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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不仅仅是一座单纯的建筑，更因为其主人的缘故而被赋予了史料和文化的内涵，是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宝贵的精神家园，从对待故居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对文化的态度。
我国作为有着数千年灿烂精深文化的古国，名人故居自是不胜其数：北京香山正白旗村的曹雪芹纪念馆，将我们引回几百年前的红楼梦境；天津意大利风情十足的饮冰室，让我们领略到梁启超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之风采；北京、上海、广州及绍兴的鲁迅故居，又令我们体会到先生作为“民族魂”的深邃。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也目睹着那一座座承载了历史的建筑的无奈轰塌：自2009年开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拆迁”与“保护”的拉锯战后，最终樯橹灰飞烟灭；而近日，在北京西城区的砖塔胡同，鲁迅先生曾居住并写出《祝福》的一座故宅，也被贴上了“拆”字。
面对名人故居诸如此类的命运，我们除去心痛与追责，还应该从源头上去思索其保护问题。今天，就让我们来看几宗外国保护故居的案例，它们不仅可以从技术方法层面上给我们提供借鉴，也能从精神上启发如何对待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
法国的雨果故居
法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深谙建筑保护延续之道。除去那些彪炳史册、赫赫有名的庞然大物，这个国家的一草一木、一碑一石，无不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比如巴黎勒玛莱老区的孚日广场，同随处可见的古老广场一样，宁静，质朴，与喧嚣的现代繁华大相径庭；来到广场东南转角的地方，有一条空旷而寂寥的长廊，第六号门牌掩在其中。如果不谙内情，又初来乍到，很可能忽略这个毫不起眼的所在，世上最伟大文豪之一的故居——六号，是的，正是留名千古的维克托·雨果的故所。
雨果及其家人从1832年迁入这座280平方米的公寓，前一年，年仅三十岁的雨果就已声名在外——他的《巴黎圣母院》引起了强烈反响，至今仍被奉为浪漫主义流派的经典之作。在这栋公寓生活的十六年中，雨果不仅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丰收：发表了《东方集》《秋叶集》《晨夕集》《心声集》和《光与影集》五部诗集，创作了《国王取乐》《吕克莱斯 · 波基亚》《玛丽 · 都铎》《安日洛》《吕依·布拉斯》和《城堡卫戍官》六部戏剧；还从19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仕途，1841 年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845年成为贵族院议员。直到1848年因为“六月事件”而被迫迁出，这栋公寓见证了他盛年期的点点滴滴。
雨果当初居住的是第二层，不过如今整栋楼都已被辟为故居纪念馆。步入其中，从一间间屋子、一条条长廊、一道道楼梯穿行而过，你会发现里边的所有陈设全是19世纪欧洲的风格，恍惚间时光倒流，依稀回到了古典时代。常设展厅从二楼开始，包括前厅到最后的卧房，当中陈列着摇篮、桌椅、画像、装饰品、书架乃至雨果辞世前躺过的最后一张床，都是当年大师用过的真实物品，所以这个有限的空间浓缩着雨果一生的时间。雨果和茱丽叶长达五十年的爱情实为一段婚外情，然而或许因为其至真至情、或许因为法国人天性的浪漫和包容，这段感情不但不为人所诟病，相反得到了真诚的尊重，因此在第二个展厅中，我们得以见到茱丽叶清新美丽的画像。更有意思的是第三间展厅，步至门前抬头一望，浓郁的中国风即刻扑面而来：陶瓷、漆画、木雕、挂幅……竟全是中国的古玩！雨果一直为东方文化着迷，常常和志同道合的茱丽叶流连于各处的跳蚤市场、古玩店；除了淘宝贝，艺术禀赋高超的雨果还亲手绘制洋溢着中式风格的木雕作品，并且时不时镶嵌进他或者茱丽叶名字的首字母：“V·H”或“J·D”。时空流转，当我们目睹这一件件精致典雅的古玩时，仿佛面对大师，看见了他那内在的素心。
其实雨果未必是统治者的宠儿，尤其是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一直力主自由、人道主义的雨果既非共和派又非社会主义者，所以等待他的命运只能是被流放：自1848年的“六月事件”起，他的逃亡生涯便拉开了序幕，直到1870年第二帝国覆灭、第三共和国成立，他才得以重返故国，而在此期间他从未停止过与法国当局的抗争。但是法国政府却并未追究这位“逆臣”的“罪行”，甚至没有对其进行封杀。1885年雨果去世时，政府还为他举行了国葬，两百万人自各处朝着巴黎奔赴而来参加葬礼，他的灵柩被运到先贤祠安葬，巴黎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
