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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剑诗集》断想
一
我跟吕剑说，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也读过你几十年的诗，感情驱使我对你一定要说几句话，可是我确实不善逻辑思维。后来我找了一条藏拙的办法，仿照古人的“诗话”来写上几句。这决非贬低古人的“诗话”，而是说我想学，而所学的仅是其皮毛。吕剑也认可了。
我说几十年，是指从抗日战争初期，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四十来年，而吕剑诗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的思想感情在这四十来年的大变革中，不论“雷雨天也罢，大雪天也罢”，他祝愿石竹开花，“常常闪烁”在他的梦中。这就是对家乡(祖国)的祝愿，人民的祝愿，诗的祝愿。
我总认为，诗歌应有时代的脉搏。翻开一本诗集而不能感到诗人的心是在哪一个时代跳动，为我所不取。
我还认为，一首诗总应有一点在现实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告诉读者。它区别于其他文艺表现形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更强烈地以诗人的感情向读者谈心。感情要真挚，而感情的是否崇高伟大，终究取决于诗人是否抒了人民之情。
我以为吕剑是努力这样做的。
二
翻开《吕剑诗集》(下简称《诗集》)，令人惊心地看到从一九五七到一九七八年，有二十年的空白。二十年没有听到诗人唱自己的歌，二十年窒息了诗人的呼吸。不是诗人交了白卷，而是被勒令退出了试场。
今年十月，我同吕剑一道去武夷山访问。当地的一位蛇医告诉我们，武夷有还魂草，可以封闭在石墙里经二十年再取出，给以水分阳光，仍然可以绿叶复苏。而《诗集》中的《六十自咏》写道：
相信二十年决没有白过，
不能只看经历了多少顿挫。
额上增添了几重沉思的皱纹，
因袭的古堡就是攻破了几座。
尽管作者搁笔二十年，时间的烙印在额上增添了皱纹，呵，注意，这是“沉思”的皱纹，因为有“沉思”，这“沉思”的不只是作者，而是千千万万人，因而那些被攻破的因袭古堡也不只反映于诗人的额头，也深深印入千千万万人的心中。二十年决没有白过。于是我体会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那决不是只是指三年长的时间，从语言文字等技术上下了多少工夫，而自怜地吟诗流泪，更重要地是三年辛酸生活中，提炼出两句，用这两句来说出他的所有的诗创作的辛酸，而成为“生活的课本”。
三
在南方的旅程中，吕剑谈到他过去的诗时(指的是他早年在抗日战争期中的诗)，他对那些作品给予否定，似乎不值一提。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作家往往在此一时期，否定他自己彼一时期的作品。我们搞文学评论研究工作的，也往往容易在今天否定昨天的作品。
我想起马克思把希腊神话称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我看，马克思不是说今天的作家在今天写不出那时代的思想与艺术的作品，而是放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准衡上，那是不可企及的。物质文明、思想发展到了今天，你来写那个时代的神话，那算什么样的“灵魂的工程师”呢！
提希腊神话，那是太遥远的年代的创作了，而谈中国新文学从五四运动算起，这是应从各个时期的创作中总结经验的。
我扯远了，我意是在说明吕剑在早期有一些诗是给了我深的印象的。其中如潘梓年同志早年曾在茅公主编的《文艺阵地》上著文介绍过的《大队人马回来了》。
还有《打马渡襄河》。我记得我是在一九四一年编《诗垦地》时，冀拿了一本油印诗刊给我们看，几个诗友都欣赏这首诗。诗很短，才八行，三十九个字。但充满少年的激情，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七百里风和雪，
我向东方，
打马渡襄河。
这里既寓意着走向抗日前线，而东方，又寓意着朝阳、黎明、春天、新时代，在那时代人们多么热望新时代到临，多么憎恶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因而
赶着春天去，
去丰收一个秋天。
