿垃圾得到了资源化的处置。
在许军小区外的马路上,垃圾桶从回收、不可回收换成了干、湿的标识,湿垃圾的清运车,每天也会定时经过。尽管小区动静还很迟缓,但风声已经开始传来,“新生活运动”要开始了。
时隔5年后,许军重拾了垃圾分类的习惯。
垃圾桶的战争
上海在2012年掀起过一波垃圾分类的热潮,2014年还出台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管理办法》,但这是个部门规章,实际推动作用不大。
2017年年底,上海开始筹备垃圾分类的立法,一年多以后的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正式通过,并预计于今年7月1日实施,垃圾分类将进入一个强制时代。此时整个社会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此,上海市政府甚至还放出豪言,在2020年,90%以上居住区实现垃圾分类达标。
事实上,这种底气来自各个地区的试点经验。2012年以来,上海就有零星的社区开始实验和探路。到2018年,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静安、长宁、杨浦、松江、奉贤、崇明6个区将率先整区域推进垃圾分类。
横亘在各个试点小区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垃圾桶。上海市各个小区方案各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操作:撤掉楼道和小区地面的垃圾桶,设置统一的投放点,由志愿者等角色引导和监督,迫使居民完成习惯的改变。
但是,垃圾桶撤还是不撤这个问题是所有小区无法避开的,它纠缠于业主、业委会、物业和居委会间,可以说是硝烟弥漫。 前业委会主任戴先生告诉《南风窗》记者,扬波大厦并没有实施定时投放,分类规则也不尽相同。厢房顶挂着“7月1日起垃圾不分类最高将罚款200元”的标语,但居民们从来没在意过。
至于志愿者和监督员,那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自我运行已经足够稳定的垃圾分类样本。
扬波大厦是上海最早践行垃圾分类的小区,但并不在官方的试点名单里,而是小区自行提出, 业委会得到90%的同意后,扬波大厦就这样自发地开展起来了。
彼时,刚成立爱芬环保时,郝利琼的团队去扬波大厦开展工作。当时上海是“五分法”,在他们的规划里,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比较好处理,麻烦的是厨余垃圾(现在上海叫“湿垃圾”)。当时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部门很给力,借助当时成型的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理系统,把小区产生的厨余垃圾顺带运走。
周末时光,人们坐在亭子里喝茶、吃零食,用上海话叨着垃圾分类的源头治理。居民们对外来人炫耀,我們这里臭味没有,连只苍蝇都没有。
戴先生是个81岁的精瘦老人,他记得,当年居民热情很高,单就厢房建开放式还是封闭式这个问题,居民们就讨论了很久,最后一致决定,就做开放式的,他们有信心做到无臭无味。
许多人纷纷出谋划策,比如建个洗手池,又添置了热水器,甚至还主动提出多分几类,最终精细化到了11类。这些都是业主大会上取得的成果。
这是一种依靠高度自治和高度参与而建立起来的垃圾分类模式。早前,扬波大厦是有物业公司的,戴先生记得,“那时候物业公司把小区搞得一塌糊涂,垃圾遍地,牛皮广告到处贴。”
多次沟通无效后,终于有一天,居民们冲下楼来,把物业赶了出去。调解无果,最后街道告诉他们,社区可以自治。业主中有不少法律界的专业人士,社区也借助这种优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自治方案。业委会成员有9人,每个月召开业主大会,讨论小区议题,寻找问题,提出方案,或者公示财务。
戴先生认为,扬波的垃圾分类,正是这种社区土壤里开出来的花朵。《南风窗》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大多数垃圾分类成功的小区,无不具备这种良好的社区氛围,居民有参与社区的意识和热情。
普陀区的樱花苑是另一个社区参与的典型。社区利用了“参与式会议技术”团结居民,为垃圾分类的开展创造了一种社区氛围。很多议题在社区图书馆里完成讨论,开放的空间汇聚着不同的观点、意见,最终形成共识。在樱花苑,垃圾分类的志愿者们还做了超出垃圾分类本身的事情,跟居民们一起种蔬菜,把绿色和环保实践到很多方面。
郝利琼认为,垃圾分类,并不是为了垃圾分类本身,它是一个公民意识的培育过程,也是推动社区治理的过程。
比起强硬的通知和行政命令,如何有效调动居民参与、营造社区氛围,是关系垃圾分类能否长效持续的关键因素。
而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充满不确定和阵痛的历史过程。
(文中许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