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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达到历史最低点以来，我国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稻谷不仅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与口粮之一，且是世界主要的口粮之一，其安全更是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确保一定的水稻播种面积是保证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对水稻播种面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运用1990-2015年的数据，构建了Nedove供给模型的拓展模型，用来分析我国水稻播种面积的主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稻谷种植面积具有滞后效应，农户水稻播种面积的调整对稻谷出售价格具有时滞性，非农就业机会对播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2004年及以后政府农业政策的完善有利于水稻播种面积的增加，而成本、农业技术对播种面积没有显著的影响，且小麦对水稻没有明显的替代作用。最后，针对实证结果，相应地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水稻；播种面积；Nedove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S3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180103
粮食安全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与粮食生产大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国民关注的焦点，而我国政府也一直将粮食安全作为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一次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1983年FAO提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食品”，因此保证粮食安全首先要确保提供足够的粮食，让人们有足够的食物。自2004年以来，我国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十二连增”，但更准确的说，是传统意义上粮食总量的连增，而且是相对于历史最低点2003年的粮食产量。另外，粮食总量增加的主要是玉米产量，小麦、稻谷这些口粮的增加有限，虽然目前口粮基本安全，但仍然存在风险，粮食安全问题仍然需要时刻警戒。
“民以食为天，食以稻为先”，水稻不仅是仅次于玉米、小麦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更是主要的口粮之一，我国约有60%的人口以稻谷为食，是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重要保障，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粮食安全问题首先要保证粮食的产量，产量主要由单产与播种面积决定，而影响单产的是技术、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短期内变化不会太大。但是播种面积偏向于农户是短期内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因此，对水稻播种面积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政府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1模型构建
1.1 Nerlove供给模型
文章从农户的角度，在土地资源稀缺、农户理性的假设下，采用Nerlove模型分析水稻播种面积的影响因素。Nerlove模型是Nerlove（1956）在对美国农业生产变动进行研究时，构建的基于适应性预期的供给反应局部调整模型，改进了原始的幼稚预期假设，在预期价格对粮食变动的实证分析中具有开创性地位。文章模型基于Nerlove适应性预期与局部调整理论模型（Nerlove模型）构建。
假定农户根据上期预期价格偏离实际价格的程度来调整播种面积，以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根据适应性预期模型，第t期的预期价格与第t-1期的预期价格之间存在如下的关系：
1.2模型的修正
Nerlove模型主要研究的是产品预期价格对播种面积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对播种面积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除了产品自身价格以外，还包括生产的成本、生产的技术水平、相关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等，因此，本文在式（3）的基础上再加入上述四个变量；除此以外，本文对各变量的观测值取对数，以减弱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
1.3水稻播种面积影响因素的分析
1.3.1播种面积的滞后项
由于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农户对各类信息的接收以及处理的滞后性，农户对于水稻播种面积的调整也具有滞后性，当期播种面积受前一期的影响。
1.3.2稻谷自身的出售价格的滞后项
价格是影响供给的直接因素，但是在决定水稻播种面积时，当期的出售价格明显是不可测的，农户只能根据以往的价格对当期进行预测，从而影响播种面积的决策。根据Nerlove模型的适应性预期以及局部调整理论可以得到，出售价格的滞后项影响播种面积。除此以外，根据经济学供需理论，价格对播种面积的影响是正向的，价格提高，播种面积增大。
1.3.3生产成本
在农户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利润最大化是农户追求的目标，利润是农产品收入与成本之差，因此生产成本对播种面积的确定也有很大的影响，成本对播种面积的影响是负的，即成本提高，播种面积减少。但是，类似于当期的出售价格，当期的生产成本不可测，本文采取成本的滞后一期作为变量。
1.3.4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是影响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这一变量主要影响的是单产，播种面积的决定主观性较强，但是其对播种面积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3.5相关产品的价格
