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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８日，在北京冬季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年已８８岁但依然精神矍铄的甘惜分先生在他的寓所接受了笔者的采访，他谈到了上世纪５０年代末与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的论争、延安整风运动对党报批评传统的影响，也谈到了自己对《新闻理论基础》一书的新思考等问题。
延安整风运动对党报批评传统的影响
问：甘老，您曾经从事过多年的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在又在潜心研究党史，可以说对新闻和我党的历史都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您能够谈谈延安整风运动对党报批评传统的影响吗？
答：可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机关报是从《解放日报》开始的，那时虽然在重庆已有《新华日报》，但那不是中央机关报。中央机关报是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６日创办的延安《解放日报》。当时是抗战时期，为了统一全党、全民族的意志，共同抗日，党中央提出了思想要高度集中统一，不能允许有别的声音。延安《解放日报》在开始的时候是由博古主编，他因为没有在农村、在战争时期办过报，所以不能够联系实际，当时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都是苏德战争爆发之类的国际新闻。《解放日报》是在解放区根据地办的报纸，不把根据地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倒把外国的新闻发在头版头条，不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需要，因此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整风主要的目的是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王明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他根本没有在中国搞过革命，一直是在苏联，对中国的实际不很清楚，理解也很肤浅，因此他的一套思想、方针、路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符合中国农村战争的需要，中国的农村战争是农村包围城市。当时毛泽东就把王明当作教条主义的典型，清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党八股就是讲关于办党报的问题。毛泽东专门到《解放日报》改版的座谈会上讲话，要求报社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报纸要以本地新闻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
从此以后，《解放日报》改变了编辑方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但是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教条，即使到现在还是这样，国际新闻上不了党报的头版头条。我认为现在形势变化了，中国现在是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我们应该把那些很重要的国际新闻放在党报的头版头条，因为这有利于树立世界大国的形象。
毛主席还说，在报纸上要以赞扬为主，批评是次要的，因为要统一全国的意志、全党的意志、全军的意志，就不能够随便批评。这也就是当时为什么《解放日报》会对王实味进行大张旗鼓展开批评的一个原因。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报纸上有些批评文章有什么不应该啊。当时我们党在全国的位置是在野党，国民党是执政党，我们向执政党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内部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在１９４２年发表的。当时党内的一些干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都跳交际舞，王实味对这一现象看不下去，他对生活分等级、分特权也不满意。尽管他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自己待遇虽然也不低。后来康生就抓住王实味的这篇文章，认为是反动观点，而且到处找证据，证明他是托派，上纲上得很高，说他是反党。开始是进行批判，后来就逮捕了，解放战争时期离开延安后过了黄河，在晋绥边区就把他枪毙了。
在我们根据地内部应该允许人民对党有批评的自由，当时延安有《陕甘延边区施政纲领》，就是我们当时的宪法，说人们有民主、批评、言论、出版等自由，但实际上没有实行。王实味的问题发生以后，就开始要求说报纸不能够乱批评。毛泽东说我们的缺点只有一个指头，我们的九个指头都是好的，给党抹黑就是反党。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８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二版）。
问：解放后，党对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有过新的指示吗？
答：有的。１９５０年４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党有决心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欢迎群众对我们进行批评，这个决定是有分量的，可惜后来一直没实行过。
１９５３年广西宜山地区有个宜山报，登了篇什么文章，批评了宜山地区的工作。我在三中全会以后到广西大学讲学，我说，中宣部１９５３年同级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是根据你们宜山地区的事情作的批示，现在还能不能够找到那个宜山报，看到底批了什么？它怎么写的？批的是谁？他们很重视这件事，到了广西区委去找了，人家答复说几十年前的事了，档案都没有了，被水泡了。我后来又问中宣部，我说你们档案室还保存着你们那个１９５３年的批示的根据吗？他们答复也说找不着了。近几年出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件汇编》，也没有了“同级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指示。同级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同级不能批评，上级更不能批评，只能对下级进行批评。但是对下级进行批评的话，反击马上就来了，说你歪曲事实真相啊，所以报纸批评根本开展不起来。
上世纪５０年代曾经有人用小品文的形式写过一些批评性的东西，但也没搞下去，当时也是受到批评，说态度不好。
