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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所引《诗经》以雅诗为最。他把歌奏于朝廷的雅诗义用来劝诫君王，表达对百姓的同情，可以说把圣诗进行了人化和俗化。本文通过对其雅诗的引用归纳和分析，探讨孟子强烈的民俗意识。
关键词：孟子 《诗经》 雅诗 义用 俗化
《孟子》一书共引《诗经》36次，有28处23篇都引自雅诗，其中大雅20处15篇，小雅8处8篇，在这之中，又有3处是对话时别人所引，他自己引用的是17处。
一、孟子对《诗经》的义用
我们首先来看孟子引雅诗《文王》的情况，共4处，其中有一处是重复引用。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赞扬文王“修德以配天命”，获得更多的福分。“命”，本指的是天命，孟子引申为文王之道——仁政。孟子认为只有学习先王的仁政，恶辱而居仁，重视自身道德的修养，同时也尊敬士人，使仁者居位而施仁，才能使国家安定富强；在《离娄》中，孟子以此句来说明行为若没收到预期的效果，就应该反思自身是否做得得体、到位。只有自己“身正”才能使“天下归之”，从而求得更多的福分。“配命”在孟子的义用中，已不再是尊天命，而应理解为遵循自己的合理行为原则。孟子认为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君子要有仁德之心、仁德之行，士人要“立于人之本朝”，求见诸侯应该有自己的原则、解气，这也就是它“不失其驰，舍矢如破”的观点。孟子对《诗经》的引用是他坚持仁政立场的理论基础。原诗本指按照规矩法度驾车，箭一放就能射中目标，而孟子借之说明士人要出仕，最根本的是推行其学说和主张，要敢于拒绝偏离正轨的召唤，不能与之同流合污。若士人站在本朝的立场上思考行事，而本朝却处于“道不行”的时代，那么这是应该感到耻辱的。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在孟子看来，诸侯权贵拥有的是名利和爵位，而有志之士则拥有仁义节操、圣贤之法。士人不能为了个体利害、贵贱得失而“枉道而从彼”。虽然孟子提倡“君君”，可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盲目地愚忠。他首先考虑到的是作为“人”本身的气节、精神。人，特别是士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高尚的人格，善于辨别“君”是否值得去“尊”。如果君有道，那“君君”则是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君无道，那么“君君”已经违背了做“人”的原则，则不可效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本意是说文王为天所佑，革新周朝旧制，使之昌盛兴旺。《滕文公》中孟子则引用来说明治理国家应该关注民事，“恭俭礼先，取于民有制”，“设立学校以明人伦”。《文王》歌颂的是文王的功绩：受天命、行仁政，得其民、得其心。孟子之所以反复引用《文王》的章句，都是以之为论据来强调统治天下必须要以文王之道——仁政。孟子在谈圣人之道实施的过程中是离不开“民”的，他对“民”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对雅诗的义解也很自然地倾向于民化——也就是俗化。
《滕文公上》处处透露着孟子“以民为始”的思想，圣人在洪水泛滥、禽兽逼人的恶劣条件下，带领人民辛勤劳作，使“中国可得而食”，“人得平土而居”。显然，圣人之德的成败是以人民的利益的实现为衡量标准的。这是他“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孟子还认为治理国家要得民心，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实施教化，即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是“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士人和百姓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各自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言行和举止都不能超越身份的界限，在下则尽下事，“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所以他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行为规范。
二、义用——对《诗经》的俗化
除了士人、大臣外，孟子认为历来被当做“圣”的君主也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在《万章上》中他同样义用了《下武》中的“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来说明舜道德之高。舜即使做了君王仍对尧非常恭敬，也非常孝敬父亲，把“以天下养父母”作为最高的孝养。这样，君王不再作为一个“圣”存在，而是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的人。由此，对神圣的君王的颂扬便向普通人性的美善过渡、俗化。而《梁惠王上》中所引用《绵》古公亶父之“好色也是”，旨在说明古公亶父即使偏爱绿色也并不妨碍他建立周朝的功绩。很明显，孟子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把圣人描绘成一个好色之人，这也是一个对先贤俗化的例子。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王赫斯怒”旨在说明文王尤勇，一怒而安天下，这是大勇，以规劝齐宣王好勇而无错，即不要好“匹夫”之勇，而应好“天子”之勇。“怒”在原诗中指的是文王作为一国之君看到国家被侵略的威怒，而不是个人的喜怒，但孟子则用以指个人的喜怒情感，以劝诫宣王。
