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教育舞台的大幕徐徐拉开，百家争鸣，弥散着各异的声音，共同奏响民国教育历史的曲音。现在，张兴龙先生所著的《乱世犹闻读书声：中国教育1912─1937》一书，让人们看到，以“教育救国”的那代人，对他们来说，教育不仅是职业，更是理想。
　　《乱世犹闻读书声》以写民国教育为主题，通过展现蔡元培、马相伯、鲁迅、张伯苓、王国维、晏阳初、罗家伦、陶行知八位先生在教育上的亲身诠释，梳理中国现代教育在1912─1937年26年间的发展路程，追慕远风，透析当下。八位先生教育理念虽有不同，但追求民主、自由之精神万变不离其宗，提倡通识教育，因为“有才无德，只会沦为小人”。作者重点指出，一切对民国教育的叙事，都应该注意“活着的民国教育”，即在教育史上的意义，特别是对当下教育的影响，而不是沉溺于“死的民国教育”，即关于民国教育的大量历史文献。基于此，我们对民国教育的追溯和探索，才能对时下饱受诟病的应试教育有所补益。
　　民国教育在夹缝中发展，却也享受了好处，那就是思想文化界前所未有的“自由”。张伯苓像魔术师一样，在混乱的民国年代，在政治斗争漩涡的天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旧式封建家馆变成新式学校，而且是一所不媚洋、不媚俗的，完全符合中国本土化、地方化的南开大学。军阀们对南开的捐助，前后共计150多万大洋。对于他们的捐款，许多人担心一旦接受就会让南开大学沾染不良名声，但是，张伯苓的回答极富辩证色彩：“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张伯苓一方面注重对学生实际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让学生融入现实社会，另一方面则重视“新道德”教育。
　　民国教育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各不相同，但丝毫也不能磨灭他们为民国教育发展所作的努力。他们国学功底扎实，又具有海外游学经历。这种中西兼修的知识体系，使得他们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10年里，政府首脑更迭如同走马灯，总统换了5个，总理换了30次。蔡元培因各种原因，先后7次辞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历届政府都不批准蔡的辞职申请。即使蛮横粗暴的军阀主政，也认为蔡是最理想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整饬了民国学制，铸就了北大精神，泽被后世教育，让军阀政客、学者名流、顽固派、复辟派、封建遗老无不折服，成了独一无二的校长。
　　作者把目光聚焦于民国教育家身上，缘于他们教育理想的自由赤诚。例如，马相伯的教育理念是强国，而强国首先要求每个受教育者爱国。民国初年，一大批军人为了个人私利，对上司颇为不满，军人们相互争吵，甚至剑拔弩张，气氛极其紧张。马相伯给这批谁也不服谁的军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妈子看护小主人，日夜辛苦，须得报酬；但是皇太后抚养皇帝，皇后抚养太子，虽然她们是在抚养一国的君主，功劳比老妈子看护小主人大得不可比较，然而皇太后、皇后却不曾要报酬、要工钱。诸位，你们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皇太后、皇后，而不是我们中华民国雇来的老妈子！你们的功劳辛苦虽大，却都是分所当然。”马相伯的一席话，让这批军人彻底没了脾气，这是他政治教育理念的最佳范本。
　　民国之初，欧美教育在学校里遍地开花，却没有结出令人期待的果实。随后，知识分子不再盲目狂热，终成民族化、本土化的旋律。比如，王国维推行职业教育，晏阳初实行平民教育。立志平民教育事业，必须有甘心做平民的决心。坚辞优厚安逸的外交部工作就是平民教育家的一种风范，能耐得住乡村的寂寞和清苦，则是晏阳初在20年代表现出来的另一种风范。张学良听说晏阳初到乡下搞平民教育以毛驴代步，甚为辛苦，于是专门派人送了一辆小汽车备晏阳初使用。晏再三推辞，无奈张诚意要送，只得先收下。但他随即就将汽车卖出，所得银元悉数作为平民教育的活动经费，自己则依旧以毛驴代步下乡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其高超的风范让人尊敬。
　　现在我们怀念民国教育不是怀旧，而是一种寻找。寻找如何汲取民国时代教育的自由、个性与优雅，消除当下教育的功利、世俗与急躁，为当下教育无法回答的“钱学森之问”寻找另一种可能。所以，回眸民国教育历史中的点点滴滴，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的启示和警醒意义。
　　（编辑 蓝 忆）