可以说是从延安整风运动、从王实味事件开始，党报对党的事业就只能够歌颂，不能够批评，不能够揭露，一旦批评就是反动，惯例就一直沿袭下来了。
问：延安整风运动对办报有何积极影响？
答：当然有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群众办报、全党办报，这是我们同国民党办报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但不这么做，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么个东西。他们的报纸就是一个机关报，即所谓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所以他们根本谈不上群众办报、全党办报。但后来的问题是，整风运动的成果又变成了新的教条，这是不能够适应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的。
问：那“群众办报”怎么落实的？怎么去解释这句话？
答：就是说记者要去采访群众，也欢迎群众来稿，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毛主席提倡群众办报，但是他没提倡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要求、情绪等等。党报要反映群众的疾苦、要求、愿望、呼声，是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时讲到的。
１９４８年４月２日，毛主席在离开延安的时候，经过晋绥到西柏坡去，当时他对《晋绥日报》的编辑有过一次讲话。当时我在《晋绥日报》，他应我们的要求接见过一次。他讲的那些话，后来我整理出了一个材料。他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观众见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第１３１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他的话就是说要把报纸办成一个党的工具，使党的政策、路线，最迅速地同群众见面。我说他说漏了一句话，党的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它能够把人民的情绪、要求、愿望、呼声等等集中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来推动我们的事业。他的话说明他不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要反映群众的情绪、问题，就会揭露阴暗面，他就反对这种揭露。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日，刘少奇在西柏坡（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到西柏坡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说，我们记者如果能够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把他们的愿望、呼声、情绪、要求等等反映出来，马列主义的记者就上了路子。他就强调了报纸的人民性。所以说刘少奇这个讲话，比毛泽东同志高明。但是刘少奇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后，说新闻工作者应该成为党和政府驯服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的工具，所以他又倒退了。他认为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时候，党犯了错误，报纸也起了很坏的作用，那个时候没有报纸反而更好，他没把这个责任归到党的身上，都推到报纸的身上来了。关于党报如何进行批评的问题，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有，不过当时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建国以后，情况变化了，读者对象也变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应该深化。当时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人民是农民，农民不识字，现在全国知识分子很多，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应该允许有更大程度上的批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指导新闻工作方面，党和政府逐步放宽政策，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给媒体更多的自主空间，为它们更充分地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空间。例如去年来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中央就采取了十分宽松的政策，允许媒体作充分的追踪报道，这才出现了各种媒体各显其能、竞相报道的局面。特别是２００３年春天关于抗击非典的报道中，党和政府加大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的力度和加强舆论监督的强度，使得新闻媒体获得了充分发挥自己特有功能和作用的空间，媒体对在抗击非典中的失职者和枉法者进行了有效的批评和监督，针对性之强、传播效果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我们党对待批评的态度越来越宽容，这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批评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事实真相
问：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您对复旦大学的新闻系主任王中的批评引起过很多人的关注，您能够详细地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吗？
答：“反右”前夕，王中就到北京来过，我们见了面，以前我们并不认识。他当时就和我们讲他的那一套新闻的商品性。当时我们北大新闻系几个老干部，除了我以外还有人大新闻系的主任罗列，还有一个总支书记孙觉。我们三个人，一个总支书记一个行政领导人一个老教授，听了王中的理论后都不以为然，觉得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思想太右，所以说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思想。