这里的相关产品选取了稻谷的主要替代品——小麦。虽然从饮食习惯方面来说，稻谷几乎没有替代品，但是本文是从全国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选取了与稻谷同为主要口粮的小麦作为替代品。对于小麦的当期价格不可得，因此采用小麦出售价格的滞后一期作为变量。
1.3.6农户对未来的预期
农业种植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农户对水稻种植未来预期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种植水稻的风险性的大小，农户种植风险主要是农户的收入稳定性。目前，减少农户种植风险的主要途径就是国家关于农业的政策，特别是补贴政策。根据甄霖等（2017）的分析，1990-2015年，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以2004年为分界线分为两个階段，因此本文对这一变量采用虚拟变量，2003年及以前取值为0，2004年及以后为1。
1.3.7非农就业机会
在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在，除了政策性因素外，非农就业机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的决定。因此，本文模型中还加入了非农就业机会这一变量。 1.4理论模型的建立
根据对模型（3）的修正，最终构建的理论模型为：
2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1990-2015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模型（4）中稻谷价格与小麦价格分别为每50公斤稻谷与小麦的出售价格，成本为稻谷每亩稻谷的总成本，非农就业机会用第二与第三产业实际GDP与第一产业实际GDP的比值来代替，技术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
为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对价格、成本类数据剔除了通胀因素，用稻谷价格、小麦价格、成本分别除以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中稻谷、小麦的指数以及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然后再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中所用的价格指数都是以1990年為基期。其中对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中2001年的缺失值，采用对价格变化率进行回归，建立回归模型，从而确定2001年的具体的价格指数近似数。
其中，价格与成本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价格指数、GDP、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2实证结果分析
2.2.1平稳性检验
由于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首先需要对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结果见表1。
根据表1结果，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不存在单位根问题，是平稳的，可进行时间序列数据的OSL估计。
2.2.2实证分析
用软件EViews 6.0对模型（4）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除了面积的滞后项、稻谷价格以及政策变量，其他变量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模型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变量进行调整，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对比表2、表3可以发现，稻谷种植成本、小麦出售价格与技术对农户决定稻谷播种面积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原因是：（1）稻谷的需求是刚性的，其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刚性的，成本的增加对稻谷供给的影响不大，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种植技术与农药方面技术的不断提高，成本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实际成本从1990年的每亩158.3元变为2015年348.2元，16年内增加一倍多，增加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成本对于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不显著。（2）稻谷与小麦虽然都是主要口粮，但是种植环境与种植区域的交集并不多，小麦对稻谷的替代性不强，不足以互补，两者之间存在关系，但相互之间的影响并不深，小麦价格对稻谷的播种面积影响不显著。（3）技术是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影响的是稻谷的产量，稻谷播种面积主要取决于农户的主观意向，技术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表3可以发现，对稻谷播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的分别是前一年的播种面积、稻谷价格、非农就业机会以及政策因素，且前一年价格对播种面积为正向影响，而非农就业机会对播种面积为负面影响，与预期一样。
另外，前一年播种面积对当期播种面积的影响最大，价格其次，非农就业机会影响程度最小。（1）稻谷作为主要口粮之一，其需求是刚性需求，而且农户对于国家的各种政策以及价格的变化都存在反应滞后效应，对于当期稻谷播种面积的决定主要还是受之前信息的影响，即前一年播种面积的影响，当上一期的播种面积增加1%时，当期的播种面积增加大约0.95%。（2）价格是影响农户作出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一年稻谷售价增加1%时，稻谷当期播种面积大约增加0.24%。价格是农户最能够直接接触与体验到的因素，对农户的影响效果也最显著，因此，价格对农户决定播种面积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这种现象符合经济学中的供需定理，随着稻谷出售价格的上升，农户对未来稻谷市场的预期提高，从而会增加稻谷的供给，而单产并不是农户自己所能够决定的，因此，农户会直接增加稻谷的播种面积来增加供给。除此以外，稻谷的短期价格弹性为0.23549，长期价格弹性为0.235 49/（1-0.94750）=4.49，长期弹性大于短期弹性，因此稻谷的面积调整对价格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价格变动在长期来说反应更为强烈。