市政府在1902年正式征收了这栋位于孚日广场的公寓，四处搜集有关大作家的遗物，甚至追溯到了作家流亡时在盖纳西岛居住过的Hauteville Fairy寓所，将那儿的许多陈设搬迁过来，最终将这栋公寓定名为雨果故居纪念馆，对公众免费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遗迹，政府甚至下令孚日广场内所有建筑物外部均不能翻修改造，因此这座于亨利四世时代、1605年建造起来的广场至今仍保持着原样。这里有草木扶疏的公园、3层楼高的红色砖楼，在广场里漫步，能够体会到真正的文化大国所共有的自信：因为有积淀、有底气，所以从容，无需刻意的哗众取宠，信手拈来就已然撼动人心。六号故居里全部的细节无一不在诉说着19世纪法国的风情，当它们汇聚一堂时，我们可以体会到法国人力图还原雨果原貌的努力、拥有这位大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守护文化的执着虔诚。
英国的蓝牌制
在英国，凡房屋外墙上镶嵌一只直径约50公分的蓝色陶瓷圆盘的建筑物，均作为文物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不得随便拆除或改建。这些被打上了标记的建筑都是名人故居，而蓝牌便是它们的“保护牌”。
“蓝牌”是英国遗产委员会下设的名人故居保护专门机构——蓝牌委员会向世界名人故居发放的一种证明，上边注明了名人的姓名及其贡献等资料。最初它仅限于伦敦地区的故居，自2004年起扩展到英格兰的默西塞德郡、伯明翰和南安普敦等地。英国人很早就有了保护文化遗迹的意识， 1863年威廉姆·爱华德议员就曾在众议院的会议上提出过为名人故居“挂纪念牌”。三年之后，皇家艺术协会创办了官方的名人故居挂牌组织，并从翌年开始实施挂牌行动，首位享此殊荣的是诗人拜伦。迄今为止，英国已为900多位名人的故居挂牌，其中包括30多位外国人，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名列其中。这近千位名流中以作家居多，也有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少数政治家等。
当然要获得挂蓝牌的殊荣并非一件易事，为此蓝牌委员会推出了一套严格的选择标准，只有同时具备知名度和声望持久度的名人其故居才可以纳入考虑范围，而一经批认、挂上了蓝牌，此处故居便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受保护权。那些老屋子历经沧桑，却大都没有改建成博物馆或纪念馆，仍然由现任房主居住，只是房主不得改变其外形，并且负责定期维修以保持整洁完好。
乔治·艾略特是英国19世纪卓越的现实主义女作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城市旺兹沃思的一栋楼房，曾经是艾略特的故居；正是在这里，艾略特和爱人乔治.亨利.刘易斯度过了相互扶持、鼓励的愉快时光，接待了前来探访的狄更斯，也创作出奠定其文坛地位的经典之作——《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旺兹沃思幽静出世的优美风景，提纯了艾略特的心绪和视角，令她饱受其感染，最终笔端流泻出的文字如那风光一样感人至深，她在1859年写作《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时就在其首页表达了对窗外迷人风景的挚爱之情。这所故居后来被纳入蓝牌委员会的保护名单，艾略特也成了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女性。
因为蓝牌的存在，旺兹沃斯专门开辟出一片保护区，区内的所有建筑都不能超过3层楼高，并且其风格必须和当地的风景和谐一致。蓝牌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此，当2010年一宗风波平地而起时，它发挥了更大的功效。当时一家地产公司准备在艾略特故居附近修建一个5层楼高、有22栋建筑的公寓群。但这一计划很快遭到了当地民众的联名抗议，因为它会破坏当地乃至艾略特故居的建筑风景，使得被流传千古的名著所记载的、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不复存在。最后，凭借蓝牌，当地民众的抗议得以坚持并取得了胜利，地产商不得不停止了开发计划，艾略特故居的原始风貌得以幸存。
英国“蓝牌”，让我们看到了制度化对于名人故居的有力保障。