充满着希望、朝气、青年的锐气……呵，这些可能是六十来岁的吕剑不能再写出来了的，而再写一首打马渡襄河，又岂非是可笑的事。这首诗使我想起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它有着那种激情慷慨。而时代不同，这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一首有鼓舞力的诗。
《大队人马回来了》写的是人民的子弟兵回来了，在那个时期出现于白区的报纸上，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诗中有几行写道：
告诉老杨，
快去乌龙山，
给游击队报个信，
说咱们的
大队人马回来了！
我想，当新四军、八路军正在前方和敌后展开英勇战斗时，有诗赞颂他们，很好！另外，白区的诗人作家在国民党统治区能突破封锁，发出对人民子弟兵的欢呼，也需要勇气与激情，这是文艺战士们的特殊的“游击战”。
一个时期的诗，不要轻易否定。
四
读着《诗集》，大体上感到他基本上是采取了自由式，没有严格的脚韵。甚至，有些形式很整齐的诗，读来也不觉得被形式所束缚。而且从他的某些诗看来，成为他的代表作的，正是几篇自由体诗。如前面提及的两首，以及《诗集》的压轴作《故乡的石竹花》，还有《复仇》、《不要忘了他们》等。
但是，我又从他的一些有较整齐的形式的诗中，看到作者在中外古今诗歌中汲取的营养。譬如说，当他行走于内蒙草原而写的《八个姑娘》，都是四行一节，写了她们飒爽英姿，结尾时写道：
两个骑着云青马飞奔向东，
两个骑着沙栗马飞奔向西，
两个骑着枣骝马飞奔向北，
两个骑着丁香马飞奔向南。……
这很快使我联想到古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但是，时代不同了，这八位蒙古姑娘是在旗委会学习后，“要把北京的福音传到草原”，“用歌唱般的声调互相道声再见”，而后奔向草原四方。给我们带来的是草原春色。
《羊城留别》，也使我联想到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杜诗有：“少壮能几时，鬃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但是，当“四人帮”已粉碎，而政策尚未落实，冤案尚未昭雪，两个“凡是”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之际，作者留别友人写道：
有的故人已经含冤而死，
而生者也都已鬓发苍苍。
对于死者何以为之招魂？
生者何以依然缄口未唱？
比之杜诗又有绝大的不同，鸣响着我们这时代的声音。
甚至《等待啊，追寻啊……》，使我联想到何其芳的《预言》。《什么时候你来呀》使我联想到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而《等待啊，追寻啊……》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作者充满爱情等待真理之声，追寻光明幸福之道。《什么时候你来呀》是在抗日战争出现阴霾的时刻，呼唤人民的旗帜上升。
我前面所提的几首诗都是形式整齐，音韵有致的。也是好诗。而读来并不感到形式与韵律的存在。
那么，怎么跟我说的那几篇代表作联得起来呢？于是我体会到正因为作者很好地学习了中外古今的名诗，铸一炉而冶之，于是得到了更大的自由。没有好的学习，则不善于创造。袁枚的《随园诗话》中，主张性情，而不受韵的约束。他说：“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我想，忘记了形式有两层意思，一则是不受形式的束缚；一则是运用自如，虽有某种形式，而达到“自由的王国”。总之是为了诗更好地表达诗情。何况我们是要更好地使形式也随诗情而发展。
五
但，这也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有时可能由于锤炼不够，而使诗有散文化倾向。于是在学写诗的青年人中，产生两种倾向，以为押了韵就是诗；或者以为散文分行就是诗，而不押韵是当今的风尚。这都是误解。
老诗人也可能由于逻辑思维力较强了，而当生活感性还不足时，或者感情还不达到白热时，或者艺术地加工锤炼还不够时，或者匠气加工而造作痕迹显露时，也都会使诗散文化，只有直白地叙述与说理。
我不是说这《诗集》里已有某几篇有这倾向，作者还是精选了的，而是我们要共勉。在这本《诗集》中，也有几篇显得平淡，而未能给我留下深的印象。
六
从《我的村庄》到《故乡的石竹花》是三十六年时间。作者在《我的村庄》中勾画出了在四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衰惫的图景，土地是那样硗薄，人民是那样穷困，然而：
但我们村庄也是个骄傲的村庄，
你以无比的勇敢参加了战争；
子弟兵为保卫自己的村庄，
慷慨地交出了自己的性命。
结语上还写着：
我的村庄呀，你又是多么光荣，
