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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走在78年前的上海街头,你一定会去买蒋光鼐牌香烟,因为那是抗日爱国的象征。你还可以看到四处悬挂的蒋光鼐肖像,这是画家蒋兆和1932年在淞沪抗战前线为他绘制的油画。当年,那幅油画被印刷成数万张,沿街张贴。
在这张画像的背面印着蒋光鼐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大战开始,他与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力保疆土,誓死为国,鏖战月余,杀敌无算,造成甲午以来抗暴却敌之第一页光荣历史,举世无不知其人焉。
蒋建国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从这幅画像上得来的。”蒋建国,蒋光鼐次子,北京市政协原副秘书长。今年6月8日,蒋光鼐去世43周年,北京中山公园的会客室里,一头白发的蒋建国先生,对记者指着黑色衬衫说,“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所以我穿着黑色衣服来了。”
违命抗日
——“军人唯知捍患守土”
1932年1月28日夜里,突然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城市的宁静,日军兵分五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阵地发动袭击。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十九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战争爆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当时任驻守淞沪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洞察到了日军的侵略动向,于是提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和动员。
1月23日,蒋光鼐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下达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虽然十九路军根据这一密令采取的行动,被军政部指责为“违命抵抗,不从军令”,但却是顺应民心,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支持。
据曾与蒋光鼐在民革共事多年的张克明介绍,日军入侵上海时,蒋光鼐正在医院养病,当下属问他打不打时,他想都没想就说打。
蒋建国说:“1931年,十九路军奉命参加‘围剿’,父亲以养病为名屡征不出。而1932年1月28日夜,一接到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电话,他立即挺身而出,驱车至龙华警备司令部与戴戟司令、十九军军长蔡廷锴共商抗敌大计。当晚,三人步行至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临时指挥部,就近指挥战斗。”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电文义正辞严:“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十九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武器装备落后。士兵多数是广东人,脚蹬草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日军指挥官少将盐泽扬言要在4个小时之内占领上海。
开战之后,日军在中国士兵英勇抗击之下,连连受挫。未得逞的日军一边提出停火要求,一边增派援军,于31日晚再次发起进攻。
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次打退日军。2月4日,日军又发动进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增兵已达1万多人,但十九路军防线仍巍然不动。盐泽因此被免职回国。
十九路军和蒋光鼐的名字开始在大江南北被人们传颂。蒋建国不无自豪地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过,延安的窑洞里也有父亲画像。”
2月6日,日军新任指挥官野村接替盐泽,兵力增到2.5万多人。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守住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与日军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迫其溃退。蒋光鼐下令,当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
然而此时,国民党政府一道道停战的命令飞来。军令如山,蒋光鼐只得收回出击命令。前方将士都为错失这个围歼敌人的良机声泪俱下。
在家族记忆中,蒋光鼐当天深夜着便装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黄晚霞说:“现在形势严峻,日军还要增兵,战火还要扩大。有些眷属已经疏散了,但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
“我母亲深明事理,与宋庆龄一起,给伤兵喂粥。参加到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伤病员的工作,每天熬一大锅鸡粥送到医院,一口一口地喂伤病员。”蒋建国说。
日军最后通牒
——“用大炮回答它!”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日军又一次易帅。
2月14日,日军陆军中将植田抵沪,兵力增至3万余人。
2月16日,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蒋介石命军政部派张治中率嫡系第五军抵沪,并命令:“着第五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