布拉格的卡夫卡故居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世界上第一个整座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各类古建筑物多达2000多处，歌德曾赞誉：“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而除去那些美丽而古老的建筑物，布拉格更是充满着浓重的人文精神：弗兰兹.卡夫卡、哈谢克、米兰.昆德拉和作曲家德沃夏克，任意一位，都足以令这座城市名世。
城市中有一条黄金巷，由砖石铺成，是从旧市政厅广场、圣乔治教堂到玩具博物馆、查理桥的必经之路，因此是布拉格的精髓所在。初看这条街道也许并无特别之处：它短得只需几分钟就可以从街头走到巷尾，两旁的低矮房屋虽然装潢精致，却也只是一些寻常店铺。然而只有当你来到第22号门牌处，才会突如其来地被两道深邃又永恒孤独的目光在一瞬间击中，霎时间忘记时空与自我，这里是卡夫卡的故居！
卡夫卡的神经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纤细，这虽然使得他能够觉察体验到旁人常常忽视的微妙细节，却也损害了自己身体的健康。1916年至1917年间，他因不堪忍受旧城区的喧闹与嘈杂，搬到了姐姐奥特拉的这幢水蓝色平房里。其实这儿的环境并非多么适宜——黄金巷原本是仆人工匠居住之处，后来因为聚集了许多为国王炼金的术士，因而得名；而在19世纪之后，逐渐沦为贫民窟。卡夫卡当年住过的房子也同样狭小逼仄，置身于周遭交错密集的房群之间，难怪卡夫卡说：“笼子在等待着一只小鸟，而我这只鸟却在等待一只鸟笼。”卡夫卡凭借其坚毅和隐忍，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写作，完成了著名小说《城堡》。
如今，这处仅有一个房间、十多平米的小屋，并未像通常那样立为专门的故居纪念馆，而是改建成了一家书店，里边琳琅满目地陈列着卡夫卡的著作，上边印着作家的头像。他的眼神清澈而孤寂，他就用那样永生永世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位前来拜访的游人或者膜拜者；站在这里能够全方位感受到卡夫卡那悲悯与恐惧并存、洞察与羞涩并现的独一无二的视线。或许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方能理解布拉格政府之所以不建纪念馆、反而改变故所原貌的一番苦心。
对于作为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夫卡而言，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永远超越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写作，正是他短暂而苦难一生的所有支柱，是他凌驾于凡俗、真正的生命所在。卡夫卡非常清楚神圣的写作是需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归根到底是悲剧性的；他也做好了为此抛弃世俗安逸、最终抵达形而上的至上幸福的准备。卡夫卡曾对好友古斯塔夫·雅努施说：“在我们的心中，那黑暗角落似乎有些诡秘的街巷、紧闭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等等，至今都仍存活着——心中的这种不健康的旧犹太人街，比我们周围的卫生的新街，要更为现实。我们是睁着眼走在梦里。或许我们自己也是已经逝去的亡灵。”因此，从卡夫卡笔下构建出的那个世界而非现实世界里，更能一窥他那伟大又自卑、渴求孤独的出口却又逃避世俗的欢乐、充满了矛盾与困惑的最真实灵魂。
布拉格政府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没有照常规保持这所故居空无一物的原貌，而是以凝聚着卡夫卡之魂的书籍展现给世人，也就是展现出了卡夫卡真正的精神禀赋。
这让我们看到，名人故居的另一种保护方式——不用循规蹈矩、拘泥于形式，只要选取适当的诠释方式、展示出主人的特质，就一样值得鼓励！
反观自身，我国固然拥有博大精深、他国难以企及的丰厚文化历史资源，也一样需要善加保护和利用它们，这不仅仅是对我国民众也是对全人类负责任的做法。而我国的名人故居之所以屡遭拆迁、破坏的厄运，究其原因，根源上是商品市场的经济利益左右了文化，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不惜以文化作为代价；具体到实际中，则是对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不够完善，缺乏一套完整的如英国“蓝牌制”体制来规范，由于无法明确到底哪种故居够分量予以保护，使得当中存在许多让某些人可钻的空子，并且违法的代价也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名人故居的重视度不够，权力机构的漠视或者责任缺失，导致对故居的监管不够；另外，保护名人故居是全民的义务，捍卫文物是国民素质的一部分，但是多数群众却未能有所觉悟和行动。
