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载。当天，时任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的彭真便洞悉了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映。
张春桥向江青引荐姚文元
进入1965年，江青的文艺活动愈发活跃且频繁。除了在京剧改革上下力气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前一年，全国现代戏观摩会后，毛泽东也默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评论，此举等于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江青兴奋地前往上海秘密组稿。她要继1963年5月《文汇报》刊载《驳“有鬼无害”论》之后，再在上海秘密策划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次矛头依然对准历史剧，只是针对的矛头由“鬼”变成了“人”。
江青是“老上海”，最喜欢住在坐落于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几百米的锦江饭店。但江青看中上海，并不全因为锦江饭店的高档，她主要看上了这里的“才子”、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两人十分投缘。
江青这次组织大文章依然求助于这位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原本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担。可是他城府颇深，知道这次牵涉面会很广，不想得罪过多的人，于是，他向江青推荐了上海的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此人就是以后闻名全国的大笔杆子——姚文元。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出身书香门第，他不仅有才华而且早在1948年就成了中共党员。所以，张春桥才敢力荐姚文元完成江青交下的“大批判”任务。江青知道姚文元是曾受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也就欣然召见了。
姚文元在受到江青召见后，果然不负重望，自1965年8月底，定下批判《海瑞罢官》的初稿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间十异其稿。在炮制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阴谋的特点。姚文元每改一稿，均由张春桥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里，用飞机送往北京。
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史学界的著名人士，既震惊又愤慨，纷纷发表见解和写文章反击，认为这篇批评文章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是与“退田”有关，这是篡改史实、歪曲剧本原意的。仅《文汇报》就收到三千多封读者来信来稿为吴晗抱不平。
姚文元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时任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的彭真便洞悉了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映。
恰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要“远足南巡”，暂时告别他认为“空气不好”的北京。11月11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最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听罢，深觉这个回答并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于是，很不满意地说了句：“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
他随之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众口一词：“显然搞四清好。”毛泽东无奈地摇头。
离开天津后，毛泽东沿着铁路线，先后到了济南、徐州、蚌埠与南京，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一到达上海，他就看到了姚文元“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与姚文元历史上发表的文章命运一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而且是极大的重视。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指示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头”，希望能够借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沉寂局面。这块“石头”，成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北京日报》社社长也时刻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他还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表示：《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可是，北京的压力毕竟一天比一天大了。正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敢顶风不给发行。”
彭真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不得不给《北京日报》领导去电话，指示转载。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先后被迫转载姚文，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于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北京也有了江青的“笔杆子”
历史上几乎每个事件，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中，总会有一些人怀着投机心态，随风而动。12月8日在《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戚本禹在该刊发表了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因为彭真的严格把关，不允许评价《海瑞罢官》超越学术的范围，戚的这篇文章没有点吴晗的名。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尽管毛泽东也有些遗憾，总体态度肯定是支持的。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立即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戚本禹的文章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几乎同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他们希望这两篇文章能与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但是，他们的运气似乎没有姚文元那么好，两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下。力量来自北京市市长彭真。他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成员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主旨即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该提纲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讨论，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精神，中央宣传部理直气壮地将关锋、戚本禹送来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拒之门外。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这样，北京也有了江青指挥得动的“笔杆子”。江青的大本营即将移师北上了……
张春桥向江青引荐姚文元
进入1965年，江青的文艺活动愈发活跃且频繁。除了在京剧改革上下力气外，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前一年，全国现代戏观摩会后，毛泽东也默认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评论，此举等于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江青兴奋地前往上海秘密组稿。她要继1963年5月《文汇报》刊载《驳“有鬼无害”论》之后，再在上海秘密策划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次矛头依然对准历史剧，只是针对的矛头由“鬼”变成了“人”。
江青是“老上海”，最喜欢住在坐落于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几百米的锦江饭店。但江青看中上海，并不全因为锦江饭店的高档，她主要看上了这里的“才子”、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两人十分投缘。
江青这次组织大文章依然求助于这位上海市委负责人。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原本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担。可是他城府颇深，知道这次牵涉面会很广，不想得罪过多的人，于是，他向江青推荐了上海的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此人就是以后闻名全国的大笔杆子——姚文元。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出身书香门第，他不仅有才华而且早在1948年就成了中共党员。所以，张春桥才敢力荐姚文元完成江青交下的“大批判”任务。江青知道姚文元是曾受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也就欣然召见了。
姚文元在受到江青召见后，果然不负重望，自1965年8月底，定下批判《海瑞罢官》的初稿到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间十异其稿。在炮制这篇文章的整个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阴谋的特点。姚文元每改一稿，均由张春桥把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里，用飞机送往北京。
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艺术界和史学界的著名人士，既震惊又愤慨，纷纷发表见解和写文章反击，认为这篇批评文章一口咬定《海瑞罢官》的主题是与“退田”有关，这是篡改史实、歪曲剧本原意的。仅《文汇报》就收到三千多封读者来信来稿为吴晗抱不平。
姚文元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时任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的彭真便洞悉了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与此同时，江青也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映。
恰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又要“远足南巡”，暂时告别他认为“空气不好”的北京。11月11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当地工作情况。毛泽东一开始就问：“我最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荒，为人民。”毛泽东听罢，深觉这个回答并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于是，很不满意地说了句：“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
他随之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众口一词：“显然搞四清好。”毛泽东无奈地摇头。
离开天津后，毛泽东沿着铁路线，先后到了济南、徐州、蚌埠与南京，于11月19日抵达上海。一到达上海，他就看到了姚文元“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与姚文元历史上发表的文章命运一样，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再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而且是极大的重视。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指示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头”，希望能够借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沉寂局面。这块“石头”，成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北京日报》社社长也时刻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他还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表示：《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可是，北京的压力毕竟一天比一天大了。正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保持沉默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敢顶风不给发行。”
彭真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不得不给《北京日报》领导去电话，指示转载。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才先后被迫转载姚文，但都分别加上了彭真和周恩来定稿的按语。
按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要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两个按语目的都很明确：对待《海瑞罢官》的问题属于学术问题，应当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北京也有了江青的“笔杆子”
历史上几乎每个事件，特别是在重大事件中，总会有一些人怀着投机心态，随风而动。12月8日在《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戚本禹在该刊发表了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因为彭真的严格把关，不允许评价《海瑞罢官》超越学术的范围，戚的这篇文章没有点吴晗的名。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尽管毛泽东也有些遗憾，总体态度肯定是支持的。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立即于1966年1月15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戚本禹的文章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己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几乎同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一文。他们希望这两篇文章能与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但是，他们的运气似乎没有姚文元那么好，两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下。力量来自北京市市长彭真。他作为1964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成员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其主旨即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该提纲经过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讨论，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精神，中央宣传部理直气壮地将关锋、戚本禹送来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拒之门外。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4月2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这样，北京也有了江青指挥得动的“笔杆子”。江青的大本营即将移师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