你要在废墟上建起新的房舍；
无情地和你的过去告别吧！
你要走上世纪的新的方向！
作者怀着热爱和希望，在四十年代抗战末期的阴霾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时写了这首诗，那个年代，正如他的《断章》中的佳句所写的要复仇的人们：
要想杀掉敌人，
高粱叶也可当刀。
时间推移到八十年代初，诗人已从青年时代的热情幻想，进入到深情的沉思。而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是开创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万世的基业，而另一方面在前进中也不可免地遇到礁石和暴风，应该说《故乡的石竹花》一诗也达到了作者的艺术的高度。他在《春天！春天！》一诗中，以“春天”的回答写道：
让东风尽快将柳条染黄，
让鸭群嬉戏湖水乍解的漪沦，
让归燕呢喃早花的初放，
让萌芽趁着时雨破土而出，
让人们心中亮出复苏的歌唱！
石竹花一诗中，没有很多地写春天带来的希望。但是，我们阅读一个诗人的诗篇，是不能只从一篇而概百篇的，要看到他的诗的轨迹。诗人在写故乡的石竹花中，写的是石竹花，而实际作者是寓花于故乡的土地、乡民，乃至祖国、人民，诗人与诗。
故乡的石竹花，
听着送粪运草的独轮车的呻吟声，
听着手拔蒿艾的妇女们的太息声，
听着牧者赶羊时吹的悒郁的牧笛，
听着父亲下地时唱的苍凉的土戏，
从夏到秋，一直开不败，
点染着我们寂真的山野。
作者还回忆到自己在家乡的简陋的小学，曾摘过它夹在课本里；想起母亲的白发，想摘一朵而插到她的鬃边；都加深了对石竹花的爱情，对故乡的深情，因而水到渠成。诗人沉吟着说：
你可知道，你可知道，
雷雨天也罢，大雪天也罢，
远方有一位你的早年的朋友，
日日夜夜地默祷你的来日吗？
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石竹花的寓意。显然，这首诗比他的《我的村庄》在艺术上是更前进了，不象《我的村庄》所写的比较单纯。
……啊，似乎我该修改我的意见了，《故乡的石竹花》好象是一首形式较整齐的诗，你看第一节以二行开始，最后一节以同样二行结束。中间有七节，又每节都以“故乡的石竹花”开始，每节都是七行，这不是很整齐的格律诗吗？但是，我应该告诉读者，我初读、再读都没有感到它的格律的存在，使我忘记它有任何整齐的形式……啊，啊，这是作者的“自度曲”，是作者自创的一种自由而整齐的形式，这也是他的艺术上的功力吧！
(《吕剑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第一版，0.56元)
一
我跟吕剑说，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也读过你几十年的诗，感情驱使我对你一定要说几句话，可是我确实不善逻辑思维。后来我找了一条藏拙的办法，仿照古人的“诗话”来写上几句。这决非贬低古人的“诗话”，而是说我想学，而所学的仅是其皮毛。吕剑也认可了。
我说几十年，是指从抗日战争初期，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四十来年，而吕剑诗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他的思想感情在这四十来年的大变革中，不论“雷雨天也罢，大雪天也罢”，他祝愿石竹开花，“常常闪烁”在他的梦中。这就是对家乡(祖国)的祝愿，人民的祝愿，诗的祝愿。
我总认为，诗歌应有时代的脉搏。翻开一本诗集而不能感到诗人的心是在哪一个时代跳动，为我所不取。
我还认为，一首诗总应有一点在现实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告诉读者。它区别于其他文艺表现形式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更强烈地以诗人的感情向读者谈心。感情要真挚，而感情的是否崇高伟大，终究取决于诗人是否抒了人民之情。
我以为吕剑是努力这样做的。
二
翻开《吕剑诗集》(下简称《诗集》)，令人惊心地看到从一九五七到一九七八年，有二十年的空白。二十年没有听到诗人唱自己的歌，二十年窒息了诗人的呼吸。不是诗人交了白卷，而是被勒令退出了试场。
今年十月，我同吕剑一道去武夷山访问。当地的一位蛇医告诉我们，武夷有还魂草，可以封闭在石墙里经二十年再取出，给以水分阳光，仍然可以绿叶复苏。而《诗集》中的《六十自咏》写道：
相信二十年决没有白过，
不能只看经历了多少顿挫。
额上增添了几重沉思的皱纹，
因袭的古堡就是攻破了几座。