对此，我们应该首先更新观念：名人故居，不是能够被政治或者经济所牺牲的附属品，理应被尊重和守护。其次，建立一套严格完善的体制来维护，弥补文物相关法律中的空白，将名人故居保护纳入法制化。最后，我们还要从思想上意识到名人故居的重要性，政府要挖掘出它们的特色予以展示，加强保护力度，而民众也应该有所担当，履行合格公民的义务。保护好名人故居，能够从中折射出一个民族保存文明的谨慎和用心，一个国家也才会获得更好的沿承与发展！
我国作为有着数千年灿烂精深文化的古国，名人故居自是不胜其数：北京香山正白旗村的曹雪芹纪念馆，将我们引回几百年前的红楼梦境；天津意大利风情十足的饮冰室，让我们领略到梁启超学贯中西的一代大师之风采；北京、上海、广州及绍兴的鲁迅故居，又令我们体会到先生作为“民族魂”的深邃。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也目睹着那一座座承载了历史的建筑的无奈轰塌：自2009年开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拆迁”与“保护”的拉锯战后，最终樯橹灰飞烟灭；而近日，在北京西城区的砖塔胡同，鲁迅先生曾居住并写出《祝福》的一座故宅，也被贴上了“拆”字。
面对名人故居诸如此类的命运，我们除去心痛与追责，还应该从源头上去思索其保护问题。今天，就让我们来看几宗外国保护故居的案例，它们不仅可以从技术方法层面上给我们提供借鉴，也能从精神上启发如何对待中华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
法国的雨果故居
法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深谙建筑保护延续之道。除去那些彪炳史册、赫赫有名的庞然大物，这个国家的一草一木、一碑一石，无不流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比如巴黎勒玛莱老区的孚日广场，同随处可见的古老广场一样，宁静，质朴，与喧嚣的现代繁华大相径庭；来到广场东南转角的地方，有一条空旷而寂寥的长廊，第六号门牌掩在其中。如果不谙内情，又初来乍到，很可能忽略这个毫不起眼的所在，世上最伟大文豪之一的故居——六号，是的，正是留名千古的维克托·雨果的故所。
雨果及其家人从1832年迁入这座280平方米的公寓，前一年，年仅三十岁的雨果就已声名在外——他的《巴黎圣母院》引起了强烈反响，至今仍被奉为浪漫主义流派的经典之作。在这栋公寓生活的十六年中，雨果不仅在文学创作上获得丰收：发表了《东方集》《秋叶集》《晨夕集》《心声集》和《光与影集》五部诗集，创作了《国王取乐》《吕克莱斯 · 波基亚》《玛丽 · 都铎》《安日洛》《吕依·布拉斯》和《城堡卫戍官》六部戏剧；还从19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仕途，1841 年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845年成为贵族院议员。直到1848年因为“六月事件”而被迫迁出，这栋公寓见证了他盛年期的点点滴滴。
雨果当初居住的是第二层，不过如今整栋楼都已被辟为故居纪念馆。步入其中，从一间间屋子、一条条长廊、一道道楼梯穿行而过，你会发现里边的所有陈设全是19世纪欧洲的风格，恍惚间时光倒流，依稀回到了古典时代。常设展厅从二楼开始，包括前厅到最后的卧房，当中陈列着摇篮、桌椅、画像、装饰品、书架乃至雨果辞世前躺过的最后一张床，都是当年大师用过的真实物品，所以这个有限的空间浓缩着雨果一生的时间。雨果和茱丽叶长达五十年的爱情实为一段婚外情，然而或许因为其至真至情、或许因为法国人天性的浪漫和包容，这段感情不但不为人所诟病，相反得到了真诚的尊重，因此在第二个展厅中，我们得以见到茱丽叶清新美丽的画像。更有意思的是第三间展厅，步至门前抬头一望，浓郁的中国风即刻扑面而来：陶瓷、漆画、木雕、挂幅……竟全是中国的古玩！雨果一直为东方文化着迷，常常和志同道合的茱丽叶流连于各处的跳蚤市场、古玩店；除了淘宝贝，艺术禀赋高超的雨果还亲手绘制洋溢着中式风格的木雕作品，并且时不时镶嵌进他或者茱丽叶名字的首字母：“V·H”或“J·D”。时空流转，当我们目睹这一件件精致典雅的古玩时，仿佛面对大师，看见了他那内在的素心。
其实雨果未必是统治者的宠儿，尤其是在他所生活的年代，一直力主自由、人道主义的雨果既非共和派又非社会主义者，所以等待他的命运只能是被流放：自1848年的“六月事件”起，他的逃亡生涯便拉开了序幕，直到1870年第二帝国覆灭、第三共和国成立，他才得以重返故国，而在此期间他从未停止过与法国当局的抗争。但是法国政府却并未追究这位“逆臣”的“罪行”，甚至没有对其进行封杀。1885年雨果去世时，政府还为他举行了国葬，两百万人自各处朝着巴黎奔赴而来参加葬礼，他的灵柩被运到先贤祠安葬，巴黎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