后来“反右”运动开始前，我又看到了他１９５６年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我觉得这个不行，在中国搞这套不行。他的意思是新闻是商品，这个我不否认，因为新闻是卖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是商品，报纸是卖给你的当然也是商品。我反对的是把商品当成报纸的本质属性，它是卖给我的，但它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是一种反映人民情绪、对人民进行教育的工具，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商品。报纸虽然是在货币交换的时候卖给你的，但是卖给你之后，不是拿去吃、拿去穿、拿去用，而是拿来阅读的。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阅读，把思想传播给读者。因此我说要强调报纸的思想性。
问：您不同意王中先生的观点，是通过什么途径表达的？
答：我认为王中的观点，就是要把党的报纸，办成一个商业化的报纸。１９５６年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他的观点，１９５７年他到处讲话传播他的思想，我看见他写的文章，就批判了他，那是在北京１９５７年６月间“反右”之前的一个新闻座谈会，在北京日报的四楼上开的。那个时候有比较偏右的这么一种思想，王中是其中之一。我那时候不是没意见，但是我认为按照党的原则，有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在党内讲，所以我就没发言，好多人鼓动我发言，因为我是北大教授，说我发言有力量，我说我在这儿不讲。幸好没有讲，要是讲了也落进去了。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好，这一下子就把这个６月份以前那些人，一下子翻老账，王中本来回上海去了，又把他叫到北京来开座谈会，批了好多人，批《大公报》，批了很多回。这个时候我发言了，后来我的发言就登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上了，我的文章标题就是《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个时候搞得严。我认为报纸是商品，只是说它仅仅从交换关系上来讲是商品，报纸实际上是一个思想武器，它有群众思想，也影响群众思想，它是学生，又是老师，要这么来看待，你不能够把它简单化成一种商品。我觉得我当时还没有脱离传统左的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也有我的独立思想。我认为，我的思想没错，这个批判很准。后来，王中被打成右派了。１９５７年秋天，我又在新华社的刊物《新闻业务》上发表文章《论王中的反动思想》，这篇文章就厉害了。我就写了这两篇批评王中的文章。从此以后，别的文章就把他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他的目的是反对党报，反对党的办报思想，与党是对立的。后来在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海出了一个集子叫《王中反动新闻观点的批判》，里面收了我这两篇文章，在第二、三篇的位置。这本集子前后出了两版。
王中从此以后对我是恨之入骨，后来，三中全会以后，不是改正了吗，他到处讲话，没有指名地反击我，其实是攻击我，当时好多人批判了他，但他就不说别人光说我，可能他认为，你是教授，我也是教授，所以我们是对立的。
问：您现在觉得自己对王中的批评有错误的地方吗？
答：上纲太高，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问：您现在认为王中先生的思想有合理的成分吗？
答：现在再回头看一些纪念王中的文章，我觉得，王中主要的贡献是一些想法，可能有一些想法，他指出了一些党报的缺点，说党报是布告牌，那话就太尖锐了，很刻薄了。但我后来一查，布告牌这三个字发明权不是王中，是胡乔木。胡乔木１９５０年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讲的。王中还很勇敢，他敢于提出问题来，就是科学性差一点，科学性、逻辑性不够，所以容易被人抓住辫子。
问：对于上纲太高的批评，您后来向王中先生有过表示吗？
答：有的。１９８８年，我从广州回北京时，专程到上海去看过王中，向他道歉。我到他家里去时，他已经病得很厉害。我说我们是同志关系，我们两个的学术观点，可以争论一辈子，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你也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给你上纲太高也是不对的。你王中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呢？都是老解放区出来的。
问：王中先生是哪个解放区？
答：山东解放区，山东解放区就是林彪那个地区，林彪那时在山东。
问：当时你跟他见面还说了什么吗？
答：随便聊了一点。我这个人认账，说正确就正确了，错就错了。现在几十年后再回头去看这个问题，你说我错了很多也不是，只是说高了一点，调门高了一点，不应该上纲。王中去世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悼王中同志》，大概有千把字，在上海《文汇报》发了。我说，我１９５６年上纲太高，应该向他道歉。
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争论引来中宣部调查
问：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你本来批评王中的言论是右派言论，但后来你怎么又成“漏网右派”了呢？
答：１９６０年“反右”批到了我的头上，这段历史全国新闻界的同志知道的恐怕不多。
１９６０年，开始“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彭德怀，反对机会主义路线以后，还加上一个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到１９６０年时已经很恶化了。中国的报纸不断发表文章批判苏联，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个时候，中国的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在寻找中国有没有附和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１９５８年，我们从北大合并到人民大学了。人民大学新闻系在１９６０年夏天，刚放暑假时开始做这项工作。那时提前放暑假，我记得５月份就开始了，因为要批判修正主义。把老师的文章、讲义、上课的记录、讲稿等等都找来，寻找那些有关修正主义的东西，找了８００条，说是有修正主义的嫌疑，都要批判，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其实批判的对象开始主要还不是我，是别人。因为那时候我的言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敢于批判王中的右派言论，说明我自己还是站在马列立场上的，所以他们要找我的反动言论也不是很容易。
