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名将胡宗宪（1512—1565），字汝真，号梅林，明代南直隶徽州府绩溪县龙川（大坑口）人。据陈宏谟《忠敬堂汇录·胡襄懋公传》载：宗宪年十七补邑诸生，嘉靖甲午（1534年）举于乡，戊戌（1538年）成进士，进入仕途。先后任县令、监察御史。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经赵文华力荐，擢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代李天宠巡抚浙江。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擢兵部右侍郎代杨宜任总督。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因功加太子太保，晋兵部尚书。胡宗宪从一个七品知县到二品的兵部尚书，仅用了六年时间。这六年中，伴随他屡建功勋的是平步青云。
　　纵观胡宗宪的一生，他的命运是悲惨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内阁首辅严嵩被罢官，其子严世蕃被逮。随即，在新任内阁首辅徐阶的授意下，南京给事中陆凤仪以贪污军饷、滥征赋税、党庇严嵩等十大罪名上疏弹劾胡宗宪。十一月，任兵部尚书才两年的胡宗宪被逮捕入狱，一切职务悉数罢免，时年五十一岁。次年春，胡宗宪被革职还乡。虽然从此不问政事，但徐阶并没有因此放过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三月，以所谓“妄撰圣旨”再次对在家已两年的胡宗宪问罪。十月，将胡宗宪押赴至京，十一月初三，胡宗宪写下“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的诗句，自杀身亡，时年五十四岁。
　　由于胡宗宪的抗倭功勋与所遭遇的不公形成强烈的反差，引起正直之士的公愤。特别是因倭寇的再度猖獗进犯，人们对胡宗宪的怀念便与日俱增。一些正直之士，尤其是一些徽籍京官，如许国、鲍象贤、汪道昆等为其鸣冤叫屈。七年后的隆庆六年（1572年），胡宗宪得以平反昭雪。万历十七年（1589年），其孙胡灯奏准，御赐归葬故里绩溪朝马山，谥号“襄懋”。
　　另据《绩溪胡探秘》提供的信息，胡锦涛同志应该是胡宗宪的长房第15世孙。胡宗宪是龙川胡氏第34世，育有三子：松奇、桂奇、柏奇（35世）。胡宗宪、胡松奇派下第45世胡树铭育有四子：炳荣、炳华、炳文、炳衡（46世）。炳衡有二子：增麟、增钰（47世）。增钰是胡锦涛（48世）的父亲。由此谱牒资料推算，胡锦涛同志应是胡宗宪的长房第15世孙。
　　明代时，以日本武士、浪民、海盗、商人和中国沿海奸民组成的倭寇集团，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致使沿海各省百姓居无宁日，苦不堪言。到了嘉靖年间，倭患异常猩獗。倭寇四处流窜，侵扰内陆，掠夺财物，杀戮人民，给国家安全、民族尊严造成了严重威胁。在这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胡宗宪迎难而上，挑起了抗击倭寇、保国卫民的历史重任，出任浙江巡按御史，旋即擢升为总督，节制七省军务，全面展开抗击倭寇的正义战争。胡宗宪自任浙江巡按起，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以严嵩党事被革职，始终参与和指挥抗倭战争。此间也是中国东南沿海倭患最重的时期。他领导抗倭战争七八年，参加大小数百战，战功赫赫，为抗倭战争胜利立下卓越功绩。
　　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胡宗宪整肃军纪，赏罚分明，身先士卒，同将士共甘苦。明朝中叶，军队腐败，“法令废弛”，卫所官兵“桀骜不驯，顽钝无耻。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平居则哨探不设，临阵则纪律无闻，上熙下恬”。“脆弱之兵”“纨绔之将”，这正是明军状况的真实写照。胡宗宪认识到“赏罚明而士心益以劝，军政肃而海贼不足平”。即平定倭寇必须从整顿军政，严明赏罚，提高将士战斗力开始。胡宗宪终年坚持在抗倭第一线，运筹帷幄，指挥作战，仅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就多次亲临歼倭战场。在抗倭战斗中，胡宗宪常“辄自临阵，戎服立矢石问督战”，置生死于度外。倭寇围杭州时，他又“亲登城监视，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栗，惧为流矢所加，宗宪恬然视之”，展示了身为统帅的风范。