市政府在1902年正式征收了这栋位于孚日广场的公寓，四处搜集有关大作家的遗物，甚至追溯到了作家流亡时在盖纳西岛居住过的Hauteville Fairy寓所，将那儿的许多陈设搬迁过来，最终将这栋公寓定名为雨果故居纪念馆，对公众免费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遗迹，政府甚至下令孚日广场内所有建筑物外部均不能翻修改造，因此这座于亨利四世时代、1605年建造起来的广场至今仍保持着原样。这里有草木扶疏的公园、3层楼高的红色砖楼，在广场里漫步，能够体会到真正的文化大国所共有的自信：因为有积淀、有底气，所以从容，无需刻意的哗众取宠，信手拈来就已然撼动人心。六号故居里全部的细节无一不在诉说着19世纪法国的风情，当它们汇聚一堂时，我们可以体会到法国人力图还原雨果原貌的努力、拥有这位大师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守护文化的执着虔诚。
英国的蓝牌制
在英国，凡房屋外墙上镶嵌一只直径约50公分的蓝色陶瓷圆盘的建筑物，均作为文物受到英国政府的保护，不得随便拆除或改建。这些被打上了标记的建筑都是名人故居，而蓝牌便是它们的“保护牌”。
“蓝牌”是英国遗产委员会下设的名人故居保护专门机构——蓝牌委员会向世界名人故居发放的一种证明，上边注明了名人的姓名及其贡献等资料。最初它仅限于伦敦地区的故居，自2004年起扩展到英格兰的默西塞德郡、伯明翰和南安普敦等地。英国人很早就有了保护文化遗迹的意识， 1863年威廉姆·爱华德议员就曾在众议院的会议上提出过为名人故居“挂纪念牌”。三年之后，皇家艺术协会创办了官方的名人故居挂牌组织，并从翌年开始实施挂牌行动，首位享此殊荣的是诗人拜伦。迄今为止，英国已为900多位名人的故居挂牌，其中包括30多位外国人，我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名列其中。这近千位名流中以作家居多，也有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少数政治家等。
当然要获得挂蓝牌的殊荣并非一件易事，为此蓝牌委员会推出了一套严格的选择标准，只有同时具备知名度和声望持久度的名人其故居才可以纳入考虑范围，而一经批认、挂上了蓝牌，此处故居便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受保护权。那些老屋子历经沧桑，却大都没有改建成博物馆或纪念馆，仍然由现任房主居住，只是房主不得改变其外形，并且负责定期维修以保持整洁完好。
乔治·艾略特是英国19世纪卓越的现实主义女作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城市旺兹沃思的一栋楼房，曾经是艾略特的故居；正是在这里，艾略特和爱人乔治.亨利.刘易斯度过了相互扶持、鼓励的愉快时光，接待了前来探访的狄更斯，也创作出奠定其文坛地位的经典之作——《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旺兹沃思幽静出世的优美风景，提纯了艾略特的心绪和视角，令她饱受其感染，最终笔端流泻出的文字如那风光一样感人至深，她在1859年写作《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时就在其首页表达了对窗外迷人风景的挚爱之情。这所故居后来被纳入蓝牌委员会的保护名单，艾略特也成了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女性。
因为蓝牌的存在，旺兹沃斯专门开辟出一片保护区，区内的所有建筑都不能超过3层楼高，并且其风格必须和当地的风景和谐一致。蓝牌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此，当2010年一宗风波平地而起时，它发挥了更大的功效。当时一家地产公司准备在艾略特故居附近修建一个5层楼高、有22栋建筑的公寓群。但这一计划很快遭到了当地民众的联名抗议，因为它会破坏当地乃至艾略特故居的建筑风景，使得被流传千古的名著所记载的、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不复存在。最后，凭借蓝牌，当地民众的抗议得以坚持并取得了胜利，地产商不得不停止了开发计划，艾略特故居的原始风貌得以幸存。
英国“蓝牌”，让我们看到了制度化对于名人故居的有力保障。
布拉格的卡夫卡故居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世界上第一个整座城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的各类古建筑物多达2000多处，歌德曾赞誉：“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而除去那些美丽而古老的建筑物，布拉格更是充满着浓重的人文精神：弗兰兹.卡夫卡、哈谢克、米兰.昆德拉和作曲家德沃夏克，任意一位，都足以令这座城市名世。