我见他们批来批去，批判什么问题呢？主要是这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报纸的定义是什么呢？毛泽东讲过，“在世界上存在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是他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文章，《毛主席论报刊宣传》，内部学习文件，１９６９年７月）。这个是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４日，我们人民大学新闻系这帮年轻老师和学生还有几个老干部就认为，这句话就是报纸的定义，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和我们以前资产阶级的报纸有没有继承关系。他们认为没有，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和资产阶级报纸没有任何继承关系，我们两个阶级是双生子，从封建社会出来的。这两个问题是争论最久的问题，而且可以归纳到一个问题上，就是怎样看待新闻事业的本质。对这两个问题我都不同意，我说你们这样批啊，这是左派幼稚病，因为我认为这样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不对。
问：当时是谁在主持做这个工作？他们是怎样批评你的？
答：人民大学新闻系当时的主任安岗不在，当时的总支书记根本没有搞过新闻，不懂新闻，他是总支书记嘛，冒充内行，他出主意指挥那些年轻教师批判我。
我认为报纸是有阶级斗争的作用的，但是不能定义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如果这样定义就是说，它只干这个，不干别的。我说报纸的任务很多，传播知识，交流情况，进行教育，还有提供娱乐，下棋啊、养鱼啊等等各种知识也可以。我说不能用阶级斗争概括一切，这样就歪曲了报纸的基本性质了。我说一个事物的属性是多方面的，你不能为一点概括一切，这是不行的，这是极左思潮。另外报纸是不是有继承关系？我说当然有继承关系。我讲了三条：第一条，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报纸总是在无产阶级报纸前面，我们是从资产阶级学过来的办报。我们虽然是双生子，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比较高，而且他有钱办报，无产阶级没有钱也没有文化。后来，慢慢地从资产阶级学过来这个办法，办了这个无产阶级报纸，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办报纸。我说，怎么能说没有继承关系呢？是向人家学习的办报。第二条，资产阶级报人在他们的革命时期那种奋斗、艰苦卓绝的精神，我们是应该学习的。比如中国的孙中山办《民报》，章太炎、邹容、于右任等好多人，就是因为办报纸反满清、反袁世凯、反北洋军阀，结果是自己落得到处跑，有的还因此而牺牲。邹容写《革命军》，就把他关在牢里关死了，邵飘萍也被打死了。我说那种革命精神难道我们不能继承吗？我们报纸为什么就不能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呢？第三条，我说办报的方法我们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的。什么版面啊、副刊啊等等。我说，中国报纸有中国报纸的特点，外国报纸没有副刊，像苏联的《真理报》就没有副刊，中国报纸是有副刊的。中国的报纸比苏联报纸办得生动活泼，苏联的报纸办得失败极了。中国的报纸有各式各样的花样穿插，这都是向资产阶级的报纸学的。
这样我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甚至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说我１９５７年反王中是假的，实际上我也和王中唱一个调子。争论了几个月，甚至还闹出笑话。我说，报纸是读者观察生活的学校，报纸工作应该观察生活、走入生活，他们说观察就是旁观，你是鼓吹要做旁观者。我说，观察就等于旁观吗？你知道列宁怎么讲的吗？我就马上回来查《列宁全集》中的列宁论辩证法，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他说，唯物主义者的辩证法首先要观察，要看事物的客观性，要不带任何偏见地观察事物。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没读过什么书。我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多年，还给部级高级干部讲过课，又在新华社待了十年，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比他们多得多。我引经据典地和他们争辩，结果，辩来辩去，他们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们。我原来是批判王中的右倾的，现在变成批判我也是右倾了，说我是漏网的右派，把我登在报纸上，还报告北京市委，要求重新给我戴上“漏网右派”帽子，但北京市委组织部回来一个批示，说“反右派”早就过去了，历史问题不要再翻。
到了１９６１年初，我给中央宣传部写了封信，把这次争论前前后后写了上万字，我说请中宣部派人来，彻底调查这个新闻系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完全是用一种极左的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中宣部后来派了一个人就是副部长张磐石来调查。我后来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把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问题，根据我的信，列为全国十大左倾案件之一。张磐石带了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都是老干部，我认识好几个，来调查了几个月，他们找我谈话。调查结论是说１９６０年对我的那个批判是错误的，认为人民大学新闻系党总支应该向甘惜分同志道歉。这个事的结果就是这样，我是一个胜利者，因祸得福。原来批得我一塌糊涂，结果呢？！当时全国都在“反右倾”，我还在“反左”，这个是要点儿胆量的，我是豁出去了。
我最近写了一副对联，内容是“甘为真理下跪，不向谬论低头”，实际上这也是对我平生行事的写照。
关于《新闻理论基础》
问：您１９８２年７月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新闻理论的学术著作。
答：这本书是１９８２年７月份出版的。出了这本书以后一下子就公开了，开始还是内部读物，后来人民大学出版社不断再版，很多高等院校新闻系都用这本书做教材。很多学校要我去作报告，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命运坎坷，但很热闹了１０来年，到处作报告，到处去讲演，高教部指定新闻理论考试要以我这本书作为指定教材，所以到处找我讲。但经过这一讲我也发现这本书确实是仓促写成的，如果让我再写就不这样，因为思想慢慢变化了。
问：您觉得这本书最有待完善的地方有哪些？