2月18日,日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父亲愤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断然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蒋光鼐一面指挥部队,一面以十九路军名义通电全国。蒋介石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蒋光鼐当即顶撞说:“这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但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同时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增援,总兵力增至8万人。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已不足5万。
“27日,父亲回绝了一切会见,独自在总指挥部里来回踱步,久久不能决断。是撤退?是坚持下去?父亲希望近在咫尺的上官云相和戴岳所部来支援。然而,他们却始终按兵不动。”蒋建国说。
3月1日,日军3万余人在浏河登陆,直接威胁中国军队侧背。下午,中央阵线被突破。当晚11时,蒋光鼐被迫含泪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
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令将第十九路军由海道输送至福建进剿红军。蒋光鼐接到军委会密令后十分难过。
“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携家眷悄然离沪,也没给蔡廷锴打招呼,经香港回到家乡广东东莞虎门。”蒋建国说。
反蒋抗日
——给儿子取名“建国”
蒋光鼐回家乡后,开鱼塘,种果树,对新任命的职务并不过问。
7月26日,蒋光鼐辞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职务,只就任驻闽绥靖主任,第十九路军交由蔡廷锴指挥。
1932年冬,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被调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兼任驻闽绥靖主任。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命第十九路军向闽赣边界推进。蒋光鼐、蔡廷锴等对此强烈不满,于是酝酿调转枪口反逆。
时过不久,各地反蒋抗日的爱国人士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纷纷到达福州,革命形势已达到高潮。蒋、蔡率领全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福建事变”,通电全国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但十九路军在蒋介石中央军重兵压境和飞机滥炸下节节败退,由于兵力悬殊,寡不敌众,最后落败。
1934年1月13日,位于福州的革命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宣称迁都漳平,实际存在时间不足两个月。蒋介石先将十九路军团级以上职务全部改由黄埔系亲信军官充任,随即撤销十九路军番号,改编为第七路军,后来又开往河南、皖南整训。至此,第十九路军被彻底消灭。
先期转移到达龙岩的蒋光鼐得知十九路军主力接受改编,大局已不可挽回,遂与粤军联系,希望陈济棠允许滞留福建的有关人员过境。陈济棠仅允许他与李济深入境,他与李济深乘飞机到达汕头,1月26日抵达香港。“陈济棠和我父亲私交不错,我父亲要过界他就同意了。”蒋建国说,“父亲其实知道福建事变这个事必然失败,父亲知道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不能把事情搞好的,早就把家属疏散到香港。我是1935年正月在香港出生的,我的名字‘建国’就是纪念那失败了的在福建成立联共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这个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建设祖国,我不说别人不知道其中缘由。”
“文革”祸及子女
——“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右派呢?”
抗战胜利后,蒋光鼐一家从香港回到广州团聚。全国解放后,蒋光鼐任第一届政协常委,蒋家到北京定居。
“文化大革命”中,蒋光鼐和几个子女都受到了冲击。
蒋建国在汇文中学读完高中后,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在快毕业时, 蒋建国遇上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是很大的,他知道他不能说什么,所以,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在行动上采取了措施。”蒋建国说:“父亲决定把我弟弟送到部队。”
在一次会议间,蒋光鼐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说,我有个儿子18岁了, 我想让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去锻炼一下, 你看如何?”
彭德怀当即表示可以, 并记下了“蒋庆渝”这个名字。“3天后海军司令部来人带庆渝去检查身体, 很快就到了大连海军工程学院上课。在北京时, 他参加过高考, 农业大学是他的第一志愿被录取了,校方根据他的高考成绩和在中学的表现,安排他当班长, 开学了, 班长却迟迟没有报到, 这时, 庆渝已经在大连了。”
蒋建国说,万万没想到的是,1958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蒋庆渝又成了他安排在“海工”的“黑苗子”、“定时炸弹”。
“父亲在‘文革’时候也受到冲击。我们家被抄家了。我们家抄完了之后第二天章士钊家被抄了。章士钊就给主席写信,毛泽东就在章士钊的信上批了,周总理借此就起草了一个13个人的保护名单,其中就有我父亲和蔡廷锴伯伯。”
让蒋建国忘不了的还有与重病的父亲的一次对话。
当时,蒋建国在病床边,父亲用没打点滴的手握着儿子的手,说:“阿国, 我看你不坏, 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右派呢?”