《公孙丑上》：“麒麟之於走兽，鳳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聖人之於民，亦类也。”《梁惠王章句上》：“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亏心于天，二乐也；得天下英雄而教育之，三乐也。”作为圣人的君，也是一个有情之人，他有爱心、有仁心，这种仁爱之心是要自己内心坦荡，无愧于天地，编辑天下则是父母兄弟无恙，百姓得到教化，这三乐都是以人为出发点，都是对人本身的关怀，既体现了百姓的利益受到重视，体现了君主对民的重视，也体现了君主自身的品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孟子以圣人为人，还圣以俗的俗化倾向。所以《诗经》中文王的圣行在孟子引用下已不再是纯粹的颂德之作，而是充满着“人性”气息了。
他把在宫殿里歌功颂德的朝廷之乐，义用来阐释他的民本思想，使之充满了“民利”色彩，而其中对民意的强调，使雅诗由圣人之作向民俗之作转化，在意义和思想倾向上走向民间，将圣人的品格还原于人，将圣人的德行推向民众的利益，使雅诗的俗化倾向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
三、义用与俗化——孟子的民本观
孟子对士人的品格要求，对“圣”的人化和俗化，还不足以证明他对民的关怀，只有当二者充分结合起来的时候，俗化才真正体现出它的民本内涵。
“不衍不忘，率由旧章。”本是赞美周成王能遵循旧章，善于安民，使用贤臣，为人爱戴。孟子以之来论证有仁心仁德却不遵循先王之道，是不足以使百姓蒙受其恩泽，不足以使民心归附、安定天下的。如果施以“不忍人之政”便会“覆天下”。不仁者在位，只会播其恶于民众，出现“上无道，下无义，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的后果。所以孟子以殷为鉴，引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来规诫统治者要吸取殷朝的暴政教训。而在此句中，原诗的“不远”应该指时间上的近。《荡》是周大夫警睫暴君，希望他吸取前代之教训。殷商纣王正因为暴政，失去民心，周朝才得以灭而代之。若重复其暴政，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民心归顺，“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社会由乱而治的变迁。孟子引雅诗旨在奉劝当权者的行为应以民心的安抚和归顺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民心相背的理性思考，这在剥削阶级社会不能不算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呼声。这样，孟子便把对圣人、士人的人格要求与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完成了他对雅诗义用的人化和俗化。
综上所述，《孟子》对雅诗的义用实际上带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色彩，他敢于把歌奏于朝廷、歌颂帝王功绩的充满神圣意味的雅诗拿来为广大百姓说话，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同时也要求君王应该以“人”的身份去行仁政，使雅诗趋于人化、平民化、俗化，这也算是对《诗经》诗意的一个人道主义的诠释。
参考文献
[1]董运庭.传统诗经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2]董洪利.“亚圣”的思想——《孟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
关键词：孟子 《诗经》 雅诗 义用 俗化
《孟子》一书共引《诗经》36次，有28处23篇都引自雅诗，其中大雅20处15篇，小雅8处8篇，在这之中，又有3处是对话时别人所引，他自己引用的是17处。
一、孟子对《诗经》的义用
我们首先来看孟子引雅诗《文王》的情况，共4处，其中有一处是重复引用。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是赞扬文王“修德以配天命”，获得更多的福分。“命”，本指的是天命，孟子引申为文王之道——仁政。孟子认为只有学习先王的仁政，恶辱而居仁，重视自身道德的修养，同时也尊敬士人，使仁者居位而施仁，才能使国家安定富强；在《离娄》中，孟子以此句来说明行为若没收到预期的效果，就应该反思自身是否做得得体、到位。只有自己“身正”才能使“天下归之”，从而求得更多的福分。“配命”在孟子的义用中，已不再是尊天命，而应理解为遵循自己的合理行为原则。孟子认为个人应该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君子要有仁德之心、仁德之行，士人要“立于人之本朝”，求见诸侯应该有自己的原则、解气，这也就是它“不失其驰，舍矢如破”的观点。孟子对《诗经》的引用是他坚持仁政立场的理论基础。原诗本指按照规矩法度驾车，箭一放就能射中目标，而孟子借之说明士人要出仕，最根本的是推行其学说和主张，要敢于拒绝偏离正轨的召唤，不能与之同流合污。若士人站在本朝的立场上思考行事，而本朝却处于“道不行”的时代，那么这是应该感到耻辱的。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在孟子看来，诸侯权贵拥有的是名利和爵位，而有志之士则拥有仁义节操、圣贤之法。士人不能为了个体利害、贵贱得失而“枉道而从彼”。虽然孟子提倡“君君”，可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盲目地愚忠。他首先考虑到的是作为“人”本身的气节、精神。人，特别是士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和高尚的人格，善于辨别“君”是否值得去“尊”。如果君有道，那“君君”则是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君无道，那么“君君”已经违背了做“人”的原则，则不可效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本意是说文王为天所佑，革新周朝旧制，使之昌盛兴旺。《滕文公》中孟子则引用来说明治理国家应该关注民事，“恭俭礼先，取于民有制”，“设立学校以明人伦”。《文王》歌颂的是文王的功绩：受天命、行仁政，得其民、得其心。孟子之所以反复引用《文王》的章句，都是以之为论据来强调统治天下必须要以文王之道——仁政。孟子在谈圣人之道实施的过程中是离不开“民”的，他对“民”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所以对雅诗的义解也很自然地倾向于民化——也就是俗化。