答：如果改写这本书的话，我要把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新闻事业和群众、新闻事业和党的关系部分，再扩大、扩张，这是基本的关系。我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科学，这个不能否定，因为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凡是一个事物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规律，它就必然可以成为一种科学。不过这门科学很年轻，资产阶级新闻学不过２００来年的历史，我们有新闻学不过才百把年，就是从徐宝璜他们开始，２０世纪初才开始有。我们不能够和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相比，它们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一百年的历史怎么和几千年的历史去比较呢？我认为这个体系还不完整，还不很科学，内容还不够丰富，总之还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自成体系的那么一种学术系统。我们自己也应该虚心一点，新闻要成为一门科学，新闻研究者有责任，新闻的现实工作者也有责任，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最后会形成一种科学。包括西方的施拉姆写的，写了四大卷，我说那个也不算，那个也是一种尝试，还得继续努力。
编校：施宇
延安整风运动对党报批评传统的影响
问：甘老，您曾经从事过多年的新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在又在潜心研究党史，可以说对新闻和我党的历史都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您能够谈谈延安整风运动对党报批评传统的影响吗？
答：可以。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机关报是从《解放日报》开始的，那时虽然在重庆已有《新华日报》，但那不是中央机关报。中央机关报是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６日创办的延安《解放日报》。当时是抗战时期，为了统一全党、全民族的意志，共同抗日，党中央提出了思想要高度集中统一，不能允许有别的声音。延安《解放日报》在开始的时候是由博古主编，他因为没有在农村、在战争时期办过报，所以不能够联系实际，当时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都是苏德战争爆发之类的国际新闻。《解放日报》是在解放区根据地办的报纸，不把根据地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倒把外国的新闻发在头版头条，不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的需要，因此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
整风主要的目的是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王明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团长，他根本没有在中国搞过革命，一直是在苏联，对中国的实际不很清楚，理解也很肤浅，因此他的一套思想、方针、路线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符合中国农村战争的需要，中国的农村战争是农村包围城市。当时毛泽东就把王明当作教条主义的典型，清算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党八股就是讲关于办党报的问题。毛泽东专门到《解放日报》改版的座谈会上讲话，要求报社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报纸要以本地新闻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
从此以后，《解放日报》改变了编辑方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但是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教条，即使到现在还是这样，国际新闻上不了党报的头版头条。我认为现在形势变化了，中国现在是一个世界大国，在国际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我们应该把那些很重要的国际新闻放在党报的头版头条，因为这有利于树立世界大国的形象。
毛主席还说，在报纸上要以赞扬为主，批评是次要的，因为要统一全国的意志、全党的意志、全军的意志，就不能够随便批评。这也就是当时为什么《解放日报》会对王实味进行大张旗鼓展开批评的一个原因。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报纸上有些批评文章有什么不应该啊。当时我们党在全国的位置是在野党，国民党是执政党，我们向执政党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内部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在１９４２年发表的。当时党内的一些干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都跳交际舞，王实味对这一现象看不下去，他对生活分等级、分特权也不满意。尽管他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自己待遇虽然也不低。后来康生就抓住王实味的这篇文章，认为是反动观点，而且到处找证据，证明他是托派，上纲上得很高，说他是反党。开始是进行批判，后来就逮捕了，解放战争时期离开延安后过了黄河，在晋绥边区就把他枪毙了。
在我们根据地内部应该允许人民对党有批评的自由，当时延安有《陕甘延边区施政纲领》，就是我们当时的宪法，说人们有民主、批评、言论、出版等自由，但实际上没有实行。王实味的问题发生以后，就开始要求说报纸不能够乱批评。毛泽东说我们的缺点只有一个指头，我们的九个指头都是好的，给党抹黑就是反党。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８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年第二版）。
问：解放后，党对在报纸上开展批评有过新的指示吗？
答：有的。１９５０年４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党有决心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欢迎群众对我们进行批评，这个决定是有分量的，可惜后来一直没实行过。
１９５３年广西宜山地区有个宜山报，登了篇什么文章，批评了宜山地区的工作。我在三中全会以后到广西大学讲学，我说，中宣部１９５３年同级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是根据你们宜山地区的事情作的批示，现在还能不能够找到那个宜山报，看到底批了什么？它怎么写的？批的是谁？他们很重视这件事，到了广西区委去找了，人家答复说几十年前的事了，档案都没有了，被水泡了。我后来又问中宣部，我说你们档案室还保存着你们那个１９５３年的批示的根据吗？他们答复也说找不着了。近几年出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件汇编》，也没有了“同级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指示。同级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同级不能批评，上级更不能批评，只能对下级进行批评。但是对下级进行批评的话，反击马上就来了，说你歪曲事实真相啊，所以报纸批评根本开展不起来。
上世纪５０年代曾经有人用小品文的形式写过一些批评性的东西，但也没搞下去，当时也是受到批评，说态度不好。