　　胡宗宪还重用和依靠一批抗倭将领，主张“用兵之道，任将为急”。在他手下有一批著名的抗倭将领，如戚继光、俞大猷、刘显、谭纶、唐顺之、王崇古、卢镗、任环、汤克宽、张四维及尹凤等。明廷对军队控制颇严，凡将领遇事必先奏准朝廷而后实行，往往丧失战机。鉴于此，胡宗宪建议给诸将必要的权力，“欲责其决胜，必须假以重权，临阵之际，俱得以军法从事”。如有紧急军务，允许将领“一面先行处置，一面具本奏闻”。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机智灵活，不失时机地打击倭寇。上述将领中，胡宗宪尤为器重戚继光、俞大猷，充分发挥他们的军事才能。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也就是戚继光调往浙江抗倭的次年，胡宗宪就推荐他任参将，镇守倭患最烈的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将他放在抗倭第一线。胡宗宪特别重视招募土著民兵训练参战，曾亲自“于沿海招募义勇，照依客兵支给口粮”。他大力支持戚继光训练浙兵，实现其以浙人守浙土的主张。当时义乌县乡民正同处州来的矿工为争夺采矿权展开大规模械斗，义乌乡民获得胜利。胡宗宪认为义乌乡民悍勇可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胡宗宪指派戚继光亲赴浙江义乌，精选3000名乡勇和矿工，训练成一支军纪严明的劲旅，史称这支军旅为“戚家军”。此后，戚继光率“戚家军”纵横千里，所向披靡，“先后九战九捷”，成为抗倭主力军。胡宗宪夸赞戚继光是“当今之虎臣，振古之名将”。嘉靖四十年（1561年）夏，倭寇约两万人犯台州，戚继光面对“敌众我寡”之势，分路策应，合力并击，以次歼敌。胡宗宪赞许道：“是时兵实千五百人，而一鼓殄二千贼于呼吸间，全师奏凯，可不谓奇耶？”在上疏中，他推崇戚继光“督战功最”。可见，戚继光、俞大猷对平定倭寇做出的突出贡献与胡宗宪对他们的指挥、重用是分不开的。
　　在胡宗宪的领导和指挥下，明军剿灭倭寇王直、徐海。王直、徐海长期以来在海上“南面称孤”，坐遣倭寇侵扰我东南沿海，为倭寇巨魁。胡宗宪不顾一些朝臣反对，决计剿、抚并施，铲除王、徐。他一面令戚继光、俞大猷痛击倭寇，一面派人到日本五岛招抚王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徐海、叶麻与陈东率倭数万大举入犯，胡宗宪施离间计，倭寇自相擒杀。明军抓住时机，大败徐海、陈东部。徐海投河自尽，叶麻、陈东和辛五郎并斩于嘉兴。未几，势力日蹙的王直从五岛西渡至定海，欲同徐海余部联合，但徐部已被剿灭，王直进退维谷。胡宗宪即命戚继光“督健将埋伏数匝，水陆要害，星罗棋列，鱼鸟莫渡”。同时，答应为王直请封官号，允许通商互市。王直迫于官军“兵威甚盛”及利禄诱使，投降官府。至此，王直、徐海部倭寇基本消灭，“两浙倭渐平”。在整个抗倭战争中，胡宗宪从四十四岁到五十岁短短的六年间，运筹帷幄，以其“功谋为上，角力为下”的军事战略方针，统揽全局，指挥得力，从而赢得了抗倭战争的一次又一次胜利，基本平息了倭患。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明世宗论擒获王直之功，以“宗宪矢心为国，殚竭忠谋，劳绩殊常，宜加显擢，以示激励”，擢升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 　　在抗倭期间，他转战东南沿海，多次往返于余姚，屯兵于余姚胜归山中。后人为纪念胡宗宪在余姚的业绩和抗击倭寇的战功，特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胜归山南坡雕凿了胡宗宪官服像，称为“胡公殿”。
　　胡宗宪领导东南沿海军民抗击倭寇期间，面对倭寇的威胁，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研究军事，提出经武练兵及充实边防海防的许多新鲜观点和有效措施，各具特色的军事著作纷纷问世。胡宗宪针对倭寇“去来飙忽难测”，“海涯曼衍难守”，沿海地区随时可能遭受倭寇焚掠的情况，决定建立沿海防御系统。他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并绘制沿海地图，组织人员把沿海倭情、地理形势及抗倭措施编成《筹海图编》，指导抗倭斗争。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倭寇劫掠东南沿海，南直隶昆山人郑若曾以《殄倭方略》密陈总督胡宗宪，被招聘入幕，参赞军务，在胡宗宪的组织领导下进行具体的《筹海图编》编审工作。