城市中有一条黄金巷，由砖石铺成，是从旧市政厅广场、圣乔治教堂到玩具博物馆、查理桥的必经之路，因此是布拉格的精髓所在。初看这条街道也许并无特别之处：它短得只需几分钟就可以从街头走到巷尾，两旁的低矮房屋虽然装潢精致，却也只是一些寻常店铺。然而只有当你来到第22号门牌处，才会突如其来地被两道深邃又永恒孤独的目光在一瞬间击中，霎时间忘记时空与自我，这里是卡夫卡的故居！
卡夫卡的神经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纤细，这虽然使得他能够觉察体验到旁人常常忽视的微妙细节，却也损害了自己身体的健康。1916年至1917年间，他因不堪忍受旧城区的喧闹与嘈杂，搬到了姐姐奥特拉的这幢水蓝色平房里。其实这儿的环境并非多么适宜——黄金巷原本是仆人工匠居住之处，后来因为聚集了许多为国王炼金的术士，因而得名；而在19世纪之后，逐渐沦为贫民窟。卡夫卡当年住过的房子也同样狭小逼仄，置身于周遭交错密集的房群之间，难怪卡夫卡说：“笼子在等待着一只小鸟，而我这只鸟却在等待一只鸟笼。”卡夫卡凭借其坚毅和隐忍，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写作，完成了著名小说《城堡》。
如今，这处仅有一个房间、十多平米的小屋，并未像通常那样立为专门的故居纪念馆，而是改建成了一家书店，里边琳琅满目地陈列着卡夫卡的著作，上边印着作家的头像。他的眼神清澈而孤寂，他就用那样永生永世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位前来拜访的游人或者膜拜者；站在这里能够全方位感受到卡夫卡那悲悯与恐惧并存、洞察与羞涩并现的独一无二的视线。或许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方能理解布拉格政府之所以不建纪念馆、反而改变故所原貌的一番苦心。
对于作为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卡夫卡而言，形而上的精神世界永远超越了现实的物质世界；而写作，正是他短暂而苦难一生的所有支柱，是他凌驾于凡俗、真正的生命所在。卡夫卡非常清楚神圣的写作是需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归根到底是悲剧性的；他也做好了为此抛弃世俗安逸、最终抵达形而上的至上幸福的准备。卡夫卡曾对好友古斯塔夫·雅努施说：“在我们的心中，那黑暗角落似乎有些诡秘的街巷、紧闭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等等，至今都仍存活着——心中的这种不健康的旧犹太人街，比我们周围的卫生的新街，要更为现实。我们是睁着眼走在梦里。或许我们自己也是已经逝去的亡灵。”因此，从卡夫卡笔下构建出的那个世界而非现实世界里，更能一窥他那伟大又自卑、渴求孤独的出口却又逃避世俗的欢乐、充满了矛盾与困惑的最真实灵魂。
布拉格政府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没有照常规保持这所故居空无一物的原貌，而是以凝聚着卡夫卡之魂的书籍展现给世人，也就是展现出了卡夫卡真正的精神禀赋。
这让我们看到，名人故居的另一种保护方式——不用循规蹈矩、拘泥于形式，只要选取适当的诠释方式、展示出主人的特质，就一样值得鼓励！
反观自身，我国固然拥有博大精深、他国难以企及的丰厚文化历史资源，也一样需要善加保护和利用它们，这不仅仅是对我国民众也是对全人类负责任的做法。而我国的名人故居之所以屡遭拆迁、破坏的厄运，究其原因，根源上是商品市场的经济利益左右了文化，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不惜以文化作为代价；具体到实际中，则是对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不够完善，缺乏一套完整的如英国“蓝牌制”体制来规范，由于无法明确到底哪种故居够分量予以保护，使得当中存在许多让某些人可钻的空子，并且违法的代价也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名人故居的重视度不够，权力机构的漠视或者责任缺失，导致对故居的监管不够；另外，保护名人故居是全民的义务，捍卫文物是国民素质的一部分，但是多数群众却未能有所觉悟和行动。
对此，我们应该首先更新观念：名人故居，不是能够被政治或者经济所牺牲的附属品，理应被尊重和守护。其次，建立一套严格完善的体制来维护，弥补文物相关法律中的空白，将名人故居保护纳入法制化。最后，我们还要从思想上意识到名人故居的重要性，政府要挖掘出它们的特色予以展示，加强保护力度，而民众也应该有所担当，履行合格公民的义务。保护好名人故居，能够从中折射出一个民族保存文明的谨慎和用心，一个国家也才会获得更好的沿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