可以说是从延安整风运动、从王实味事件开始，党报对党的事业就只能够歌颂，不能够批评，不能够揭露，一旦批评就是反动，惯例就一直沿袭下来了。
问：延安整风运动对办报有何积极影响？
答：当然有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群众办报、全党办报，这是我们同国民党办报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但不这么做，而且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么个东西。他们的报纸就是一个机关报，即所谓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所以他们根本谈不上群众办报、全党办报。但后来的问题是，整风运动的成果又变成了新的教条，这是不能够适应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的。
问：那“群众办报”怎么落实的？怎么去解释这句话？
答：就是说记者要去采访群众，也欢迎群众来稿，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毛主席提倡群众办报，但是他没提倡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要求、情绪等等。党报要反映群众的疾苦、要求、愿望、呼声，是刘少奇同志在西柏坡《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时讲到的。
１９４８年４月２日，毛主席在离开延安的时候，经过晋绥到西柏坡去，当时他对《晋绥日报》的编辑有过一次讲话。当时我在《晋绥日报》，他应我们的要求接见过一次。他讲的那些话，后来我整理出了一个材料。他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观众见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第１３１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他的话就是说要把报纸办成一个党的工具，使党的政策、路线，最迅速地同群众见面。我说他说漏了一句话，党的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它能够把人民的情绪、要求、愿望、呼声等等集中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力量，来推动我们的事业。他的话说明他不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要反映群众的情绪、问题，就会揭露阴暗面，他就反对这种揭露。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日，刘少奇在西柏坡（那时候毛泽东已经到西柏坡了）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说，我们记者如果能够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把他们的愿望、呼声、情绪、要求等等反映出来，马列主义的记者就上了路子。他就强调了报纸的人民性。所以说刘少奇这个讲话，比毛泽东同志高明。但是刘少奇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后，说新闻工作者应该成为党和政府驯服的工具，而不是人民的工具，所以他又倒退了。他认为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时候，党犯了错误，报纸也起了很坏的作用，那个时候没有报纸反而更好，他没把这个责任归到党的身上，都推到报纸的身上来了。关于党报如何进行批评的问题，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有，不过当时是战争环境、农村环境，所以是可以理解的，建国以后，情况变化了，读者对象也变化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应该深化。当时革命的根据地在农村，人民是农民，农民不识字，现在全国知识分子很多，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应该允许有更大程度上的批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在指导新闻工作方面，党和政府逐步放宽政策，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给媒体更多的自主空间，为它们更充分地发挥信息传播和舆论监督的功能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空间。例如去年来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中央就采取了十分宽松的政策，允许媒体作充分的追踪报道，这才出现了各种媒体各显其能、竞相报道的局面。特别是２００３年春天关于抗击非典的报道中，党和政府加大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公开的力度和加强舆论监督的强度，使得新闻媒体获得了充分发挥自己特有功能和作用的空间，媒体对在抗击非典中的失职者和枉法者进行了有效的批评和监督，针对性之强、传播效果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我们党对待批评的态度越来越宽容，这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批评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事实真相
问：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您对复旦大学的新闻系主任王中的批评引起过很多人的关注，您能够详细地介绍一下事情的经过吗？
答：“反右”前夕，王中就到北京来过，我们见了面，以前我们并不认识。他当时就和我们讲他的那一套新闻的商品性。当时我们北大新闻系几个老干部，除了我以外还有人大新闻系的主任罗列，还有一个总支书记孙觉。我们三个人，一个总支书记一个行政领导人一个老教授，听了王中的理论后都不以为然，觉得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思想太右，所以说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思想。
后来“反右”运动开始前，我又看到了他１９５６年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我觉得这个不行，在中国搞这套不行。他的意思是新闻是商品，这个我不否认，因为新闻是卖给你的不是送给你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是商品，报纸是卖给你的当然也是商品。我反对的是把商品当成报纸的本质属性，它是卖给我的，但它是一种思想工具，它是一种反映人民情绪、对人民进行教育的工具，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商品。报纸虽然是在货币交换的时候卖给你的，但是卖给你之后，不是拿去吃、拿去穿、拿去用，而是拿来阅读的。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阅读，把思想传播给读者。因此我说要强调报纸的思想性。