　　关于编辑《筹海图编》的初衷，郑若曾在“刻筹海图编引”中说得很清楚：“壬子以来，倭之变极矣，久乃得今少保梅林（即胡宗宪）公，祗承天威，殚虑纡策，元凶授馘，余党底平。当变之始作也，莅事者欲按往迹，便地利，侦鼯技，以图万全事功，而记载蔑如，无所从得，仅有日本考略，而挂纤漏巨，无关成败，咸以为恨。荆州唐公顺之谓予宜有所述，毋令后人之恨今也。稿未半，荆州不逮，陇池王公道行，顾予旅舍，困命成之。会少保公征辟赞画，参与机宜，且获从幕下诸文武士闻所未闻，越数月而书竣事…一是编也，肇意于荆州，玉成于龙池，而少保公实厘正之。其翼而辅之者，则柏泉胡公，晴江杜公拯，中方范公惟一，娄江唐公爱，洋山凌公云翼，二华唐公枢，允斋严公中，鹿门茅公坤，翔海载公冲霄，松坡黎公秀，南塘戚公继光，山南蔡君汝兰，九河俞君献可。考核地理，搜罗志史，则吾儿应龙一鸾。倾发宛委，商订义例，则丹阳邵君芳之力居多，邵君有经济之负，隐而未试，少保公所器重而宾礼者，因面命而得其相切磋云。”因此，可以认定，《筹海图编》是一部集众人之大成的著作，由胡宗宪组织领导并进行具体编审即“厘正”工作，郑若曾则是执行编纂人，这有如现在的执行主编，而胡宗宪则是编辑《筹海图编》的组织领导人，是编审和出版人。因此，后人说《筹海图编》为胡宗宪所辑议。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现行《筹海图编》共十三卷。它的编撰过程以郑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为界分为两个阶段。郑若曾在未入幕府之前已经完成了《筹海图编》前七卷部分内容的编撰，而前七卷的大部分内容及后六卷完成于胡宗宪幕府之中。在《筹海图编》第二阶段的编撰中，虽然郑若曾仍然担任着资料收集和执笔撰写等主要编撰工作，但幕府主人胡宗宪在这一阶段编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组织其幕府成员共同辅翼郑若曾完成《筹海图编》的编撰，并最终促成了此书出版刊行，而且还为《筹海图编》后期编撰特别是《筹海图编》后六卷内容的编撰贡献了自己的思路。因此，在不否认郑若曾为《筹海图编》主要编撰者的前提下，胡宗宪的编撰功绩不应该被埋没，同时“胡宗宪辑议”这种署名方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筹海图编》以“倭寇”为关注焦点，全书内容重在全面总结倭患和御倭历史，分析经验教训，探求备倭方略。卷一所载72幅“沿海山沙图”和《日本岛夷入寇之图》，
　　“综合明中期因抗倭而聚积的海防资料成果”，参考了前人已有的各种沿海图籍，用不同图形和符号标注沿海各军事、行政单位名称，以及山丘、港湾、河口、岛屿、沙洲、礁石等情况，形成了最翔实的海防图，对于掌握海防地理形势极为重要。卷二包括“王官使倭略”“倭国入贡事略”“倭国事略”和两幅《日本国图》，简要梳理中日关系的历史，对日本国情进行全面研究。卷三至卷七，分述广东、福建、浙江、直隶、山东和辽阳海疆形势。每卷首为沿海各府地图；次为“兵防考”，开列沿海各地自提督、总督、各级镇将以次沿海卫所、巡检司烽堠的分布、员额以及沿海卫所战船数量；再次为“倭变记”，编年概述该省区自明初以来历年倭患情况；最后为各省事宜，综述该省区海防地理形胜和备倭要点，这些形胜要点刚好与卷一的“沿海山沙图”相配。卷八至卷十，集中记述嘉靖倭患的情况，首以图表逐月开列惠潮、漳泉、兴福、温台、宁绍、杭嘉、苏松、常镇、淮扬区域的倭患大事，次以谱系图扼要显示十四股“昭灼人之耳目”的倭寇概况，再记平倭过程中取得的历次大捷和历年倭患中的殉难者名字、身份。最后三卷“经略考”，既有宏观层次的政略、战略思考，也有微观层次的战术、纪律、兵船、兵器等内容；既包括军事方面的战守、训练、城建、保甲，也包括经济、外交方面的内容。总之，该书图文并茂，可谓明代前中期备倭、御倭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
　　现知明嘉靖刻本《筹海图编》存五部，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和日本内阁文库。
　　四
　　钓鱼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一般所说的钓鱼岛是指钓鱼岛列岛。钓鱼岛列岛是我国东海大陆架东部边缘的一组岛群，位于我国台湾省基隆市东北92海里处，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5个岛屿和大南小岛、大北小岛、飞獭岛3个岩礁等组成，其中以钓鱼岛为最大。钓鱼岛列岛位于东海大陆架上，实为台湾大屯山之延伸，依据1960年生效的大陆架公约观点，理应为台湾岛的一部分，而日本冲绳琉球群岛则是大陆架之外的火山岛。