（3）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户出外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且多是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因此农户进行农业播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从而播种面积会减少；但是目前来说，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我国很多地方的粮食种植由散户逐渐向农业大户大面积种植演变，对于种植大户来说，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影响相对比较小，其影响程度较小。（4）从表3中可以发现，虚拟变量对播种面积的影响是显著的，意味着在2004年前后农业政策的完善对我国稻谷播种面积存在正向影响。但是本文没有对政策进行具体的细分，因此各种政策的具体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度分析。
3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1990-2015年16年数据，构建了Nerlove供给拓展模型，分析了稻谷播种面积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稻谷种植面积的滞后一期、稻谷出售价格、非农就业机会以及政策因素对稻谷播种面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而稻谷的成本、小麦的出售价格以及农业技术对稻谷播种面积并没有显著的影响。（1）稻谷播种面积的调整对价格具有一定的时滞性。稻谷播种面积的长期价格弹性明显大于短期价格弹性，说明农户不会仅仅根据前一期稻谷价格调整稻谷播种面积，以往多个时期的价格对农户的决定也存在一定影响。（2）非农就业机会对稻谷播种面积的调整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外出率，从而务农的倾向就会减少，进而减少播种面积。（3）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稻谷播种面积的增加。2004年以来，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不断完善，出台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也收到很好的效果。（4）成本对农户的决定影响不显著，且小麦对稻谷的替代作用不明显。稻谷的播种成本虽然一直在增加，但其增加的幅度还不足以能够显著影响农户对稻谷播种面积的调整；而小麦与稻谷的食用地区与种植条件不同，因而两者之间的替代性并没有那么显著。
针对上文的分析，要确保稻谷的粮食安全，保证稻谷的播种面积，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提高稻谷市场的信息化程度，加快政府到农户的信息流通。农户对于价格变化的滞后性很大程度源于信息传递的滞后，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业市场信息传递机制可以提高短期价格弹性，缩短农户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时间，从而促进农户对价格作出理性的决策。
（2）加大对农业生产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农业多样化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在以后会越来越多，因此加大技术投入，推动农业多样化发展，可以间接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进而增加农户农业种植的机会，进而间接提高播种面积。
（3）培养新的农业种植人群结构，鼓励由农业种植散户向种植大户转变。一方面可以减少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保证稻谷种植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有利于管理，提高农业种植环境与农业市场环境。
（4）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谨慎定制最低收购价格。农业补贴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户的影响很大，完善的稻谷政策能够增加稻谷的播种面积，另外，可以将政策逐渐偏向于稻谷播种大户，从而促进种植大户的发展；而最低收购价格也是直接影响农户决策的因素之一，是农户最低收入的保证，是稻谷播种农户的一颗定心丸，因此应慎重决策。
【关键词】水稻；播种面积；Nedove模型；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S35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180103
粮食安全是一个长期被关注的问题。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与粮食生产大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国民关注的焦点，而我国政府也一直将粮食安全作为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再一次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1983年FAO提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所需要的食品”，因此保证粮食安全首先要确保提供足够的粮食，让人们有足够的食物。自2004年以来，我国实现了粮食产量的“十二连增”，但更准确的说，是传统意义上粮食总量的连增，而且是相对于历史最低点2003年的粮食产量。另外，粮食总量增加的主要是玉米产量，小麦、稻谷这些口粮的增加有限，虽然目前口粮基本安全，但仍然存在风险，粮食安全问题仍然需要时刻警戒。
“民以食为天，食以稻为先”，水稻不仅是仅次于玉米、小麦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更是主要的口粮之一，我国约有60%的人口以稻谷为食，是我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重要保障，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根本。粮食安全问题首先要保证粮食的产量，产量主要由单产与播种面积决定，而影响单产的是技术、自然环境等客观因素，短期内变化不会太大。但是播种面积偏向于农户是短期内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因此，对水稻播种面积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为政府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1模型构建