《滕文公上》处处透露着孟子“以民为始”的思想，圣人在洪水泛滥、禽兽逼人的恶劣条件下，带领人民辛勤劳作，使“中国可得而食”，“人得平土而居”。显然，圣人之德的成败是以人民的利益的实现为衡量标准的。这是他“以民为本”思想的体现。孟子还认为治理国家要得民心，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实施教化，即要“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是“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士人和百姓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各自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言行和举止都不能超越身份的界限，在下则尽下事，“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所以他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行为规范。
二、义用——对《诗经》的俗化
除了士人、大臣外，孟子认为历来被当做“圣”的君主也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在《万章上》中他同样义用了《下武》中的“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来说明舜道德之高。舜即使做了君王仍对尧非常恭敬，也非常孝敬父亲，把“以天下养父母”作为最高的孝养。这样，君王不再作为一个“圣”存在，而是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的人。由此，对神圣的君王的颂扬便向普通人性的美善过渡、俗化。而《梁惠王上》中所引用《绵》古公亶父之“好色也是”，旨在说明古公亶父即使偏爱绿色也并不妨碍他建立周朝的功绩。很明显，孟子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把圣人描绘成一个好色之人，这也是一个对先贤俗化的例子。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王赫斯怒”旨在说明文王尤勇，一怒而安天下，这是大勇，以规劝齐宣王好勇而无错，即不要好“匹夫”之勇，而应好“天子”之勇。“怒”在原诗中指的是文王作为一国之君看到国家被侵略的威怒，而不是个人的喜怒，但孟子则用以指个人的喜怒情感，以劝诫宣王。
《公孙丑上》：“麒麟之於走兽，鳳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聖人之於民，亦类也。”《梁惠王章句上》：“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亏心于天，二乐也；得天下英雄而教育之，三乐也。”作为圣人的君，也是一个有情之人，他有爱心、有仁心，这种仁爱之心是要自己内心坦荡，无愧于天地，编辑天下则是父母兄弟无恙，百姓得到教化，这三乐都是以人为出发点，都是对人本身的关怀，既体现了百姓的利益受到重视，体现了君主对民的重视，也体现了君主自身的品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孟子以圣人为人，还圣以俗的俗化倾向。所以《诗经》中文王的圣行在孟子引用下已不再是纯粹的颂德之作，而是充满着“人性”气息了。
他把在宫殿里歌功颂德的朝廷之乐，义用来阐释他的民本思想，使之充满了“民利”色彩，而其中对民意的强调，使雅诗由圣人之作向民俗之作转化，在意义和思想倾向上走向民间，将圣人的品格还原于人，将圣人的德行推向民众的利益，使雅诗的俗化倾向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
三、义用与俗化——孟子的民本观
孟子对士人的品格要求，对“圣”的人化和俗化，还不足以证明他对民的关怀，只有当二者充分结合起来的时候，俗化才真正体现出它的民本内涵。
“不衍不忘，率由旧章。”本是赞美周成王能遵循旧章，善于安民，使用贤臣，为人爱戴。孟子以之来论证有仁心仁德却不遵循先王之道，是不足以使百姓蒙受其恩泽，不足以使民心归附、安定天下的。如果施以“不忍人之政”便会“覆天下”。不仁者在位，只会播其恶于民众，出现“上无道，下无义，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的后果。所以孟子以殷为鉴，引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来规诫统治者要吸取殷朝的暴政教训。而在此句中，原诗的“不远”应该指时间上的近。《荡》是周大夫警睫暴君，希望他吸取前代之教训。殷商纣王正因为暴政，失去民心，周朝才得以灭而代之。若重复其暴政，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民心归顺，“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社会由乱而治的变迁。孟子引雅诗旨在奉劝当权者的行为应以民心的安抚和归顺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对民心相背的理性思考，这在剥削阶级社会不能不算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呼声。这样，孟子便把对圣人、士人的人格要求与人民利益结合起来，完成了他对雅诗义用的人化和俗化。
综上所述，《孟子》对雅诗的义用实际上带有一种人道主义的色彩，他敢于把歌奏于朝廷、歌颂帝王功绩的充满神圣意味的雅诗拿来为广大百姓说话，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同时也要求君王应该以“人”的身份去行仁政，使雅诗趋于人化、平民化、俗化，这也算是对《诗经》诗意的一个人道主义的诠释。
参考文献
[1]董运庭.传统诗经学的现代诠释[M].北京：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
[2]董洪利.“亚圣”的思想——《孟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