1967年,蒋光鼐将军辞世。蒋建国面对父亲的疑惑,至今很遗憾的是,直到去世也没有告诉他答案。
(实习生郭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下期将刊登《张自忠:日军眼中的绝代勇将》,敬请关注)
在这张画像的背面印着蒋光鼐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大战开始,他与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力保疆土,誓死为国,鏖战月余,杀敌无算,造成甲午以来抗暴却敌之第一页光荣历史,举世无不知其人焉。
蒋建国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从这幅画像上得来的。”蒋建国,蒋光鼐次子,北京市政协原副秘书长。今年6月8日,蒋光鼐去世43周年,北京中山公园的会客室里,一头白发的蒋建国先生,对记者指着黑色衬衫说,“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所以我穿着黑色衣服来了。”
违命抗日
——“军人唯知捍患守土”
1932年1月28日夜里,突然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城市的宁静,日军兵分五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阵地发动袭击。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十九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就此爆发。
战争爆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当时任驻守淞沪的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洞察到了日军的侵略动向,于是提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和动员。
1月23日,蒋光鼐召开十九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下达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虽然十九路军根据这一密令采取的行动,被军政部指责为“违命抵抗,不从军令”,但却是顺应民心,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热烈支持。
据曾与蒋光鼐在民革共事多年的张克明介绍,日军入侵上海时,蒋光鼐正在医院养病,当下属问他打不打时,他想都没想就说打。
蒋建国说:“1931年,十九路军奉命参加‘围剿’,父亲以养病为名屡征不出。而1932年1月28日夜,一接到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电话,他立即挺身而出,驱车至龙华警备司令部与戴戟司令、十九军军长蔡廷锴共商抗敌大计。当晚,三人步行至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临时指挥部,就近指挥战斗。”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电文义正辞严:“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十九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武器装备落后。士兵多数是广东人,脚蹬草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日军指挥官少将盐泽扬言要在4个小时之内占领上海。
开战之后,日军在中国士兵英勇抗击之下,连连受挫。未得逞的日军一边提出停火要求,一边增派援军,于31日晚再次发起进攻。
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次打退日军。2月4日,日军又发动进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增兵已达1万多人,但十九路军防线仍巍然不动。盐泽因此被免职回国。
十九路军和蒋光鼐的名字开始在大江南北被人们传颂。蒋建国不无自豪地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过,延安的窑洞里也有父亲画像。”
2月6日,日军新任指挥官野村接替盐泽,兵力增到2.5万多人。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守住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与日军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迫其溃退。蒋光鼐下令,当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
然而此时,国民党政府一道道停战的命令飞来。军令如山,蒋光鼐只得收回出击命令。前方将士都为错失这个围歼敌人的良机声泪俱下。
在家族记忆中,蒋光鼐当天深夜着便装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黄晚霞说:“现在形势严峻,日军还要增兵,战火还要扩大。有些眷属已经疏散了,但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
“我母亲深明事理,与宋庆龄一起,给伤兵喂粥。参加到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伤病员的工作,每天熬一大锅鸡粥送到医院,一口一口地喂伤病员。”蒋建国说。
日军最后通牒
——“用大炮回答它!”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日军又一次易帅。
2月14日,日军陆军中将植田抵沪,兵力增至3万余人。
2月16日,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蒋介石命军政部派张治中率嫡系第五军抵沪,并命令:“着第五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