1.1 Nerlove供给模型
文章从农户的角度，在土地资源稀缺、农户理性的假设下，采用Nerlove模型分析水稻播种面积的影响因素。Nerlove模型是Nerlove（1956）在对美国农业生产变动进行研究时，构建的基于适应性预期的供给反应局部调整模型，改进了原始的幼稚预期假设，在预期价格对粮食变动的实证分析中具有开创性地位。文章模型基于Nerlove适应性预期与局部调整理论模型（Nerlove模型）构建。
假定农户根据上期预期价格偏离实际价格的程度来调整播种面积，以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根据适应性预期模型，第t期的预期价格与第t-1期的预期价格之间存在如下的关系：
1.2模型的修正
Nerlove模型主要研究的是产品预期价格对播种面积的影响，但是实际上对播种面积供给的主要影响因素除了产品自身价格以外，还包括生产的成本、生产的技术水平、相关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等，因此，本文在式（3）的基础上再加入上述四个变量；除此以外，本文对各变量的观测值取对数，以减弱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提高模型估计的准确性。
1.3水稻播种面积影响因素的分析
1.3.1播种面积的滞后项
由于耕地资源的稀缺性、农户对各类信息的接收以及处理的滞后性，农户对于水稻播种面积的调整也具有滞后性，当期播种面积受前一期的影响。
1.3.2稻谷自身的出售价格的滞后项
价格是影响供给的直接因素，但是在决定水稻播种面积时，当期的出售价格明显是不可测的，农户只能根据以往的价格对当期进行预测，从而影响播种面积的决策。根据Nerlove模型的适应性预期以及局部调整理论可以得到，出售价格的滞后项影响播种面积。除此以外，根据经济学供需理论，价格对播种面积的影响是正向的，价格提高，播种面积增大。
1.3.3生产成本
在农户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利润最大化是农户追求的目标，利润是农产品收入与成本之差，因此生产成本对播种面积的确定也有很大的影响，成本对播种面积的影响是负的，即成本提高，播种面积减少。但是，类似于当期的出售价格，当期的生产成本不可测，本文采取成本的滞后一期作为变量。
1.3.4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是影响产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这一变量主要影响的是单产，播种面积的决定主观性较强，但是其对播种面积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3.5相关产品的价格
这里的相关产品选取了稻谷的主要替代品——小麦。虽然从饮食习惯方面来说，稻谷几乎没有替代品，但是本文是从全国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选取了与稻谷同为主要口粮的小麦作为替代品。对于小麦的当期价格不可得，因此采用小麦出售价格的滞后一期作为变量。
1.3.6农户对未来的预期
农业种植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农户对水稻种植未来预期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种植水稻的风险性的大小，农户种植风险主要是农户的收入稳定性。目前，减少农户种植风险的主要途径就是国家关于农业的政策，特别是补贴政策。根据甄霖等（2017）的分析，1990-2015年，我国的粮食补贴政策以2004年为分界线分为两个階段，因此本文对这一变量采用虚拟变量，2003年及以前取值为0，2004年及以后为1。
1.3.7非农就业机会
在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在，除了政策性因素外，非农就业机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的决定。因此，本文模型中还加入了非农就业机会这一变量。 1.4理论模型的建立
根据对模型（3）的修正，最终构建的理论模型为：
2实证分析
2.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1990-2015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模型（4）中稻谷价格与小麦价格分别为每50公斤稻谷与小麦的出售价格，成本为稻谷每亩稻谷的总成本，非农就业机会用第二与第三产业实际GDP与第一产业实际GDP的比值来代替，技术使用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
为了数据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对价格、成本类数据剔除了通胀因素，用稻谷价格、小麦价格、成本分别除以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中稻谷、小麦的指数以及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然后再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中所用的价格指数都是以1990年為基期。其中对于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中2001年的缺失值，采用对价格变化率进行回归，建立回归模型，从而确定2001年的具体的价格指数近似数。
其中，价格与成本数据来源于《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价格指数、GDP、农业机械总动力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2实证结果分析
2.2.1平稳性检验
由于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数据，首先需要对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结果见表1。
根据表1结果，各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不存在单位根问题，是平稳的，可进行时间序列数据的OSL估计。
2.2.2实证分析
用软件EViews 6.0对模型（4）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除了面积的滞后项、稻谷价格以及政策变量，其他变量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模型可能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变量进行调整，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
