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六年（1917年），我五十五岁。我自五出五归之后，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远游，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蜂起。官逼税捐，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地苟全性命。那年春夏间，又发生了兵事，家乡谣言四起，有碗饭吃的人，纷纷别谋避地之所。我正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樊山来信，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自给。我迫不得已，辞别了父母妻子，携着简单行李，独自动身北上。
　　民国七年，阴历五月十二日，我第二次来到北京，住郭葆生家。过了不到十天，恰逢复辟之变，一夕数惊。葆生带着眷属，到天津租界去避难，我也随着去了。到六月底，又随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他家。后来又搬到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
　　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诗的，我把诗稿请他评阅，他作了一篇序文给我，并劝我把诗稿付印。隔了十年，我才印出了《借山吟馆诗草》，樊山这篇序文，就印在卷首。
　　第二年，家乡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得多，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抢劫绑架，吓诈钱财，几乎天天耳有所闻。稍有余资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栗栗危惧。我本不是富裕人家，只因这几年来，生活比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饱肚子，附近的坏人歹徒，看着不免眼红，遂有人散布谣言，说是：“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画！”听了这些威吓的话，家里怎敢再住下去呢？趁着邻居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带着家人，匿居在紫荆山下的亲戚家里。那边地势偏僻，只有几间矮小的茅屋，倒是个避乱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后，隐姓埋名，时刻提防，唯恐给人知道了，发生麻烦。那时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却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那时，我乘军队打着清乡旗号，土匪暂时敛迹的机会，离开了家乡。离家之时，我父亲年已八十一岁，母亲七十五岁。两位老人知道我这一次出门，要定居北京，不同以前的几次远游。以后回来，在家乡反倒变为作客了，因此再三叮咛，希望时局安定些，常常回家看看。春君舍不得扔掉家乡一点薄产，情愿带着儿女株守家园，说：她是个女人，留在乡间，见机行事，谅无妨害，等我在京谋生，站稳脚跟，她就往来京湘，也能时时见面。春君处处为我设想，体贴入微，我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当时正值春雨连绵，借山馆前的梨花，开得正盛，我的一腔别离之情，好像雨中梨花，也在替人落泪。我留恋着家乡，而又不得不避祸远离，心里头真是难受得很哪！
　　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庙内，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那时物价低廉，勉强还可以维持生存。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亲戚朋友，远隔千里，不能聚首一处，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作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
　　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即将来京，嘱我预备住宅。我托人在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启程之时，我作了一首诗，中有句云：“愁似草生删又长，盗如山密刬难平。”那时，我们家乡，兵匪不分，群盗如毛，我的诗，虽是志感，也是纪实。
　　齐白石高寿九十四岁，一生作画四万多幅。然而，同学们可曾想到，在他五十七岁时，还“识者寡”，不为众人知。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得益于他敢于衰年变法，打破定式，往大写意方向发展，最终大器晚成。他曾说，不要满足一时的成就，要一变百变，才能独具一格。这种不走寻常路的勇气令人敬佩。创业不分年龄，任何时候起步都不晚。只要想做，有决心，有毅力，心就永远不会老，就可以跟白石先生一样，哪怕花甲之年也可以从头再来，闯出一片新天地。这验证了曹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