问：您不同意王中先生的观点，是通过什么途径表达的？
答：我认为王中的观点，就是要把党的报纸，办成一个商业化的报纸。１９５６年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他的观点，１９５７年他到处讲话传播他的思想，我看见他写的文章，就批判了他，那是在北京１９５７年６月间“反右”之前的一个新闻座谈会，在北京日报的四楼上开的。那个时候有比较偏右的这么一种思想，王中是其中之一。我那时候不是没意见，但是我认为按照党的原则，有意见应该通过组织在党内讲，所以我就没发言，好多人鼓动我发言，因为我是北大教授，说我发言有力量，我说我在这儿不讲。幸好没有讲，要是讲了也落进去了。１９５７年６月８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好，这一下子就把这个６月份以前那些人，一下子翻老账，王中本来回上海去了，又把他叫到北京来开座谈会，批了好多人，批《大公报》，批了很多回。这个时候我发言了，后来我的发言就登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１６日的《人民日报》上了，我的文章标题就是《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这个时候搞得严。我认为报纸是商品，只是说它仅仅从交换关系上来讲是商品，报纸实际上是一个思想武器，它有群众思想，也影响群众思想，它是学生，又是老师，要这么来看待，你不能够把它简单化成一种商品。我觉得我当时还没有脱离传统左的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也有我的独立思想。我认为，我的思想没错，这个批判很准。后来，王中被打成右派了。１９５７年秋天，我又在新华社的刊物《新闻业务》上发表文章《论王中的反动思想》，这篇文章就厉害了。我就写了这两篇批评王中的文章。从此以后，别的文章就把他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他的目的是反对党报，反对党的办报思想，与党是对立的。后来在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海出了一个集子叫《王中反动新闻观点的批判》，里面收了我这两篇文章，在第二、三篇的位置。这本集子前后出了两版。
王中从此以后对我是恨之入骨，后来，三中全会以后，不是改正了吗，他到处讲话，没有指名地反击我，其实是攻击我，当时好多人批判了他，但他就不说别人光说我，可能他认为，你是教授，我也是教授，所以我们是对立的。
问：您现在觉得自己对王中的批评有错误的地方吗？
答：上纲太高，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问：您现在认为王中先生的思想有合理的成分吗？
答：现在再回头看一些纪念王中的文章，我觉得，王中主要的贡献是一些想法，可能有一些想法，他指出了一些党报的缺点，说党报是布告牌，那话就太尖锐了，很刻薄了。但我后来一查，布告牌这三个字发明权不是王中，是胡乔木。胡乔木１９５０年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讲的。王中还很勇敢，他敢于提出问题来，就是科学性差一点，科学性、逻辑性不够，所以容易被人抓住辫子。
问：对于上纲太高的批评，您后来向王中先生有过表示吗？
答：有的。１９８８年，我从广州回北京时，专程到上海去看过王中，向他道歉。我到他家里去时，他已经病得很厉害。我说我们是同志关系，我们两个的学术观点，可以争论一辈子，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你也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给你上纲太高也是不对的。你王中怎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呢？都是老解放区出来的。
问：王中先生是哪个解放区？
答：山东解放区，山东解放区就是林彪那个地区，林彪那时在山东。
问：当时你跟他见面还说了什么吗？
答：随便聊了一点。我这个人认账，说正确就正确了，错就错了。现在几十年后再回头去看这个问题，你说我错了很多也不是，只是说高了一点，调门高了一点，不应该上纲。王中去世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悼王中同志》，大概有千把字，在上海《文汇报》发了。我说，我１９５６年上纲太高，应该向他道歉。
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争论引来中宣部调查
问：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你本来批评王中的言论是右派言论，但后来你怎么又成“漏网右派”了呢？
答：１９６０年“反右”批到了我的头上，这段历史全国新闻界的同志知道的恐怕不多。
１９６０年，开始“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彭德怀，反对机会主义路线以后，还加上一个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到１９６０年时已经很恶化了。中国的报纸不断发表文章批判苏联，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个时候，中国的学术界、理论界、新闻界，都在寻找中国有没有附和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１９５８年，我们从北大合并到人民大学了。人民大学新闻系在１９６０年夏天，刚放暑假时开始做这项工作。那时提前放暑假，我记得５月份就开始了，因为要批判修正主义。把老师的文章、讲义、上课的记录、讲稿等等都找来，寻找那些有关修正主义的东西，找了８００条，说是有修正主义的嫌疑，都要批判，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其实批判的对象开始主要还不是我，是别人。因为那时候我的言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敢于批判王中的右派言论，说明我自己还是站在马列立场上的，所以他们要找我的反动言论也不是很容易。
我见他们批来批去，批判什么问题呢？主要是这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报纸的定义是什么呢？毛泽东讲过，“在世界上存在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是他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文章，《毛主席论报刊宣传》，内部学习文件，１９６９年７月）。这个是１９５７年，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４日，我们人民大学新闻系这帮年轻老师和学生还有几个老干部就认为，这句话就是报纸的定义，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和我们以前资产阶级的报纸有没有继承关系。他们认为没有，我们无产阶级报纸和资产阶级报纸没有任何继承关系，我们两个阶级是双生子，从封建社会出来的。这两个问题是争论最久的问题，而且可以归纳到一个问题上，就是怎样看待新闻事业的本质。对这两个问题我都不同意，我说你们这样批啊，这是左派幼稚病，因为我认为这样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不对。