对比表2、表3可以发现，稻谷种植成本、小麦出售价格与技术对农户决定稻谷播种面积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原因是：（1）稻谷的需求是刚性的，其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亦是刚性的，成本的增加对稻谷供给的影响不大，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种植技术与农药方面技术的不断提高，成本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实际成本从1990年的每亩158.3元变为2015年348.2元，16年内增加一倍多，增加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成本对于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不显著。（2）稻谷与小麦虽然都是主要口粮，但是种植环境与种植区域的交集并不多，小麦对稻谷的替代性不强，不足以互补，两者之间存在关系，但相互之间的影响并不深，小麦价格对稻谷的播种面积影响不显著。（3）技术是影响供给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影响的是稻谷的产量，稻谷播种面积主要取决于农户的主观意向，技术对播种面积的影响并不显著。
由表3可以发现，对稻谷播种面积具有显著影响的分别是前一年的播种面积、稻谷价格、非农就业机会以及政策因素，且前一年价格对播种面积为正向影响，而非农就业机会对播种面积为负面影响，与预期一样。
另外，前一年播种面积对当期播种面积的影响最大，价格其次，非农就业机会影响程度最小。（1）稻谷作为主要口粮之一，其需求是刚性需求，而且农户对于国家的各种政策以及价格的变化都存在反应滞后效应，对于当期稻谷播种面积的决定主要还是受之前信息的影响，即前一年播种面积的影响，当上一期的播种面积增加1%时，当期的播种面积增加大约0.95%。（2）价格是影响农户作出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一年稻谷售价增加1%时，稻谷当期播种面积大约增加0.24%。价格是农户最能够直接接触与体验到的因素，对农户的影响效果也最显著，因此，价格对农户决定播种面积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这种现象符合经济学中的供需定理，随着稻谷出售价格的上升，农户对未来稻谷市场的预期提高，从而会增加稻谷的供给，而单产并不是农户自己所能够决定的，因此，农户会直接增加稻谷的播种面积来增加供给。除此以外，稻谷的短期价格弹性为0.23549，长期价格弹性为0.235 49/（1-0.94750）=4.49，长期弹性大于短期弹性，因此稻谷的面积调整对价格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价格变动在长期来说反应更为强烈。（3）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农户出外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且多是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因此农户进行农业播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从而播种面积会减少；但是目前来说，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我国很多地方的粮食种植由散户逐渐向农业大户大面积种植演变，对于种植大户来说，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影响相对比较小，其影响程度较小。（4）从表3中可以发现，虚拟变量对播种面积的影响是显著的，意味着在2004年前后农业政策的完善对我国稻谷播种面积存在正向影响。但是本文没有对政策进行具体的细分，因此各种政策的具体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度分析。
3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1990-2015年16年数据，构建了Nerlove供给拓展模型，分析了稻谷播种面积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稻谷种植面积的滞后一期、稻谷出售价格、非农就业机会以及政策因素对稻谷播种面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而稻谷的成本、小麦的出售价格以及农业技术对稻谷播种面积并没有显著的影响。（1）稻谷播种面积的调整对价格具有一定的时滞性。稻谷播种面积的长期价格弹性明显大于短期价格弹性，说明农户不会仅仅根据前一期稻谷价格调整稻谷播种面积，以往多个时期的价格对农户的决定也存在一定影响。（2）非农就业机会对稻谷播种面积的调整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户的外出率，从而务农的倾向就会减少，进而减少播种面积。（3）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有利于稻谷播种面积的增加。2004年以来，我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不断完善，出台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也收到很好的效果。（4）成本对农户的决定影响不显著，且小麦对稻谷的替代作用不明显。稻谷的播种成本虽然一直在增加，但其增加的幅度还不足以能够显著影响农户对稻谷播种面积的调整；而小麦与稻谷的食用地区与种植条件不同，因而两者之间的替代性并没有那么显著。
针对上文的分析，要确保稻谷的粮食安全，保证稻谷的播种面积，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提高稻谷市场的信息化程度，加快政府到农户的信息流通。农户对于价格变化的滞后性很大程度源于信息传递的滞后，因此建立健全完善的农业市场信息传递机制可以提高短期价格弹性，缩短农户对价格变化的反应时间，从而促进农户对价格作出理性的决策。
（2）加大对农业生产技术研发方面的投入，推动农业多样化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非农就业机会在以后会越来越多，因此加大技术投入，推动农业多样化发展，可以间接提高农户的农业收入，进而增加农户农业种植的机会，进而间接提高播种面积。
（3）培养新的农业种植人群结构，鼓励由农业种植散户向种植大户转变。一方面可以减少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保证稻谷种植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有利于管理，提高农业种植环境与农业市场环境。
（4）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政策，谨慎定制最低收购价格。农业补贴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户的影响很大，完善的稻谷政策能够增加稻谷的播种面积，另外，可以将政策逐渐偏向于稻谷播种大户，从而促进种植大户的发展；而最低收购价格也是直接影响农户决策的因素之一，是农户最低收入的保证，是稻谷播种农户的一颗定心丸，因此应慎重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