2月18日,日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父亲愤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断然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蒋光鼐一面指挥部队,一面以十九路军名义通电全国。蒋介石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蒋光鼐当即顶撞说:“这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但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同时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2月27日起,上海日军又得到增援,总兵力增至8万人。当时中国守军总兵力已不足5万。
“27日,父亲回绝了一切会见,独自在总指挥部里来回踱步,久久不能决断。是撤退?是坚持下去?父亲希望近在咫尺的上官云相和戴岳所部来支援。然而,他们却始终按兵不动。”蒋建国说。
3月1日,日军3万余人在浏河登陆,直接威胁中国军队侧背。下午,中央阵线被突破。当晚11时,蒋光鼐被迫含泪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
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后,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十九路军加以整肃。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令将第十九路军由海道输送至福建进剿红军。蒋光鼐接到军委会密令后十分难过。
“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携家眷悄然离沪,也没给蔡廷锴打招呼,经香港回到家乡广东东莞虎门。”蒋建国说。
反蒋抗日
——给儿子取名“建国”
蒋光鼐回家乡后,开鱼塘,种果树,对新任命的职务并不过问。
7月26日,蒋光鼐辞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职务,只就任驻闽绥靖主任,第十九路军交由蔡廷锴指挥。
1932年冬,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被调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兼任驻闽绥靖主任。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命第十九路军向闽赣边界推进。蒋光鼐、蔡廷锴等对此强烈不满,于是酝酿调转枪口反逆。
时过不久,各地反蒋抗日的爱国人士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纷纷到达福州,革命形势已达到高潮。蒋、蔡率领全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福建事变”,通电全国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但十九路军在蒋介石中央军重兵压境和飞机滥炸下节节败退,由于兵力悬殊,寡不敌众,最后落败。
1934年1月13日,位于福州的革命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宣称迁都漳平,实际存在时间不足两个月。蒋介石先将十九路军团级以上职务全部改由黄埔系亲信军官充任,随即撤销十九路军番号,改编为第七路军,后来又开往河南、皖南整训。至此,第十九路军被彻底消灭。
先期转移到达龙岩的蒋光鼐得知十九路军主力接受改编,大局已不可挽回,遂与粤军联系,希望陈济棠允许滞留福建的有关人员过境。陈济棠仅允许他与李济深入境,他与李济深乘飞机到达汕头,1月26日抵达香港。“陈济棠和我父亲私交不错,我父亲要过界他就同意了。”蒋建国说,“父亲其实知道福建事变这个事必然失败,父亲知道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不能把事情搞好的,早就把家属疏散到香港。我是1935年正月在香港出生的,我的名字‘建国’就是纪念那失败了的在福建成立联共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这个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建设祖国,我不说别人不知道其中缘由。”
“文革”祸及子女
——“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右派呢?”
抗战胜利后,蒋光鼐一家从香港回到广州团聚。全国解放后,蒋光鼐任第一届政协常委,蒋家到北京定居。
“文化大革命”中,蒋光鼐和几个子女都受到了冲击。
蒋建国在汇文中学读完高中后,考入了中央美术学院。在快毕业时, 蒋建国遇上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扣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是很大的,他知道他不能说什么,所以,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在行动上采取了措施。”蒋建国说:“父亲决定把我弟弟送到部队。”
在一次会议间,蒋光鼐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说,我有个儿子18岁了, 我想让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去锻炼一下, 你看如何?”
彭德怀当即表示可以, 并记下了“蒋庆渝”这个名字。“3天后海军司令部来人带庆渝去检查身体, 很快就到了大连海军工程学院上课。在北京时, 他参加过高考, 农业大学是他的第一志愿被录取了,校方根据他的高考成绩和在中学的表现,安排他当班长, 开学了, 班长却迟迟没有报到, 这时, 庆渝已经在大连了。”
蒋建国说,万万没想到的是,1958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蒋庆渝又成了他安排在“海工”的“黑苗子”、“定时炸弹”。
“父亲在‘文革’时候也受到冲击。我们家被抄家了。我们家抄完了之后第二天章士钊家被抄了。章士钊就给主席写信,毛泽东就在章士钊的信上批了,周总理借此就起草了一个13个人的保护名单,其中就有我父亲和蔡廷锴伯伯。”
让蒋建国忘不了的还有与重病的父亲的一次对话。
当时,蒋建国在病床边,父亲用没打点滴的手握着儿子的手,说:“阿国, 我看你不坏, 为什么他们说你是右派呢?”
1967年,蒋光鼐将军辞世。蒋建国面对父亲的疑惑,至今很遗憾的是,直到去世也没有告诉他答案。
(实习生郭佳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下期将刊登《张自忠:日军眼中的绝代勇将》,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