　　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对丧失了制海权的清政府已无忌惮之心，其内阁旮恃无恐地单方面宣称钓鱼岛为“无主岛”，厚颜无耻地宣称该岛由日本首先发现，并以此将其列入日本版图。针对日本称钓鱼岛为无主岛的说法，新华社在题为《一厢情愿，一意孤行——三问日本“购买”钓鱼岛》的文章中，即以与胡宗宪有关的史实为依据，驳斥日本“钓鱼岛是‘无主地’”的谬沦。文中说：“钓鱼岛列岛从明朝时起便已不是‘无主地’，而已由中国明朝政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1561年（明嘉靖四十年），明朝驻防东南沿海的最高将领胡宗宪与地理学家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明确将钓鱼岛等岛屿编入‘沿海山沙图’，纳入明朝的海防范围内。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做法，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范围内。1871年编写的《重纂福建通志》确定钓鱼岛隶属于台湾噶玛兰厅（即今宜兰县）。” 　　《筹海图编》的内容中含有“舆地总图”“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等多幅地图。由72幅地图组成的“沿海山沙图”，反映了南起广东沿海的防城营，北至辽东鸭绿江畔的中国整个沿海地区的山川、岛屿、地形地物分布状况。面对广袤的海疆，明朝试图运用一套系统有效的地理管理手段，对沿海疆域划区防御，在空间中讲求抗倭权力运筹，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一套服务于抗倭斗争需要的疆域舆图学。《筹海图编》所述东南沿海江防、海防区域各岛屿，皆为采用计里画方之法绘制沿海图，茅坤序称此书“首括诸道之绾海而州，与其诸岛之错海而峙者为图”，“次之为事略”。其中对于沿海诸岛的绘图和描述则为全书之重，诚如书中凡例所云：“不按图籍不可以知厄塞，不审形势不可以施经略。边海自粤抵辽延袤八千五百余里，皆倭奴诸岛出没之处，地形或凸人海中，或海凹入内地，故备倭之制，有当三面设险者，有当一面设险者，必因地定策，非出悬断。”《筹海图编》所绘海防图有《广东沿海山沙图》《福建沿海山沙图》《浙江沿海山沙图》《直隶沿海山沙图》《山东沿海山沙图》和《辽东沿海山沙图》。颇值称道者，在《福建沿海山沙图》中绘制了“钓鱼屿”和“赤屿”的地形图，亦即明代的海防图已将其作为中国的领土列入防区。书中卷二对于“钓鱼屿”和“赤屿”进行了描述，云：“钓鱼屿北边过十更船，南风用单卯针，东南风用单卯针或用乙卯针。四更船至黄麻屿，黄麻屿北边过船便是赤屿。五更船，南风用甲卯针，东南风用单卯针，西南风用单甲针或用单乙针，十更船至赤坎屿。”“钓鱼屿”和“赤屿”即今所称的“钓鱼岛”和“赤尾屿”，《筹海图编》的记载雄辩地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具有充分的历史根据。
　　《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内容详备而又完整的海防军事地形图，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续之者有《海防考》《海防类考》《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武备志》《武备秘书》诸书，大都承袭《筹海图编》，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入海防巡检范围。至清代《台海使槎录》《重修台湾府志》《重纂福建通志》《皇朝中外一统舆图》等均明确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入中国领土管辖范围。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海防地图中，当属《筹海图编》最权威，因为它是当时的浙江总督胡宗宪牵头完成的抗倭资料，当属政府行为。该地图反映了在这个海域里，大大小小岛屿的命名都以中国的命名方式进行，凸显了中华命名形、音、意三结合的重要特征。同时，所有的岛屿名称都经过了明朝政府的反复核定，正式确立了最常用的岛屿名称。该图是明朝政府经营管辖沿海岛屿的最原始的地图记录，其中明确地记入了鸡笼山、花瓶山、彭加山、钓鱼屿、橄榄山、黄毛山、赤屿等岛屿，乃是中华海山一道天然的岛屿石链。它们是明朝政府水军防倭御寇必到的海域，也是浙江、福建沿海及台湾民众前往捕鱼的渔场。将钓鱼岛等岛屿明确纳入中国福建省管辖范围，是中国明朝政府管辖经营中国东海沿海广大海域的重要成就，为清朝政府经营海疆奠定了主权领土与主权海域的舆图文献基础。
　　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古代中国对钓鱼岛的发现以及命名，足以证明中国对钓鱼岛享有先占的初步权利。其次，中国政府在抗倭时期所形成的对钓鱼岛进行有效的海防、管辖措施等行为，已经充分地符合先占中关于有效占领的要求。自古以来，在中国有效占领钓鱼岛之前，钓鱼岛不存在被其他国家占有过，为此，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结论是不容争辩的。
　　《筹海图编》第一次在福建海防上明确标注钓鱼岛方位，胡宗宪应该是将钓鱼岛划归中国领土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