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需求扎实推进普职融通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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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职融通,是由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学校合作,双方共同设计课程、互派师资,实行学分互认、学籍互转,实现资源共享,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从理念上看,普职融通是双向的,是给学生提供了“二次选择”的机会;然而,从实际来看,中职学校和普高学校转入转出往往不对称、不平衡,有悖政策设计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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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容美土司家族文人田九龄,为湖广容美宣抚使田世爵的第六子.其雅慕吴国伦、王世贞、孙斯亿,追随后七子步伐,开启了湖广容美田氏土司家族文学的序幕.孙斯亿指点其诗艺,为之引荐名士、整理诗集,有提携之恩.吴国伦为之撰序,肯定并指引了其诗歌抒发性情的转型,体现了中心文坛对其的接纳.田九龄在后七子派的熏染下,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即追求“雅”的品格;学习古人贵在得其神、意;诗可自娱.并逐步从拟古追求形似中挣脱出来,向张扬性情转变.他积极向中心靠拢,为家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研究表明,否定评价构式“谈不上X”的构式义是“针对言谈对象某方面属性特征实存性的否定性评价”,该构式具有“强化评价的言据性”和“弱化否定评价立场”两方面的话语功能.
出于对喜剧的偏见,克林思·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海尔曼在 《理解戏剧》中认为王尔德的戏剧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是情节剧、佳构剧和问题剧的混合体,缺乏结构性反讽,在艺术上较为失败.然而,即使从新批评的视角出发,该剧也是一出成功的风俗喜剧.它不仅充分运用了反讽、悖论与象征等技巧,而且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该剧暗含了关于好女人的悖论式定义,即好女人既要天真纯洁,又要富于经验与阅历.从中可以推导出更深层次的悖论:要保持纯洁与天真,必须拥有智慧和勇气;而要拥有智慧与勇气,又必须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经验,打破天真未凿的
葛亮是新世纪华语文坛较具影响的作家.这尤其表现在他的小说“南北书”的历史书写方面.通过在小说中书写历史之“物”,他为自己进入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自我证成了进入历史的合法性.通过将“传奇”文体进行创造性转化,他也给出了自己书写历史的方法.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的过程中,他表达着自己的历史观与价值取向.如何进入历史,如何找到一种历史叙述的恰当方式,乃至于如何透过历史书写重构历史,不仅是摆在葛亮这一世代作家面前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其他代际作家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葛亮小说“南北书”在历史书
明崇祯七年,冯梦龙任福建寿宁县知县,三年后离任.入闽前,冯梦龙已经关注闽人小说的创作.天启间刊刻的 《情史》,采摭的素材间有出自徐(渤)的 《榕阴新检》.入闽后,冯氏与闽中文士来往最多的是徐(渤).今存徐(渤)赠诗一首、致冯书牍两通、为冯作 《游闽吟草序》 一篇.曹学佺有别冯诗一首.寿宁是个小县,冯梦龙莅任,受到闽中重要文士的关注,说明他的创作在闽地已经有较大的影响.冯梦龙入闽,比较重视与闽中诗人、文学家的交往交流,以期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诗歌创作水平;冯梦龙的到来,对闽中说部的创作也有一定触动.
2020年元旦前后,武汉市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以“双黄连事件”为代表的风险事件又涉及科学传播的边界问题.对此,文章首先分析了风险社会中科学传播边界危机的四种表现,即渐趋模糊的科学传播边界、设置传播边界的主体困境、传播把关问题导致的信息误读、公众对传播主体的信任错位;然后在此基础上对重塑科学传播边界的合理性予以分析,并提出两种重塑路径,即修补既往的科学普及式的边界范式和建构由科学共同体、媒介、公众、政府、专业机构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科学公共领域;文章最后阐释了这种新的边界范式对于科学传
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与加拿大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在英语世界得到积极关注和多样研究.当代英语学界普遍以非/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从社会历史学、生态伦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化政治学等角度入手,关注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与殖民意识、帝国思想、生态伦理、少数族裔等内容的隐秘关联,形成明显的全球化、综合性和泛政治化的宏观态势.伴随全球“动物转向”和动物研究浪潮,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研究宜采用文史互证与跨学科研究、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文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等相结合的批评方法,引入历史学史料考证、社会学数据统计、后殖民理论
穆旦的生存和写作状态,代表着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其意义的一种精神现象.早年在原始森林里逃生经历和后来成为革命的对象,使穆旦的生存陷于极卑微的境地,同时也使他的诗歌被动地摆脱各种力量及其话语的限制而获得某种“超越性”.但穆旦诗歌写作的意义更源于诗人的自觉和独立,即在被时代抛弃和贬抑的处境中,以隐忍和退避的方式持守文学的理想和人性的完整.
翻译是奥登文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以诗歌翻译历时最长也最能体现他的翻译理念.他认为人类的语言兼具了“交流符码”和“个人言说”的二元属性,而诗歌是最为纯粹的“个人言说”,任何诗歌翻译都是译者与作者在“个人言说”层面的对话,是一定程度的“模仿”.这种“模仿”策略促使奥登在诗歌翻译实践中较多地采取了合译模式,由通晓源语言的合作者提供“逐字译”,而他据此“写出一首好的英语诗歌”,此类翻译其实已经放弃了原作“基于语音经验的因素”.相较而言,他独立翻译的歌德诗歌更经得起“忠实”性的拷问.
当代新诗有多重分裂.首先是读者对新诗的不信任,认为新诗无“诗意”.其次是诗人之间的不认同,口语诗人认为“知识分子写作”写得“不清楚”、难见“生命质感”,而后者则质疑前者对“现实”和诗歌功能的表象化认知.其实关键问题在何为“诗意”上的分歧.“诗意”不是先在的,而是生成的,与语言、文化环境相关.读者以对待旧诗的“阅读程式”来“归化”新诗,故看不到新诗的“诗意”.口语诗满足了人们对诗的“内容”层面的诉求,而忽视了诗与现实可能还有(比如想象现实、创造现实等)更复杂的关系.没有哪一种语言形态本身携带“诗意”,诗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