尽管作者搁笔二十年，时间的烙印在额上增添了皱纹，呵，注意，这是“沉思”的皱纹，因为有“沉思”，这“沉思”的不只是作者，而是千千万万人，因而那些被攻破的因袭古堡也不只反映于诗人的额头，也深深印入千千万万人的心中。二十年决没有白过。于是我体会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那决不是只是指三年长的时间，从语言文字等技术上下了多少工夫，而自怜地吟诗流泪，更重要地是三年辛酸生活中，提炼出两句，用这两句来说出他的所有的诗创作的辛酸，而成为“生活的课本”。
三
在南方的旅程中，吕剑谈到他过去的诗时(指的是他早年在抗日战争期中的诗)，他对那些作品给予否定，似乎不值一提。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作家往往在此一时期，否定他自己彼一时期的作品。我们搞文学评论研究工作的，也往往容易在今天否定昨天的作品。
我想起马克思把希腊神话称为不可企及的高峰，我看，马克思不是说今天的作家在今天写不出那时代的思想与艺术的作品，而是放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准衡上，那是不可企及的。物质文明、思想发展到了今天，你来写那个时代的神话，那算什么样的“灵魂的工程师”呢！
提希腊神话，那是太遥远的年代的创作了，而谈中国新文学从五四运动算起，这是应从各个时期的创作中总结经验的。
我扯远了，我意是在说明吕剑在早期有一些诗是给了我深的印象的。其中如潘梓年同志早年曾在茅公主编的《文艺阵地》上著文介绍过的《大队人马回来了》。
还有《打马渡襄河》。我记得我是在一九四一年编《诗垦地》时，冀
七百里风和雪，
我向东方，
打马渡襄河。
这里既寓意着走向抗日前线，而东方，又寓意着朝阳、黎明、春天、新时代，在那时代人们多么热望新时代到临，多么憎恶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因而
赶着春天去，
去丰收一个秋天。
充满着希望、朝气、青年的锐气……呵，这些可能是六十来岁的吕剑不能再写出来了的，而再写一首打马渡襄河，又岂非是可笑的事。这首诗使我想起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它有着那种激情慷慨。而时代不同，这是在四十年代初期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下，一首有鼓舞力的诗。
《大队人马回来了》写的是人民的子弟兵回来了，在那个时期出现于白区的报纸上，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诗中有几行写道：
告诉老杨，
快去乌龙山，
给游击队报个信，
说咱们的
大队人马回来了！
我想，当新四军、八路军正在前方和敌后展开英勇战斗时，有诗赞颂他们，很好！另外，白区的诗人作家在国民党统治区能突破封锁，发出对人民子弟兵的欢呼，也需要勇气与激情，这是文艺战士们的特殊的“游击战”。
一个时期的诗，不要轻易否定。
四
读着《诗集》，大体上感到他基本上是采取了自由式，没有严格的脚韵。甚至，有些形式很整齐的诗，读来也不觉得被形式所束缚。而且从他的某些诗看来，成为他的代表作的，正是几篇自由体诗。如前面提及的两首，以及《诗集》的压轴作《故乡的石竹花》，还有《复仇》、《不要忘了他们》等。
但是，我又从他的一些有较整齐的形式的诗中，看到作者在中外古今诗歌中汲取的营养。譬如说，当他行走于内蒙草原而写的《八个姑娘》，都是四行一节，写了她们飒爽英姿，结尾时写道：
两个骑着云青马飞奔向东，
两个骑着沙栗马飞奔向西，
两个骑着枣骝马飞奔向北，
两个骑着丁香马飞奔向南。……
这很快使我联想到古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但是，时代不同了，这八位蒙古姑娘是在旗委会学习后，“要把北京的福音传到草原”，“用歌唱般的声调互相道声再见”，而后奔向草原四方。给我们带来的是草原春色。
《羊城留别》，也使我联想到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杜诗有：“少壮能几时，鬃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但是，当“四人帮”已粉碎，而政策尚未落实，冤案尚未昭雪，两个“凡是”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之际，作者留别友人写道：
有的故人已经含冤而死，
而生者也都已鬓发苍苍。
对于死者何以为之招魂？
生者何以依然缄口未唱？
比之杜诗又有绝大的不同，鸣响着我们这时代的声音。