问：当时是谁在主持做这个工作？他们是怎样批评你的？
答：人民大学新闻系当时的主任安岗不在，当时的总支书记根本没有搞过新闻，不懂新闻，他是总支书记嘛，冒充内行，他出主意指挥那些年轻教师批判我。
我认为报纸是有阶级斗争的作用的，但是不能定义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如果这样定义就是说，它只干这个，不干别的。我说报纸的任务很多，传播知识，交流情况，进行教育，还有提供娱乐，下棋啊、养鱼啊等等各种知识也可以。我说不能用阶级斗争概括一切，这样就歪曲了报纸的基本性质了。我说一个事物的属性是多方面的，你不能为一点概括一切，这是不行的，这是极左思潮。另外报纸是不是有继承关系？我说当然有继承关系。我讲了三条：第一条，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报纸总是在无产阶级报纸前面，我们是从资产阶级学过来的办报。我们虽然是双生子，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比较高，而且他有钱办报，无产阶级没有钱也没有文化。后来，慢慢地从资产阶级学过来这个办法，办了这个无产阶级报纸，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办报纸。我说，怎么能说没有继承关系呢？是向人家学习的办报。第二条，资产阶级报人在他们的革命时期那种奋斗、艰苦卓绝的精神，我们是应该学习的。比如中国的孙中山办《民报》，章太炎、邹容、于右任等好多人，就是因为办报纸反满清、反袁世凯、反北洋军阀，结果是自己落得到处跑，有的还因此而牺牲。邹容写《革命军》，就把他关在牢里关死了，邵飘萍也被打死了。我说那种革命精神难道我们不能继承吗？我们报纸为什么就不能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呢？第三条，我说办报的方法我们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的。什么版面啊、副刊啊等等。我说，中国报纸有中国报纸的特点，外国报纸没有副刊，像苏联的《真理报》就没有副刊，中国报纸是有副刊的。中国的报纸比苏联报纸办得生动活泼，苏联的报纸办得失败极了。中国的报纸有各式各样的花样穿插，这都是向资产阶级的报纸学的。
这样我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甚至就是修正主义分子。说我１９５７年反王中是假的，实际上我也和王中唱一个调子。争论了几个月，甚至还闹出笑话。我说，报纸是读者观察生活的学校，报纸工作应该观察生活、走入生活，他们说观察就是旁观，你是鼓吹要做旁观者。我说，观察就等于旁观吗？你知道列宁怎么讲的吗？我就马上回来查《列宁全集》中的列宁论辩证法，第一条就是观察的客观性。他说，唯物主义者的辩证法首先要观察，要看事物的客观性，要不带任何偏见地观察事物。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没读过什么书。我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到马列学院学习多年，还给部级高级干部讲过课，又在新华社待了十年，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比他们多得多。我引经据典地和他们争辩，结果，辩来辩去，他们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他们。我原来是批判王中的右倾的，现在变成批判我也是右倾了，说我是漏网的右派，把我登在报纸上，还报告北京市委，要求重新给我戴上“漏网右派”帽子，但北京市委组织部回来一个批示，说“反右派”早就过去了，历史问题不要再翻。
到了１９６１年初，我给中央宣传部写了封信，把这次争论前前后后写了上万字，我说请中宣部派人来，彻底调查这个新闻系的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完全是用一种极左的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中宣部后来派了一个人就是副部长张磐石来调查。我后来听说，中央政治局开会，把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问题，根据我的信，列为全国十大左倾案件之一。张磐石带了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都是老干部，我认识好几个，来调查了几个月，他们找我谈话。调查结论是说１９６０年对我的那个批判是错误的，认为人民大学新闻系党总支应该向甘惜分同志道歉。这个事的结果就是这样，我是一个胜利者，因祸得福。原来批得我一塌糊涂，结果呢？！当时全国都在“反右倾”，我还在“反左”，这个是要点儿胆量的，我是豁出去了。
我最近写了一副对联，内容是“甘为真理下跪，不向谬论低头”，实际上这也是对我平生行事的写照。
关于《新闻理论基础》
问：您１９８２年７月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新闻理论的学术著作。
答：这本书是１９８２年７月份出版的。出了这本书以后一下子就公开了，开始还是内部读物，后来人民大学出版社不断再版，很多高等院校新闻系都用这本书做教材。很多学校要我去作报告，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命运坎坷，但很热闹了１０来年，到处作报告，到处去讲演，高教部指定新闻理论考试要以我这本书作为指定教材，所以到处找我讲。但经过这一讲我也发现这本书确实是仓促写成的，如果让我再写就不这样，因为思想慢慢变化了。
问：您觉得这本书最有待完善的地方有哪些？
答：如果改写这本书的话，我要把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新闻事业和群众、新闻事业和党的关系部分，再扩大、扩张，这是基本的关系。我认为新闻学是一门科学，这个不能否定，因为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凡是一个事物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规律，它就必然可以成为一种科学。不过这门科学很年轻，资产阶级新闻学不过２００来年的历史，我们有新闻学不过才百把年，就是从徐宝璜他们开始，２０世纪初才开始有。我们不能够和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相比，它们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一百年的历史怎么和几千年的历史去比较呢？我认为这个体系还不完整，还不很科学，内容还不够丰富，总之还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自成体系的那么一种学术系统。我们自己也应该虚心一点，新闻要成为一门科学，新闻研究者有责任，新闻的现实工作者也有责任，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最后会形成一种科学。包括西方的施拉姆写的，写了四大卷，我说那个也不算，那个也是一种尝试，还得继续努力。
编校：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