甚至《等待啊，追寻啊……》，使我联想到何其芳的《预言》。《什么时候你来呀》使我联想到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而《等待啊，追寻啊……》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作者充满爱情等待真理之声，追寻光明幸福之道。《什么时候你来呀》是在抗日战争出现阴霾的时刻，呼唤人民的旗帜上升。
我前面所提的几首诗都是形式整齐，音韵有致的。也是好诗。而读来并不感到形式与韵律的存在。
那么，怎么跟我说的那几篇代表作联得起来呢？于是我体会到正因为作者很好地学习了中外古今的名诗，铸一炉而冶之，于是得到了更大的自由。没有好的学习，则不善于创造。袁枚的《随园诗话》中，主张性情，而不受韵的约束。他说：“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我想，忘记了形式有两层意思，一则是不受形式的束缚；一则是运用自如，虽有某种形式，而达到“自由的王国”。总之是为了诗更好地表达诗情。何况我们是要更好地使形式也随诗情而发展。
五
但，这也会有一些副作用的，有时可能由于锤炼不够，而使诗有散文化倾向。于是在学写诗的青年人中，产生两种倾向，以为押了韵就是诗；或者以为散文分行就是诗，而不押韵是当今的风尚。这都是误解。
老诗人也可能由于逻辑思维力较强了，而当生活感性还不足时，或者感情还不达到白热时，或者艺术地加工锤炼还不够时，或者匠气加工而造作痕迹显露时，也都会使诗散文化，只有直白地叙述与说理。
我不是说这《诗集》里已有某几篇有这倾向，作者还是精选了的，而是我们要共勉。在这本《诗集》中，也有几篇显得平淡，而未能给我留下深的印象。
六
从《我的村庄》到《故乡的石竹花》是三十六年时间。作者在《我的村庄》中勾画出了在四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衰惫的图景，土地是那样硗薄，人民是那样穷困，然而：
但我们村庄也是个骄傲的村庄，
你以无比的勇敢参加了战争；
子弟兵为保卫自己的村庄，
慷慨地交出了自己的性命。
结语上还写着：
我的村庄呀，你又是多么光荣，
你要在废墟上建起新的房舍；
无情地和你的过去告别吧！
你要走上世纪的新的方向！
作者怀着热爱和希望，在四十年代抗战末期的阴霾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时写了这首诗，那个年代，正如他的《断章》中的佳句所写的要复仇的人们：
要想杀掉敌人，
高粱叶也可当刀。
时间推移到八十年代初，诗人已从青年时代的热情幻想，进入到深情的沉思。而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是开创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万世的基业，而另一方面在前进中也不可免地遇到礁石和暴风，应该说《故乡的石竹花》一诗也达到了作者的艺术的高度。他在《春天！春天！》一诗中，以“春天”的回答写道：
让东风尽快将柳条染黄，
让鸭群嬉戏湖水乍解的漪沦，
让归燕呢喃早花的初放，
让萌芽趁着时雨破土而出，
让人们心中亮出复苏的歌唱！
石竹花一诗中，没有很多地写春天带来的希望。但是，我们阅读一个诗人的诗篇，是不能只从一篇而概百篇的，要看到他的诗的轨迹。诗人在写故乡的石竹花中，写的是石竹花，而实际作者是寓花于故乡的土地、乡民，乃至祖国、人民，诗人与诗。
故乡的石竹花，
听着送粪运草的独轮车的呻吟声，
听着手拔蒿艾的妇女们的太息声，
听着牧者赶羊时吹的悒郁的牧笛，
听着父亲下地时唱的苍凉的土戏，
从夏到秋，一直开不败，
点染着我们寂真的山野。
作者还回忆到自己在家乡的简陋的小学，曾摘过它夹在课本里；想起母亲的白发，想摘一朵而插到她的鬃边；都加深了对石竹花的爱情，对故乡的深情，因而水到渠成。诗人沉吟着说：
你可知道，你可知道，
雷雨天也罢，大雪天也罢，
远方有一位你的早年的朋友，
日日夜夜地默祷你的来日吗？
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石竹花的寓意。显然，这首诗比他的《我的村庄》在艺术上是更前进了，不象《我的村庄》所写的比较单纯。
……啊，似乎我该修改我的意见了，《故乡的石竹花》好象是一首形式较整齐的诗，你看第一节以二行开始，最后一节以同样二行结束。中间有七节，又每节都以“故乡的石竹花”开始，每节都是七行，这不是很整齐的格律诗吗？但是，我应该告诉读者，我初读、再读都没有感到它的格律的存在，使我忘记它有任何整齐的形式……啊，啊，这是作者的“自度曲”，是作者自创的一种自由而整齐的形式，这也是他的艺术上的功力吧！
(《吕剑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第一版，0.5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